托派人士谈2023年

傑瑞米柯賓

被消失的部長們

中共最近爆發的內鬥的激烈程度之甚，中國五名國務委員中的兩名在過去幾個月內被免職及消失。這兩位國務委員都是習近平親自提拔的親信。兩人是自6月以來就消失的前外交部長秦剛，以及8月在同樣地消失的前國防部長李尚福。兩人都正在接受調查，秦剛是涉嫌“違反國家安全”，而李尚福可能涉及貪腐問題（尚未得到官方證實）。進行此類指控可謂中共清洗中的標準做法，但通常背後暗藏著這些官員踏入的政治雷區，比如密謀、挑戰或損害最高領導層的權威。

就秦剛而言，如果我們忽視中共“道德警察”、以及他擔任駐美國大使期間的婚外情指控，那麽導致他被免職的最可能原因，大概就是他在氣球事件後，對於與美國的外交來往事務處理不當。經過幾次斷斷續續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於6月前往北京，其使命是“穩定”關系，並為新一次拜習會打下基礎。

但當布林肯在北京會見習近平，並坐在離習近平很遠的位置、一張不尋常的馬蹄形會議桌的一邊時，此種被視作耍花樣的行徑激怒了美方，仿佛座位安排的靈感出自卓別林的電影《大獨裁者》中的某個著名場景一般。座位安排是由外交部長秦剛安排的，美方顯然對此感到不滿。

幾天後，拜登在一次競選活動上稱習近平為“獨裁者”。在同一次演講中，他說：“習近平之所以非常不高興，是因為當我下令擊落那個裝有兩大箱間諜設備的氣球時，他不知道氣球在那里。”這一說法很可能是真實的，並且比起被指出是獨裁者，更能擊中習近平的軟肋。不管拜登的話是否有這樣的意思，中方的確將此言解讀為：有意批判中方對待布林肯有失禮節。四天後，秦剛也成為中國“被消失”大軍中的一員。

這可能是因為中共部分官員認為秦剛的做法太過火，擔心將觸發美國更大反彈。我們看到，在如此高壓的環境下，一個相對較小的外交錯誤就造成一名官員被免職。連習“皇帝”都無法平息事態。這突顯了中共高層的局勢變得多麽不穩定。

去年10月二十大後，以已故的李克強為首的反習派基本上被擊潰。各派系權力鬥爭為主的舊模式已經終結。反習聲音散落在黨國機器的各部分。但矛盾的是，這使得當前不再按派別組織的權力鬥爭變得更難預測，也更難不暴露於公眾。另一例便是媒體爆料新總理李強坐擁巨額家產。在中國對於媒體全面控制的情況下，這很可能也是國家內部權力鬥爭的表現。

對拜登的壓力

隨著今年即將結束，美方也面臨與習近平會面成功的壓力，從而平息美國一些重要盟友、以及華爾街對中美沖突是否會在短期內失控、或將走向軍事對抗的擔憂。美國經濟盡管存在顯見的脆弱性，但可能不會像中國資本主義那樣陷入“日本化”的絕望困境，然而從以色列對加沙的圍堵之戰、烏克蘭戰爭的僵局，到特朗普（民調領先拜登2-4%）的歸來，拜登面臨越來越多的挑戰。

正如在印尼的會議上，美方談到建立“護欄”來限制對抗那樣，拜登在舊金山向習近平談到：“避免（中美競爭）演變成沖突或意外沖突”。事實上，兩個帝國主義超級強權之間的爭鬥正在升級，這些只言片語只是讓旁觀者鎮定下來、相信這些政權“負責”並完全“受控”——與顯現的一切截然相反的東西。

這兩位國家領導人確實達成了一些微小、但相當模糊的協議，來佐證他們有關會談取得“進展”的說詞。中、美兩國軍隊互相溝通，因中方抗議佩洛西2022年訪台而被中方叫停，如今則將恢覆雙方來往。即使在這件事上，北京仍堅持將“在平等和尊重基礎上（恢覆兩軍高層溝通）”納入協議，這表明該協議的基礎也不穩固。雙方也同意成立一個“工作組”來打擊芬太尼從中國流入美國，並成立另一個“工作組”來探討人工智能的風險。

在拜習會的誤導幻象背後，現實世界比一年前還要再危險。中、美各自領導的集團之間的冷戰沒有表現出任何實質緩和跡象。亞洲的軍備競賽正在加速（見第23頁的文章），華盛頓、北京和布魯塞爾（歐盟）正在推出大量保護主義政策。10月，拜登加強了美國對華科技制裁。雙方都在表面上進行“會談”，同時強化冷戰戰略。

11月17日，《日經亞洲》中國問題資深記者中澤克二表示，他認為沒有采取足夠的具體措施來緩解對抗。“這還不足以讓習近平挽回面子，”他補充道，“現在的問題是中美關系緩和會持續多久。半個月？一個月？也許三個月？”

鄭州夫妻維權被毆　群眾不再相信虛假“中國夢”

11月15日，全網擁有超過45萬以上粉絲的“亮亮麗君”夫妻直播前往融創維權，遭到了融創方面的暴力圍毆。2021年，夫妻倆購買了鄭州融創中永中原大觀的一套期房，但這個樓盤在2022年夏天陷入停工，並陷入爛尾。夫妻兩人開始用短視頻記錄該項目的發展和維權經歷，引發網友的關注。根據亮亮麗君夫妻自述，當時工作人員將所有燈光關閉，並疑似啟動了信號屏蔽儀，直播開始卡頓、掉線。他們意識到情況不對，想要離開，卻遭到了數名男子的圍毆，妻子的手機被搶走，夫妻倆的車胎被紮破。根據網上曝光的視頻，可以明顯聽到數名男子在討論打人事宜。

與過去的爛尾樓抗議維權案例相比，首先，亮亮麗君夫妻當天僅僅是想討要融創當初承諾的“買房返現”的兩萬元，以周轉自己的信用卡。如果說融創資金鏈斷裂，無法交房，那麽融創沒有任何理由來拒絕亮亮麗君夫妻只要兩萬元返現的訴求。並且當時亮亮麗君夫妻得知，融創的一個樓盤正在舉辦活動。這戳穿了房地產商過去用來搪塞業主的“我們也沒錢”的謊言。他們寧可把錢用來舉辦活動，也不願意履行承諾。對於融創來說，如果給一個業主履行了承諾，那麽接下來將有更多的業主前來維權。因此，他們寧可在廣大群眾的關注下打人，也不願意完成自己本來就應該做的事。更何況當地的警方也和融創沆瀣一氣，即使融創打人證據確鑿也不會受到什麽懲罰。事後，有網友到融創的辦公室門口鳴不公，被融創叫來的警察當場驅趕。事件將令更多爛尾樓受害者對發展商的不滿，並使他們感到要集體追討才有可能得到合理賠償。這正是中共政府最害怕的地方。

不配得到中國夢？

其次，亮亮麗君夫妻在過去的視頻中一直以樂觀積極的態度來面對生活，他們代表了很多盡管對中共越發不滿，但仍對未來抱有一定幻想的群眾。習近平上任以來，多次提到“中國夢”就是要“人民幸福”，很多群眾對此抱有幻想，認為自己只要努力勤奮，就可以過上更好的生活。在很多網友看來，亮亮麗君夫妻的經歷就是標準的“努力勤奮”、“不抱怨，相信國家”、“合法維權”，但他們仍遭到了資本主義的“鐵拳”。中國自媒體人任沖昊評論說：“連最勤勞、最守法、最樂觀的公民都不配得到中國夢？……小夫妻挨打，中國人臉疼”。他的報道幾小時內被觀看超過300萬次，第二天被刪除。 《三聯生活周刊》評論夫妻倆是“非暴力討債被暴力中止”。

事件爆發後，中共立馬向各方單位施壓，他們打電話到亮亮麗君夫妻公司，要求開除他們。亮亮麗君夫妻被迫離職，回到鄉下老家。之後，他們的網絡賬號也被禁言。在亮亮麗君夫妻的網絡賬號被封殺前，他們發微博說：“以前是讀歷史，此刻我的經歷就是歷史，我橫豎不理解，為什麽？”這也是廣大群眾在日漸惡化的經濟形勢面前提出的問題。他們在過去一直聽到資本主義的“未來會越來越好”的虛假承諾，但事實並不會像資本主義所描述的那樣發展。中共過去高速的經濟增長只是通過剝削勞動群眾和透支未來。馬克思指出，統治階級總是把本階級的特殊利益說成是符合整個社會的普遍利益，“虛假意識”的產生根本上是統治階級為了在意識形態領域維護其統治合法性，掩蓋其剝削的本質。隨著經濟日益惡化，統治階級越來越不能兌現他們的承諾，甚至原本的一些民生福利也會被收回。例如說在很多省份出現了養老金和公務員工資的虧空，有地區的公務員爆料已經連續幾個月沒有拿到工資。

社會主義者指出，中共根本不是什麽社會主義，而是獨裁的資本主義政權，他們的首要任務是維護資本主義和自身的存活。因此，面對群眾的訴求，他們會更傾向於鎮壓，而不是解決群眾的問題。在這個資本主義面臨巨大的危機的時代，應該立即停止對中共的一切幻想，尋求新的出路。這就要求一個革命性的政治綱領和一場工人階級領導的社會革命，才能推翻獨裁資本主義，建立社會主義的替代方案。

反清零、反專制抗爭一周年

去年十一月，中國群眾因為不忍習近平的清零政策，以悼念新疆烏魯木齊的火災受難者為導火線，引發了全國至少21省爆發了72場抗議行動。估計全國約有五萬人參與。以中國人口來計算，參與人數仍是少數，但已是自從幾近打倒中共政權的八九天安門廣場民主運動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抗議。

潛力猶在

在去年運動迅速退潮後，我們指出群眾運動的潛力只是暫時被壓制下去，但群眾意識的發展只會繼續向前。哪怕運動暫時退潮，積極分子受到殘酷鎮壓，我們固然要聲援他們，要求停止迫害和無罪釋放所有政治犯。然而，運動走下坡並不意味著走入反革命的形勢。一年來政權面臨更嚴峻的經濟危機，國家內部的癱瘓更曝露於群眾面前，反習情緒更加強烈，因此群眾再次起來反抗只是早晚的事情。

一年來，中共極為恐懼抗議會演變為八九天安門式的運動。運動一周之際，中共大力加強鎮壓，曾高舉一張空白A4紙的南京傳媒學院女學生李康夢仍被關押，大量人還持續被國安騷擾、限制出境，甚至被送進精神病院。南京傳媒學院被視為運動發源地，當局以“人盯人”的方法戒備。大量學院內有專人把守不讓外人進入，學生及教職員要刷臉過閘機才能進入校園。

其中一個例子是《自由亞洲電台》報道的一位大學生張俊傑。他父親以檢測隔離為名，把他騙到南通市第四人民醫院精神科。隨後他被捆綁手腳、推進病房，一度被威脅要服用精神藥物。出院回家後，他因為參與所謂“煙花革命”而被控“尋釁滋事”，之後警方兩度把張俊傑送回醫院。最後他成功到新西蘭升學，才逃離中共迫害。

抗爭透露中國群眾意識的發展，讓我們在專制獨裁的黑暗環境下了解到普羅大眾的激進化和政治化。從群眾對於“外國勢力”官方宣傳的憎恨可見民族主義宣傳的反彈，而對言論自由的大膽要求、甚至部分人喊出“習近平下台”、“共產黨下台”的民主口號，在鬥爭前沿的女權分子可見反對性別和家庭壓迫已經反對整個體制不可或缺的一條戰線。可見中國群眾在習近平極端獨裁下已發展出強有力的民主意識。

如何克服弱點

誠然網絡封鎖極為嚴密，使資訊無法流通，在一切形式的獨立政治組織都被禁制的情況下，使群眾可通過它們記錄和討論鬥爭的經驗增添了額外困難。但中共是無法抹殺經歷過鬥爭的青年、女權分子、基層居民以至罷工工人的記憶。廣大群眾的意識是由這些少數先進群體的鬥爭經驗塑造而成的，一旦群眾鬥爭再次爆發時，在2022年運動里的很多特征將會重新出現。社會主義者分析這些特征，鞏固運動的先進之處、並提出建設性方案來克服運動的弱點。

運動其中一個最重要的訴求是言論自由，這是對中共來說是紅線，除非有一場革命性鬥爭威脅到中共政權，否則難以想像中共會在言論審查上讓步——因為這就好比中共為自己簽下死亡證明書。疫情期間，大量網民因為在社交媒體分享疫情資訊和封城生活而被刪帖，感到即使並非威脅國家的言論也被封鎖。網民感受到不只有自己被刪帖，形成一種集體互相連系的意識，打破了防火墻內的孤立，繼而轉化為在群眾鬥爭出提出了此一訴求。

因為言論被審查的經驗，迫使群眾在鬥爭中走向政治化和激進化。這正是中共鎮壓使形勢走向革命化的邏輯。2021年11月疫情封城期間，擁有20萬工人的鄭州富士康工廠數度爆發抗議，反對不人道的隔離措施。期間工人使用Telegram來互相聯系。以往工人往往以微信或QQ來組成網上群組，因而迅速被封殺，但現在集體翻墻成為了一個新趨勢。還有在其他罷工中，工人利用快手直播罷工被封鎖頻道，因而使工人集體輪流直播，硬碰硬對抗言論審查系統。

去年運動已透露了倒習意識成為了一股群眾趨勢，而在今年因為中共國家癱瘓更加曝露於群眾眼前，包括經濟危機大大深化、失業問題無法解決、國防及外交部長突然撤人、解放軍內權鬥惡化、河北水災救災無力，群眾越來越意識到國家不是宣傳那樣的強大。而悼念李克強也成為了一個宣泄口，反映出群眾對於習近平統治的不滿，希望回到鄧小平時期較開明的狀態。然而，倒習意識一方面反映群眾對於體制的不滿，但同時也未認清到這一點：需要倒的是整個中共體制，而這個體制也與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彼此交織、不可分割。因此，很多反習人士存在換上明君可以帶來出路的寄望。這種改良主義的幻想在第一波鬥爭當中不免存在，群眾會在鬥爭中嘗試不同思想和方法——當中工人階級政黨是帶來新統治的替代方案的關鍵元素。

為數最為的被捕者是女性，可見中共極為恐懼女權運動的發展。去年整體運動雖然沒有鮮明打出女權的訴求，但這並不奇怪——運動爆發與結束如此之快，短時間內很少明確的口號可以形成，所以才被概稱為“白紙”運動。然而，很多在運動前線的女性都具有強烈的女權意識。

習近平視女權和同志抗爭為人口危機的根源，他要通過打壓性別平權來鞏固父權核心家庭單位和思想，以此為社會控制的工具，避免整個依賴父權的資本主義受到動搖。同時，他最害怕性別平權議題與民主權利連系起來。因此，警察鎮壓女權分子時往往指控她們是外國勢力輸入毒害中國的思想。正成為人口危機和打壓女權，反倒令女權運動發展成更鮮明的反體制運動。社會主義者必須指出，女性平權是階級鬥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必需要連系至反對資本主義才能徹底成功。

在海外聲援中國鬥爭的活動中，更清晰可見女權主義者的聲音。在10月29日的英國倫敦的一場示威當中，女權分子為喻意鐵鏈女事件，將彼此連接在一起，抗議中國國內性別暴力和性別歧視。雖然海外留學生仍然受到中共學生間諜組織以至秘密警察監控，但相對在國內舉辦抗議活動仍然安全得多，算是成為了一個避風港。與此同時，中國抗爭者在海外活躍起來時，也融入了國際議題當中，例如在支持巴勒斯坦跟黑人權利的集會，以及聲援伊朗革命的行動，以至在西方國家工人的罷工，都有越來越多中國留學生的身影。國際意識的加強為中國鬥爭打破孤立開拓了一些機會，進一步需要的是國際階級團結的綱領和工人組織。

組織和口號

運動中一個弱點，是沒有清晰的口號和綱領，只能對於中共的惡政作出條件反射的行動。這使運動在沒有明確方向的情況下更可能失去動力。雖然起初單靠反清零已動員大量群眾，但運動要走下去、在受挫後得以更強地重建，必需要對於如何改變體制有明確的訴求。我們國際社會主義道路在去年主張：

停止清零，停止鎮壓抗爭
行動升級，建立獨立學生會與工會，發動罷課罷工
要言論自由、罷工權、組織權、不要審查與監控
要勞工自由，不要996，要八小時工作制，要生活工資
要性別自由，不要父權要女權，不要家庭壓迫，不要再有鐵籠女
要跨族群團結鬥爭，支持一切民主權利，包括港台疆藏自決權
中共不能自我改革，打倒習近平、打倒獨裁、打倒資本主義
此外，運動也欠缺組織。單靠自發的群眾鬥爭並不足以戰勝強大嚴密的中共國家機器，而是需要通過抗議者組成的行動委員會，並由工人階級組織的力量帶領。四通橋的彭載舟正確地指出打倒中共政權需要罷課罷工的行動方向，至於如何推動罷課罷工就需要組織起來。獨立民主工會將會是未來中國革命不可或缺的訴求，而這訴求被中共極力抵抗。中共恐懼任何獨立的組織，而具有潛力掌握經濟力量的工人組織更加是洪水猛獸，因此必然竭力鎮壓，所以獨立工會又與反對獨裁的鬥爭緊密連系起來。此外，學生在去年多所大學抗議，如果有組織協調起來，討論明確的鬥爭方向，共同對抗校方和警察鎮壓，運動可以抵抗建制的分化和逐個擊破，並且進一步升級。

而進一步問題是，打倒中共的話，中國會如中共及中國民族主義分子所言，陷入無政府狀態以至國家分裂嗎？到底需要由怎樣的政治力量取代中共才能統治國家呢？自由派希望中國的民營企業家會因為反對習近平的國家控制而反抗，但事實上他們都與國家體制融合一起，在政治上軟弱不堪、沒有獨立性，在新冷戰只會驅使中共加強國家控制和民族主義，以中共市場派只能在李克強死前奄奄一息來看，他們無法挑戰習近平的政策。老毛派則幻想中國可以回到改革開放之前，幻想中共仍有左派可以重奪政府。新一代毛左則是“運動就是一切，沒有最終目標”。對他們來說政治願景太遙遠了。這種想法在某程度上可以理解，但嚴重低估了現況所需。這種錯誤的方法，不能幫助推進厘清鬥爭會帶來的各種思想，反而是會壓制運動的政治發展。我們真正馬克思主義者的答案是，在中國只有工人階級才能有獨立的政治力量才推翻中共獨裁和資本主義，因此運動組織一個新的工人階級政黨來領導，就由現在開始建立起來。

傑瑞米柯賓

“崇禎”新書被下架，疑因暗諷習近平

九月的新書《崇禎：勤政的亡國君》一經出版就在中國網絡上爆紅。網民紛紛轉發該書的封面和簡介，來暗諷習近平和崇禎一樣，會將中國領向崩潰。根據這本書的簡介，明朝的崇禎皇帝並沒有沈迷酒色，或者窮奢極欲，但在他的錯誤政策下，明朝一步步走向滅亡。在書的封面寫著：“昏招連連步步錯，越‘勤政’越亡國”。十月，讀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發布了“下架通知函”，聲稱這本書因“印刷問題”要全部下架召回。

對號入座

這是中共的慣用套路，它往往不會直接指出某本書是“禁書”。如果它將某本書標記為“禁書”，反而會調動群眾的好奇心。所以中共一般會以各種無關理由來下架、查封或銷毀他們認為“可能引發不良反應”的書籍，即使書中並沒有直接攻擊中共或習近平。此前一個月，去年被中共以“非法經營”借口封殺的《每日的工人階級史》，出版人在今年10月被宣判入獄18個月並罰款6萬元。無論“崇禎”新書的作者是否有諷刺習近平意圖，群眾都會將習近平和“亡國君”崇禎聯系到一起。有網民嘲諷道：“有人（習近平）開始對號入座了”。

崇禎“勤政”表象背後的兩個重要原因分別是：第一是擅殺大臣、阻塞言路。崇禎曾鼓勵大臣大膽發言，但每當大臣真的針砭朝政，崇禎又懷疑大臣諫言的動機。如果某大臣攻擊或讚揚另一名大臣，崇禎就懷疑這是黨爭或結黨。如果某大臣批評崇禎的政策，崇禎就懷疑這是該大臣為了留下美名而沽名釣譽。張岱評論崇禎“用人太驟、殺人太驟”。如果臣子的發言合乎崇禎心意，就會提拔，如果臣子的發言不合崇禎心意，就會被貶謫。因此大臣們只好隨聲附和，不敢有自己的意見。第二是政策朝令夕改，從崇禎六年到崇禎十五年，朝廷的稅收政策一直反覆無常、朝令夕改，有時追繳欠稅，有時又免除舊稅。缺乏持續性的政策不僅對國家上下無益，還惡化了人們對朝廷的信任。這種政策上的反覆無常和崇禎在用人上的反覆無常也有關聯。

於是有群眾將習近平上任以來的黨內鬥爭和各種政策，尤其是經濟政策，與崇禎皇帝作對比。習近平自上任以來就放棄了鄧小平時代以來相對“溫和”的黨內鬥爭傳統，將所有權力集中於自己一個人。在用人上，今年被撤去職務的秦剛最初也是被習近平大力提拔，美國的朱志群教授評價秦剛是“習的愛將，他的迅速提拔和突然消失，背後的關鍵人物都是習”。群眾不禁將習近平的這個案例和崇禎作比較。而今年李克強的突然去世也引發了群眾對習的懷疑。習近平的國內外政策也常常朝令夕改。其中最重要的包括面臨多省缺電，習近平放棄“環保”，重新鼓勵火電；習近平公開批評李克強主張的“地攤經濟”；還有習近平在看到西方制裁的壓力之後又一改“戰狼”宣傳，口徑逐漸“溫和”。這些反覆無常的政策和中共黨政聯系到一起，使群眾感到不滿。

作為馬克思主義者，我們看到直接套用歷史故事來分析今天局勢的局限性，但從中國民眾“借古諷今”來表達對現政權不滿，讓我們觀察到他們的情緒和意識發展。過去也有歷史愛好者和歷史學家們分析崇禎為什麽看起來如此“勤政”但最後還是作了亡國君，但並未遭到封殺或者管控，這是因為習近平的黨內鬥爭和日益惡化的經濟形勢都使群眾感同身受。從拖延養老金和公務員工資，到爛尾樓事件，再到高居不下的青年失業率，群眾不禁產生一種“末日”感，仿佛中國就要像明朝末期一樣瀕臨崩潰，“皇帝”習近平的所作所為也被群眾聯系起來。

反習情緒高漲

我們解釋說，李克強在中國政權內部代表的是經濟自由主義派的殘余，他們支持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實質上是資本主義覆辟），反對習近平加強國家對資本主義的控制。群眾對李克強的悼念，並不是因為群眾真正地或有意識地盼望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而主要是因為群眾對習近平政權越發不滿，並懷緬九十年代經濟增長和對外開放市場的時光。這反映出盡管反習情緒越發高漲，但廣大群眾還未認清當前獨裁制度才是社會問題根源，以皇帝借喻習近平也一定程度看到群眾還在寄望一位明君能帶來出路。

社會主義者認為，隨著社會矛盾日益加深，群眾只會越來越不滿，但要推翻中共的獨裁資本主義政權，還需要一個正確地理解組織起來的必要性、革命性的政治綱領和工人階級的黨。

“中國婦女營造家庭文明新風尚”背後的家庭壓迫

“要積極培育新型婚育文化，加強對年輕人婚戀觀、生育觀、家庭觀的引導。”10月30日周一，習近平與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新領導團隊進行了集體討論並發表講話時如是說。這段談話表面上宣揚“營造中國婦女家庭文明”，但在現存中共專制獨裁的資本主義體制下，所謂的家庭文明新風尚是鞏固實際上是加強壓迫女性的父權從而加強社會控制，並且通過控制女性家庭觀生育觀去緩解目前中國嚴重的人口危機。

人口危機

目前中國面臨著嚴重的人口危機，這對於社會產生了巨大負面影響，目前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獨裁政權從打擊女權、歪曲婦女家庭觀家庭文化等方面洗腦精神控制女性，目的是進一步剝奪女性自由生育的權利讓社會中的女性回歸家庭多生孩子幫助獨裁資本主義制度緩解人口危機問題。但人口危機的根本原因是資本主義。此制度掌控著勞動人民創造的絕大部分社會財富，資源分配存在極其懸殊的不均。

在中共獨裁資本主義體制下高昂的房價、巨大教育的成本和不完善的生育環境造成了年輕人生不起生了也養不起的情況，對於女性來說目前沒有充分的產假制度、對女性工作權益保護的法律也很欠缺，中國職場社會中存在嚴重的對於孕婦的不平等對待，目前中國不少公司會在得知女性已婚或懷孕後會直接開除並不提供補償，同時中國目前的托幼機構和公共教育相關的支出嚴重缺乏。《新華社》於2022年12月報道，中國有4700萬3歲以下嬰幼兒、入托率僅5%。除了托育服務嚴重缺乏外，有80%托育機構是民辦（私有）機構、不受政府有關收費的規定限制、因此價格較高。由於種種因素的綜合作用，中共獨裁政府在資本體制下根本沒有辦法解決人口危機，中共通過進一步壓迫女性權益使得女性被迫成為生育機器。

中國的專制獨裁統治是采取家長式的統治方式。專制當局僅僅單靠政治鎮壓來維持統治是不夠的，在生活和社會層面也要做到全面鉗制，制造一群馴服政權的順民，就要利用家庭單位去加強控制人民生活，施加更嚴厲的道德規範。例如，去年中國家庭教育促進法，更嚴格要求家長“依法帶娃”；還有政府限制十八歲以下青年玩電子遊戲也是與此一脈相承，都是把家庭規範交由國家去直接處理。所有的公民都是中國共產黨或者政府的“孩子”。按照中共的思維，中共作為家長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孩子的利益。而低婚率和生育率正會削弱這種社會控制手段，因此中共並不能容忍。

中共在新修訂的《婦女權益保障法》明確提到，不準企業以個人婚育情況為錄用條件，然而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企業為了追逐利潤而犧牲社會利益，中共官方延長產假的政策，在沒有獨立工會監督下，只會讓雇主資本家們更排斥生育子女的女性，讓她們失去晉升機會、降職、被迫辭職，而這種情況更會把女性推回無償家務和照顧小孩的工作。雖然人口危機對於中共來說有著長期的、毀滅性的經濟與政治危險，但是作為一個資本主義政權，它無能找到出路。目前中美冷戰加劇，中國的經濟和人口危機正導致中國落後。另一方面，中共不得不利用民粹主義得到支持率，強迫女性回歸家庭是中共博取中國中老年支持率的重要手段。

社會主義替代是女性反擊的唯一出路

如今危機意味著我們急需有條理、有組織的女權意識的社會主義替代方案。這需要一場鬥爭，反對中共的父權資本主義獨裁，確保生育權和身體自主權真正得到保障。盡管在計劃經濟時代，女性和全體工人的經濟權力得以強化、中國曾取得女性權益的進步，然而今天這些成果卻在逐漸回退。女性絕不會接受自己僅僅是維持生育率的工具。隨著資本主義危機的不斷發展，女性的剝削和壓迫程度也逐步加深。這一問題無法在資本主義中找到解決方案。只有女性與工人階級其余部分聯合起來，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建立工人民主，只有在社會主義體系下，才能真正消除性別壓迫。

民族主義、軍國主義在南海掀起波瀾

近幾個月來，菲律賓和中國之間就南海（馬尼拉政府稱之為西菲律賓海）島嶼和“地理要素”（通常只是礁石）的主權爭端急劇升級。雙方海巡船只對峙，相互發射高壓水炮以及激光，並至少發生了一次碰撞。這些“灰色地帶”策略的攻擊，是為了避免被視為“武裝攻擊”，因而觸發《美菲共同防御條約》。

軍事考量最重要

兩國政府不僅出於經濟原因，也是為了政治和聲望，而在海上爭端中采取強硬立場。另外四國（文萊、馬來西亞、台灣和越南）政府也對南海的部分或全部島嶼聲稱主權。奪取這些無人島的控制權，可以支持一方政府對周圍水域、漁業資源和海床下潛在的巨大礦產資源的合法聲索。

現時這些島礁的實際“歸屬權”問題存在很大爭議，並且沒有得到任何國際條約或法律的承認。中共政權提出的九段線（現已擴大到十段線）對南海90%的海域聲稱主權，但2016年被海牙國際法庭駁回。北京拒絕承認這項判決。這一定程度地為美國政府提供了宣傳武器，將中國的行為描繪成“非法”，而諷刺的是，美國自己卻拒絕簽署作為仲裁庭裁決基礎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這些爭端大多具有地緣戰略和軍事成分，而這些甚至比各國的經濟野心更重要。隨著小馬科斯（其父親老馬科斯為美國支持的已故獨裁者）當選總統，菲律賓在正在進行的帝國主義冷戰中從傾向中國轉而傾向其傳統軍事盟友美國。這與前任總統、“亞洲特朗普”杜特爾特的政策大相徑庭，杜特爾特向習近平示好，並試圖在兩個超級大國之間左右逢源。

自2019年以來，特朗普和拜登政府都表示，菲律賓對爭議地區的主張適用於《美菲共同防御條約》（美國和菲律賓之間有著該地區歷史最久的軍事聯盟）。在最近的敵對行動升級期間，美國的言論升級了。10月底，拜登警告北京，美國的國防協議包括對菲律賓船只的一切攻擊，這增加了當菲律賓船只受到中國海警騷擾時，美軍可能介入支持菲律賓的可能性。他說：“任何對菲律賓飛機、船只或武裝部隊的攻擊，都將觸發我們與菲律賓之間的共同防御條約。”

“第一島鏈”

這些沖突的背景是美帝國主義遏制中國（和俄羅斯）的所謂“第一島鏈”海軍戰略，該戰略起源於朝鮮戰爭，而這場戰爭也爆發在西方資本主義與斯大林主義之間的舊冷戰之初。毫無疑問，今天拜登的團隊、美軍以及日本等其他區域力量正在鼓動菲律賓新政府在有爭議的領土上以更加挑釁的姿態挑戰中國的軍事力量。

這種策略存在許多危險。在同一陣營內有很多出現誤會的可能，甚至“傀儡”也可能進行一些反傷到“主子”的行為。自特朗普時期以來，美國開始加強將東南亞國家拉入其陣營的行動，但其行動遠沒有在東歐那樣成功。這並不意味著現在傾向於美國的國家會輕易回到之前那樣的親中立場。但美國無法像他們在東歐那樣有效地命令這些國家做出政治和軍事決策。

美帝國主義在中東面臨噩夢般的挑戰（目前局勢正徘徊在可能發生地區戰爭的邊緣），也表明華盛頓對殘暴的以色列政權也頂多只能夠部分地控制，這刻畫出當今東亞動態可能的發展方向。

傑瑞米柯賓

中國和美國遭到的挫折

先前，我們討論過中美帝國主義勢力爭鬥的第一個直接戰場可能會在東海或南海。在某些情況下，中、美兩國政權當中任意一個政權可能會認為，這里是向對方施以軍事“教訓”、迫使其讓步的最佳舞台，同時又不會帶來太大失控升級風險。爭議島嶼上沒有常住平民人口，因此基本上不會造成直接“無辜傷亡”，以免成為軍事沖突升級的借口。因此，參謀部可能會得出結論，認為這個可能性比入侵台灣的風險小得多。由於上述原因，所有這些可能的情況都充滿了危險，可能會反噬或耗損挑釁的一方。南海沖突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是這兩個帝國主義列強在台灣問題上徹底決裂之前的角力場。

馬克思主義者反對中國在該區的軍事擴張，我們也反對美帝國主義的所謂“自由航行演習”——這也是帝國主義的公然侵略行徑。我們主張南海由周邊國家和其余鄰近國家人民共同民主管控，全面實現南海非軍事化，共同管理、保護和開發海洋自然資源。在資本主義政權下，這種和平雙贏的解決方案是不可能的——這就是在資本主義氣候變遷和過度開發之下，海洋正迅速遭破壞、海洋生物正快速滅絕，而沖突仍在升級的原因。

只有建立在對等和民主權利基礎上的東亞社會主義聯邦，才有可能改變這種惡性循環。誠然，資本主義對天然氣、石油、漁業等資源的競爭是次要的，而最重要的是中美之間為了準備未來戰爭而就軍事空間和定位的激烈競爭。這也關系到中國能否成為一支“藍水海軍”——能夠像美國一樣在其地區之外投射全球力量，這顯然是其目標。因此，南海爆發的任何戰爭都並非主要為了爭奪資源，而是為了成為軍事霸權。

十多年前（也就是在習近平上台之前），中國便開始更大力地主張其海洋主權。我們看到大規模的人工島建設計劃——“沙長城”——中國建立了軍事基地。其他主權聲索國也進行類似的行動，只是規模不能和中國相比。中國與菲律賓也爆發了捕魚權沖突，例如2012年中國從馬尼拉手中奪取了黃巖島的控制權。

同年，中國的胡錦濤政權與日本之間爆發了釣魚島（日稱尖閣諸島）爭端，引發中國大規模反日民族主義示威。這起事件牽涉到在中國所發生的一些脫離當局控制的抗議活動。但這些抗議從根本上來說是反動的、軍國主義的。正是在這場沖突中，2007年成立的四方安全對話組織開始有了實質內容。日本時任首相安倍晉三推動日本、印度、美國和澳洲對抗中國的“亞洲民主安全之鉆”。

2023年夏，我們見到中菲沖突再次升級。 與“全球南方”的許多國家領導人一樣，菲律賓前總統杜特爾特被中國的債務融資基礎設施計劃——“一帶一路”倡議所吸引。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杜特爾特成功地取悅了中共的政要，因為他宣布：“我在這里宣布，我會和美國分道揚鑣，不僅僅是在軍事上，還包括社會和經濟上……我可能還會去俄羅斯與（總統）普京交流，告訴他我跟你們兩國一起對抗世界：中國、菲律賓、俄羅斯。”

“一帶一路”失去動力

杜特爾特作出那番表態是在2016年。兩年後，只有價值1.6億美元的項目真正破土動工。今天，菲律賓重新倒向美國一邊，其實是中國帝國主義的受挫。10月，馬科斯政府宣布終止與“一帶一路”倡議在三個大型鐵路項目上的合作，轉而向日本和印度尋求融資。雖然這並不是正式或完全退出“一帶一路”倡議，但這項舉措對習近平政權的聲譽是一個重大打擊。10月在北京舉行的“一帶一路”倡議10周年峰會上，馬科斯缺席——這反映出席峰會人數減少的大趨勢，五年前還有37名國家領導人出席峰會，而今年卻只有23人出席。

此外，盡管中國在某些方面試圖拉攏菲律賓脫離美國陣營，但中國海軍和海警並沒有停止騷擾菲律賓漁民，這種行為很受中國民族主義觀眾的歡迎。但也令到哪怕在馬科斯上台之前，杜特爾特就已經開始疏遠中國。

2023年初，拜登政府在菲律賓北部建立了四個新的軍事基地，並取得了針對中國的重大勝利。基本上，我們可以將其視為美國的不沈航母。今年8月，當拜登會見韓國總統尹錫悅以及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時，我們再次見到南海問題成為焦點。三位領導人重申了2016年海牙裁決，反對中國的九段線。印度領導人莫迪也承諾將維護這項決定，這是印度政府首次采取這樣的立場。

中共政權在南海的建設（以及在東海的類似舉動）是“逐步削弱”該地區其他國家（菲律賓、馬來西亞、越南）的戰略之一，其主要目的是要使美帝更難地在南海投射力量及對中國開戰。

雖然從軍事邏輯的角度來看，這可能有其道理，但在政治上卻完全適得其反。相反的效果在於中國的海洋軍事化正在將該地區其他國家政府推入美國陣營。不僅是菲律賓，越南和印尼也被推向美國一邊（印尼與中國在南海附近，就納土納群島存在主權爭議）。印尼和馬來西亞政府最近就海洋主權主張問題進行了談判，解決了彼此的爭議，但他們仍然與中國的存在主權爭議。

這些動態也是在全新的背景下發生的。正如烏克蘭戰爭、以及以色列針對加沙展開的戰爭所表明的那樣，由於中美帝國主義之間的新冷戰，當今國家間的軍事沖突正在呈現出更加覆雜和“全球化”的特征。

美帝捉襟見肘

美帝國主義在這方面也有著嚴重的問題。在以色列發動加沙戰爭，以色列要求“世界警察”作出回應、將軍隊從過去美帝嘗試部署力量的“印太地區”重新部署到中東之前，美帝就遇上了問題。即使作為世界頭號軍事強國，美國也面臨著因資源受到三方拖引（烏克蘭、以色列和台灣）而過於分散的風險。

中國軍隊的優勢明顯，因為爭議地區靠近其海岸，而美國則必須進行遠距部署。中國的造船能力是美國三倍。這反映的是經常獲引用的、中國官方軍費開支數據。論官方數據，中國軍費開支比美國小得多。但實際上，中國的開支要比官方數據高得多，每年可能達到7000億美元，而不是官方公布的3000億美元。 這是因為中共的“軍民融合”戰略，許多生產民用產品的私人企業也是國防承包商。其中一例是正在建造的巨型“浮動停車場”貨櫃船，而這個是用以出口中國規模巨大的電動車過剩產能。如果台灣遭到入侵，這些貨櫃船還可以用來運載大量坦克和其他軍事裝備。雖然美國海軍在該地區的軍事地位受到中國的威脅，但在投入實戰之前，中國海軍的真實軍事實力（相對美軍而言）仍然存在疑問。2021年11月，薩加莫爾研究所發表的一篇文章《是的，中國海軍擁有的艦艇比美國海軍還多，但它的導彈要比美國擁有的少得多》稱，兩國海軍對比的不僅是艦體數量，真正競爭的是導彈發射管的數量，美國海軍理論上可以攜帶的導彈數量是中國的兩倍多。

這些都是資本主義荒唐邏輯之下，錯誤的優先事項。美國與英國、澳洲簽署的AUKUS（澳英美聯盟）協議是另一個例子。整個南海周邊地區都正在軍事化。東盟（ASEAN）十國集團本世紀的年度軍備預算翻了一番，達到432億美元。這相當於菲律賓教育預算的3倍——菲律賓有1/5的兒童失學。南海的氣候危機也很嚴重。近年來，由於海水變暖，超過500個珊瑚礁已經死亡或遭受不可逆轉的退化。這片海洋為數百萬人提供食物，但根據當前的全球氣候趨勢，到2050年，一些魚類和海洋物種的數量預計將減少90%。

區內所有國家的馬克思主義者，必須尋求發起並領導反對民族主義、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鬥爭，建立國際社會主義的工人和被壓迫人民政治替代方案。

湖北襄陽健橋醫院——資本主義食嬰獸

11月6日，微博名為“上官正義”的網友公開舉報湖北襄陽健橋醫院販賣出生證明，售價9.6萬元，買證者只需提供身份信息，就能得到一份憑空捏造的證明，販子叫囂：“我犯的是死罪”，不惜冒上絞刑架的風險。

“上官正義”原是一名打拐志願者，經過一年多的臥底潛伏，通過暗訪追蹤等方式才終於掌握證據。販賣出生證明不過是這條龐大利益鏈的下遊，院長及工作人員長期同販賣嬰兒的中介合作，作假出生證明正是為了使這些灰色嬰兒的身份得以洗白，甚至醫院本身也收購、販賣嬰兒，還提供代孕服務，嬰兒尚未出生就被當作商品銷售，食嬰獸的怪影漂浮在這片天空，等不及將其血淋淋的嚼碎。

醫院成了人口集市

湖北襄陽的情況不是個例，廣東佛山、廣西南寧等地的醫院也遭到舉報。健橋醫院這位被中共官方譽為“最美巾幗奮鬥者”的葉有芝院長甚至早在2010、2011兩年就因為非法胎兒鑒定和引產手術被罰，更別提一名去年8月在該院生產的孕婦稱自己的胎兒在剖腹過程中因醫院過錯導致死亡，最終卻沒有被認定為醫療事故。

在利用網絡發聲之前，“上官正義”首先去到了襄陽市衛健委求見趙旭主任被拒，兩名刑警卻不惜連夜跨省“追兇”，敲響了舉報人河南鄧州的家門。9月兩次向陜西、河北兩地舉報均不受理，向所有人證實了監管機關同它所容許的罪惡是一丘之貉。

2018年同樣由“上官正義”參與的益陽網絡販嬰案更直白的揭示出這點，見面地點從益陽和睦佳醫院到益陽現代兒童婦女醫院，有勾結的醫院太多同時安排了兩批買家令販子直言記混了，販嬰販證恐已成為業界共識。

除了被拐賣的嬰兒，還有相當多是父母自願出賣的，販子借著送養的名頭來掩蓋罪惡，但我們社會主義者必須考察“送養”的源頭。益陽案中出賣自己孩子的張霞表示自己因欠債離婚，無力獨自撫養兩個孩子，原想打掉孩子，卻被醫生告知孩子已成型，“想給他一條命”迫於無奈才選擇出賣孩子。首先在中國婦女實際的墮胎權已是蕩然無存，而我們再問那些整天為老齡化哭喪、一刻不停宣傳多子多福的家夥們在哪里？現在有一位母親想養育自己的孩子，為什麽這將使她的生活更艱難？他們當然不會回答是因為我們的社會沒有一絲一毫的家庭保障，雇主們連勞動力再生產的錢也不肯付。

出賣孩子的利益張霞僅能得到小頭，只夠生育和補充營養的費用，其余都被中介抽去了，中介仰仗著官僚，依靠不完善的收養法，肆無忌憚的攫取利益，合法送養孩子甚至比出賣孩子還困難，這樣的吊詭不止一次的出現在我們眼前。2013年父親李鐘祥終於找到自己的兒子小龍，“孩子離我只有7公里，卻花了14年才找到他，為什麽？因為他被‘合法化’了”，深圳惠東縣白花鎮計生辦、衛生院、村委均幫助販子辦理了虛假的證明，聽聞消息惠東縣公安局很快注銷了小龍的戶口，使他面臨不能接受義務教育和參加高考的困境，而計生部門則聲稱需要追繳超生的罰款，金額高達30多萬元。小龍被拐賣時上戶輕而易舉，使父親花光積蓄苦找14年，現在找回來了，上戶反而變得難如登天。

過去所有被承諾解決的問題，現在再次通過健橋醫院一案重新暴露出來。在益陽案中，資本主義所造成的普遍惡劣的生存狀況使得母親不得不出賣自己的孩子；在李鐘祥案中，為資本服務的官僚從中獲利制造重重困難，使父子不能相見，直到最後還要對他們趕盡殺絕。

解決方案

不願意走向毀滅的人們，如今擺在我們面前只有一條路。我們不能依靠中共的司法體制來取締嬰兒販賣，因為整個行業已與中共緊密勾結，就如鐵籠女事所揭露的人口販賣事件一樣。我們需要由受害者家屬與基層醫護人員組成的獨立調查委員會，才能進行公正且透明的調查，並懲罰人口販子、院方高層和腐敗官員。

社會主義者主張用公有醫院來代替為資本服務的私有醫院，但不是現在由官僚控制的國有醫院，而是交由醫護人員及病人代表的委員會民主監督，取締腐敗世襲的官僚系統。在中國，所有這一切要由工人階級打破一黨專政和資本主義，通過無產階級的群眾鬥爭來實現！團結起來！組織起來！社會主義革命！

房產泡沫爆破已成事實　中國沒有新經濟支柱

自今年以來，中國恒大集團——曾經中國的大型地產開發商，世界五百強企業，由於債務危機破產重組。資產階級的媒體與經濟專家給出了許多解釋，如資產重組失敗、投資過度導致資不抵債、中共政府收緊貸款政策等，但根本原因並非政策問題，而是整個資本主義的房產泡沫已經不可避免地爆破。

有人會說，中國的房地產經濟正加速走向泡沫破裂，但我們的觀點與之不同：中國的房地產泡沫，實際上已經破裂了。在2017年中共政府決心遏制住房投機後不久，房地產市場開始下滑，在恒大和碧桂園等大型開發商深陷債務和破產危機後，中國的房地產業呈現出斷崖式下跌趨勢。這一事實從一些經濟數字便可看出：2023年8月，中國44個重點城市的新房成交面積較上一月減少29%，房地產行業未償貸款額較上年同期下降1000億元，居民新增人民幣貸款同比減少3224億元，中長期貸款減少672億元，同比減少2158億元。這些數字意味著這一基本事實：房地產需求端基本面下滑，供給端造血不足。居民已經沒有資金購買房產，甚至沒有足夠的信心貸款購買房屋。另一方面，中共政府擔心房地產企業垮台將引發巨大的社會危機甚至是動亂，仍要求銀行向房地產企業持續注資——對房地產開發商的貸款則增長了4%，達到13.17萬億元。中共政府面對房地產經濟泡沫的破裂，已經無計可施。盡管知道房地產這樣一劑毒品是很難戒除的，但卻如將死的癮君子一般，拼了命也要繼續吸一口，來維持他表面上的健康與風光無兩。

這一危機在中國有著更為深遠的影響：中國許多地方政府依賴出賣土地給房產企業以獲得公共財政所必需的資金，房地產企業的危機意味著地方政府財政的危機。自去年以來，中國多地爆出公務員與公共事業單位職員（包括公立學校的教師、公共汽車司機，以及環衛工）的薪水遭到拖欠的事件，但是遭受危機的地區只多不少，它們仍依靠上級政府撥款以及向臨近地區借款來勉強維持政府運作。

不可持續

中共政府深知房地產經濟的不可持續性，轉而尋求“新經濟增長點”，試圖通過數字經濟、新能源、人工智慧等新興產業“彎道超車”，幫助其攀上全球產業鏈的上遊位置。然而單一產業不可能成為整個中國的經濟支柱，這種出口導向的經濟也是不可持續的。我們以電動汽車為例，在中共政府大量補貼國產企業生產電動汽車之後，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一大汽車出口國，電動汽車銷量占全球銷量的60%。如今中國街頭的“網約車”大多是純電動汽車，家用汽車也越來越多采用油電混合動力的汽車。但是電動車的生產完全依靠政府補貼進行，例如電動車企“蔚來”每生產一輛汽車便虧損25萬元，其生產完全依靠地方政府無止境的財政補貼。

但是2023年開始，中共政府停止補貼電動汽車，地方政府的補貼也因房地產危機而變得前途未卜；與此同時，歐盟於2023年9月開啟對中國電動汽車的反補貼調查，這意味著西方陣營正加緊對中國的經濟封鎖與打壓。這個例子很好地證明了我們先前的觀點：中共政府的“新經濟增長點”往往是不可持續的，且在新冷戰的大環境下存在諸多困難，房地產經濟仍將是中國多數地區的常態。

作為社會主義者，我們要深刻認識到中國的房地產危機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一部分，中國特色的房產企業與中共政府合謀只是使危機更嚴重，但不存在什麽“資本是壞的”或“沒有了公權力一切都會好起來”。只有同時打倒貪婪的房地產企業，也就包括背後支撐的中共獨裁政府，將房產企業全部公有化，將空置住房沒收，置於工人委員會的民主管理之下公平分配，才能真正做到人人有房，解決中國人的住房問題。

我們要求賠償給購買爛尾樓的小業主，由房產企業支付。我們支持討要工程款的建築工人支持他們組建獨立工會。但這些基本要求都不免觸碰到中共的紅線，因此鬥爭也要為著推翻中共政府與消滅資本主義而奮鬥。

傑瑞米柯賓

蘇州電子廠青年工人過勞猝死　再證《勞動法》不過廢紙一張

在中國，勞動者嚴重缺乏獨立工會的保障，工人過勞猝死在工作崗位上的悲劇無日無之，而且死者愈來愈年輕化。本年八月中旬，在蘇州一家電子廠“蘇州佳世達”一名23歲的青年工人小徐被發現猝死於員工宿舍內。而此前他已連續13天每天至少上了10小時的夜班。然而，當地政府的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卻並不認為死者死於工傷，哪怕佳世達明顯違反了多項《勞動法》以及《勞動合同法》的規定，政府當局也只建議與勞務派遣公司及廠方協調解決，自己則置身事外。

小徐原本是與一家勞務派遣公司簽訂的勞動合同，因此家屬在追討賠償的問題上與勞務公司及廠方陷入了無盡的拉扯之中。勞務公司與廠方都在互相推卸責任，並指員工在宿舍猝死不屬於工傷，因為“宿舍不是工作場所”，而家屬由於經濟能力有限，無力承擔屍檢費用以確定死因。廠方最終表示願意補償八萬至十萬元人民幣，與家屬最初要求的150萬元人民幣兩者相距甚遠。

臭名昭著的企業

蘇州佳世達光電有限公司過去主要為戴爾和惠普生產液晶顯示器、投影機、以及藍牙模塊。其在蘇州的工廠擁有4,763名工人，但在網絡上，這家工廠的風評頗差，特別是勞務派遣工加班過多，而且經常被以各種名目克扣工資。

在這則案件中，佳世達也明顯違反了《勞動法》中每周工作40小時及每月最多加班不得超過36小時的規定。在資本主義專制中國，由於工人被禁止成立獨立工會，並受到抓捕和監禁的威脅，《勞動法》的作用尚且不如一張手紙，這已是眾人皆知的現實。

一次又一次，工人工傷後得不到應有的補償，甚至過勞猝死後家屬仍要陷入漫長的“維權”泥沼中，經常由於經濟能力有限而無法搜集足夠的證據以主張自己的權利，這些血淋淋的例子都不斷的說明了獨立工會組織的需要。

這也證明中共的官方工會純粹是獨裁政權用以“維（資本主義的）穩”，打壓工人鬥爭的工具，對維護工人自身權益毫無作為，在很多的情況下甚至積極支持資本家鎮壓工人抗爭。任何對於官方工會為工人權益出頭的想法，但是不切實際的幻想。我們所需要的是真正由工人自己民主控制的獨立工會，而不是由資本家和國家控制的工會。對於中共獨裁政權來說，它多次表明（1989年天安門、2002年遼寧、2018年佳士鬥爭），工人在獨立工會中的自我組織是其中最大的紅線。一旦逾越，就會威脅到整個專制統治結構。因為正如國際實例所顯示的那樣，中國的獨立工會可能很快成為大規模反專制運動的主力。盡管鎮壓力度加大，但習近平政權面臨的歷史性經濟危機意味著反對獨立工會的紅線將越來越多地受到挑戰。任何獨裁政權都無法永遠阻擋8億無產者的群眾壓力。

房地產危機——爛尾樓下的中國社會

2023年9月28日，恒大集團董事長許家印因涉嫌犯罪被采取強制措施，即使房產泡沫爆破早已成事實，但這一新聞傳出還是造成轟動的輿論效果，仿佛靈堂正式敲起的喪鐘。自從2021年恒大集團爆出暴雷之後，爛尾樓就成為了中國社會民眾的一個常識——一個中國民眾被迫去面對的一個絕望的社會常識：花光一個家庭所有積蓄買了房子之後，順利交付是幸運，而房子爛尾才是常態。

無能為力之下的絕望心理

在中國知名彈幕視頻網站“嗶哩嗶哩”一則民眾分享的名為“恒大強行收房”的視頻中，評論區的民眾則留言表示恭喜。在這則視頻中，視頻UP主被恒大要求在沒有裝修好的房子簽字確認收房，而評論區中，不乏表露恭喜的人，如其中一名評論者表示：“哈哈，當前的房地產環境，能交房就是萬幸了，哪怕延遲交房，真諷刺啊。每年這麽多的資金全部流入房地產，收割了一波又一波，最後錢都被賣地的賺去了”。這其實表明了普通購房者面對爛尾樓而又無能為力之下的絕望心理。

而在同一視頻網站名為“用盡一生積蓄買了爛尾樓”的視頻中，也有人分享了住進爛尾樓里的生活。這些人用盡了一生積蓄，購買了一個期望在城市中能夠為提供自己遮風擋雨的穩定居所的房子，結果卻面臨爛尾，百般無奈之下，他們只能住進爛尾樓里，視頻中一名母親說他們給他們的孩子取名為了“盼房”，取盼望房子之意。但這位母親隨後在視頻中說：“我覺得好悲哀啊，把這種盼望寄托在一個小孩的身上，大人都解決不了。”

2023年11月2日，在一起爛尾樓房地產開發商與購房者的訴訟案件中，一名代理房地產開發商的女律師在庭審後被購房者用榔頭襲擊，導致改名女律師重傷。根據微博有披露的信息稱：在庭審中，房地產開發商認為其已作出保交樓承諾，購房者應按合同約定繼續履行還貸義務。購房者則稱房子已爛尾，自己為何還要支付房貸。而該房地產開發商代理律師則稱，若房地產公司破產，等待清算即可。可見司法體制如何為資本護航到底。這是又一起因房子爛尾而引發的悲劇。

在中國房地產市場爆破已開始成為社會常識，而買房“成家立室”、要有房子才有安全感等傳統思想開始被打破。

青年勞動者實際上已經放棄了購房想法。在深圳，本地房價已高達6.1萬元一平方米。當地中產階層的代表，公務員群體不少已經放棄了買房的想法，一名在中共暴力機器即警務部門工作的公務員聲稱：“反正我分到單位的公租房了，我這輩子已經不打算買房了”。而另一個在2023年剛與自己的女友結婚的從事軟件開發工作的青年腦力勞動者則表示：“哪里買得起房子啊，在本地買房根本不可能”。

深圳當地兩千多萬常住人口中，約57.6%的人口居住在城中村中。所謂城中村，是指留存在城市區域內的傳統鄉村，是中國大陸地區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一種特有的現象。城中村中的房屋，以樓與樓之間極高的密度、較差的周邊居住環境而得名；在這里，在兩棟樓居住的人，透過窗戶可以和對面樓棟同一樓層居住的人握手，也即俗稱的“握手樓”。城中村的居住環境若需要簡單的對比，可以理解為優化版的香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前的九龍城寨。

等到老

公租房是當地青年勞動者的最大希望所在。所謂公租房，指政府的公共租賃住房，是政府以低廉租金出租給本地戶籍無房者居住的住房。但截至2023年11月14日，目前在冊輪候等待分配公租房的申請人數已超過五十萬。若考慮到其中家庭的人數，實際人數顯然超過五十萬。這表示大部分青年根本等到老也遙遙無期。

社會主義者主張公有化房地產企業，並交由工人與居民由下而上組成的民主組織進行管理，並收回所有空置房屋，將其面向無房勞動者進行分配。現存中國的空置房屋根本足夠14億人口立即有房居住。但只有工人階級的團結鬥爭，打破中共獨裁和資本主義體制，並在生產資料公有化的社會主義社會中才有可能實現。

甘肅地震震出“脫貧”的失敗

12月18日，中國甘肅省發生了6.2級地震。目前至少已造成了131人死亡，過千人受傷。這是自2014年雲南地震以來傷亡最慘重的一次地震，造成大量房屋倒塌，加上當時天氣嚴寒，氣溫低至零下15度，災民和生還者可能面臨保暖困難，引發次生災害。

震央所在位置的甘肅省積石山縣，是屬於中國最貧困的地區之一。當地2022年全年人均GDP僅14000元人民幣，位列全國最窮困縣的第九位。因此大量老舊的房子本身根本不具備任何抗震能力。

這也無形中揭破了習近平所謂“全面脫貧”的謊言，現實情況是當地的貧困問題仍然嚴重。中共政府曾經在當地建設大型太陽能發電站，其目的更多不過是為了消化光伏行業的過剩產能，民眾的住所仍幾乎沒有防災能力，所謂的“脫貧工程”更多不過是當地官員的面子工程，民眾實際受惠非常有限。2020年數據顯示，當地陽山村在“扶貧項目”的支持下，平均每人年收入也僅為6050元人民幣，他們正是前總理李克強口中“六億人月收入不到1000元”中的一分子。

同時，這個地區處於地震活動構造帶上，屬於中國抗震設防區劃的重點防範地區之一，對建築物有較高的抗震要求。然而當地民眾由於貧困，絕大多數只能住在廉價的自建房中，這些房屋沒有任何抗震能力，甚至根本沒有施工圖則。當地政府卻對此聽之任之，一直無意解決。究其原因，無非是改善民房的防災結構算不上任何有“經濟回報”的政績。這在中共的資本主義規則下，就不是一個急需解決的問題。

對於此次地震，遠至西安亦有震感。網上片段顯示，西安文理學院學生感受到地震後正要逃出宿舍，卻因宿舍今年開始改用人臉識別系統，大門被鎖而無法逃生，學生情急之下只能砸碎玻璃門逃離，所幸無人受傷。這景像令人聯想到一年前烏魯木齊大火，居民也因當時的疫情封控，緊急逃生出口被鎖死而無法逃生，並觸發全國性的反清零反專制抗爭。有學生在事後表示：“一直到今天才知道烏魯木齊離我們並不遠。”

可見在多次災難過後，中共專制政權仍然沒有絲毫改變。官僚只知逢迎上級追求政績，而不是以民眾的利益為依歸去改善民眾的實際生活環境。對待民眾又如臨大敵，為了加以控制不惜堵死緊急出口。中國民眾需要自下而上的組織起來，通過要求並組建獨立工會、居民組織和救災團體建立緊急援助和重建計劃。透過民主權利和言論自由來揭露官僚主義的失職和資本家以救濟工作為名發災難財的行為。在民主控制下解決一系列的天災人禍。挑戰中共的資本主義專制，建立一個民主的，真正以民眾利益和安全為目的的社會主義社會。

傑瑞米柯賓

研究自由不存，學術未來安在？

近年以來，中國的歷史研究陷入了一種極其荒誕的境地，蘇聯史等“敏感”領域日趨雕敝，而“權威學者”們則越來越熱衷於一些諸如“中國五千年前就開始講大一統了”的奇談怪論。

在專制國家更深入學術領域的背景下，歷史研究領域的亂象，就是中共現實政治的反映。

密密的紅線

在大陸，重大選題備案制是橫在學者面前的攔路虎。根據這一制度，“涉及國家安全、社會穩定”的選題必須經過批準才能出版發行；於是，民族宗教、黨史國史等眾多包含了“不穩定因素”的研究就成為了被重點關照的對象。這種“關照”不只是備案審核的程序問題，而是意味著一部學術著作的命運，甚至一個學科的方向何在、存續與否都需要由國家機器決定。就這樣，學術界布滿了各式各樣的禁區，不單單是“思想傾向不好”的學術著作，就連“政治方向正確”、但不幸言及敏感內容（例如文革）的著作都大抵不能免於在審核中被斃掉的命運。

以蘇聯史為例，在近年蘇聯東歐問題被納入需要備案審核的“重大選題”名單之後，蘇聯史著作的出版就陷入了審核周期漫長、審核結果不確定的境地——這對於學科發展的打擊造成了巨大打擊，也成了當前蘇聯史研究進入寒冬的一大因素。

但如此加強控制並不是所謂的“共產暴政”；恰恰相反，這是資產階級專制在學術領域的表現形式。通過設立學術禁區、扭曲歷史事實、限制研究方向，中共領導下的研究把中國描述成了一個幾千年來以民為本、天下一家的地方，進而通過宣稱中國共產黨是天命與正統所歸、“合法”繼承了中國歷史的一切遺產，最終把歷史變成了為資本主義專制賦予合法性的準生證。

在“政治”（即維護當局威望及統治）先於學術的背景之下，學術研究的目的就變成了為習近平的“重要論述”背書；於是，歷史學界的“最新成果”紛紛變成了中華民族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一帶一路的論據。以民族問題為例，只要一個研究涉及到中國歷史上的民族關系，那麽其結論必然是“XXX成為了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發展的一部分”——於是非但五胡亂華、遼宋金元長期對抗成為了民族融合、共同發展的一部分，就連清朝殘酷的民族壓迫政策也成為了中國邁向所謂統一多民族國家的重要一步！這樣的研究被嚴格框定在習近平言論的範疇之內，是不可能實現任何學術突破的。

中國的學術研究除了作為習近平的論據之外，同樣難逃為新冷戰服務的命運。雖然中共表面上宣稱要以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但在論述所謂文化基因的時候，御用學者卻又強調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以民為本的、崇尚和平的，所以中國的民族性、中國的道路是比殘暴的西方文明更優越的。但這正是“認為本國優越性使它能擔任別國不能擔任的角色”的民族救世主義，這群學者的論調也正是他們所批判的“文明沖突論、文明優越論”——就這樣，學術領域的鉗制反而意外生動地體現了新冷戰雙方根本就是一丘之貉（都是資本主義帝國主義）。

緊隨“總書記重要講話”

在國家機器的打壓之下，學術自由與出版自由早已煙消雲散了，殘留的緊隨“總書記重要講話”之後的研究也根本不可能做到以史為鑒，只能成為資產階級煽動民族主義的工具。而為了實現學術自由，社會主義者主張在學術界，無論是在讀者、學者的討論還是著作的出版中，都需要以民主為原則；國家為學術研究提供的應該是大力的支持，民主的資源分配，而不是肆意的幹涉與利用。這種學術民主無法在資本主義下實現——沒有社會主義和工人階級民主控制，也就沒有學術自由。

中共不斷加緊網絡監管——數字極權化深入推進

11月4日，知名翻墻工具“Clash”Windows版本的作者被警方約談後宣布停止更新，並刪除了其在代碼托管平台Github上的所有數據。這一事件引發了強烈的寒蟬效應，為避免警方的調查，在兩天內，“Clash”全系列軟件（包括內核）的作者們均刪庫“跑路”。

而今年八月初，中共擬針對未成年人實行更嚴苛的手機管控——每天僅能使用1至2小時，且深夜至淩晨禁用。一石激起千層浪，青年們紛紛表達自己的不滿和憤怒。

早在兩年前，中共就已然在網絡遊戲方面對未成年人實現了前所未有的嚴格限制，這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針對未成年人的數字繩索在不斷收緊。

人人受害

更為普遍的網絡監視發生在每個公民身上。中國的互聯網公司，大都會在其APP上留“後門”，以采集信息和監視用戶，美其名曰“個性化服務、優化體驗”。譬如，年初Google的一份報告顯示，電商軟件“拼多多”利用安卓系統漏洞，獲取高級權限，進而掌握用戶的私密信息。其後有員工表示其公司甚至有專門的小組來研究漏洞和竊取數據以便使公司更好地盈利。東窗事發後，該小組已經解散。但窺一斑而知全豹，拼多多不是個例，他們以及一眾互聯網巨頭如騰訊、阿里巴巴、字節跳動和百度等，都存在大量竊取隱私的劣跡，並且會將數據進行秘密交易和共享。中國網民戲稱國內互聯網已進入“大裸奔時代”。

中國政府口口聲聲要“監管”科技，只是要確保資訊牢牢由中共控制，並且要聽從國家的金融政策，但為什麽卻放任這些黑客行為呢？答案很簡單，因為官僚資本主義的中共當局將企業置於其專制獨裁之下，是為了提高對人民的警察監控。互聯網公司竊取的隱私數據，當然會自願或“被自願”地與政府共享，二者其實是一個硬幣的兩面而已。為了剖析這種資本主義的罪行，我們指出其官商勾結的過程大致如下：網絡公司竊取數據建立大數據系統並利用其區分用戶群體進行“大數據殺熟”等行為，以達到其資本利潤的最大化；另一方面，作為放松監管、優惠政策的回報和對政府的討好，這些公司又會將數據貢獻給政府，使其掌握每位公民的網絡活動軌跡，並與政府本有的數據庫深度結合，建立起龐大的監視系統。

政府自身的監視行為則更為粗暴，且更直接地具有政治性。例如三大運營商（移動聯通電信）就會利用手機卡實名制度（香港也已全面推行）讀取你的短信和通話記錄。而政府自身的軟件（如銀行、政務軟件等）則甚至會直接讓國內手機系統為其“開綠燈”以監控人們的手機，其中最為臭名昭著的國家反詐中心APP就已經實現出廠植入在大多國產系統中，甚至還有部分基層政府強制市民安裝該軟件在手機中。近日承德公安對於翻墻使用代碼托管平台Github的程序員予以嚴苛的天價處罰，展現了當局的高壓管控，並在網上引起了公憤。此外，據可靠消息，自去年十一月“白紙運動”後，上海等大城市部分路段時至今日還會組織便衣警察在路口隨機抽查路人手機，尤其是大學生的。他們會強制要求你打開手機交給他們，檢查里面是否有Telegram、Twitter（X）、TikTok等國外軟件，要求你刪除並簽署承諾書，然後登記你的個人信息。

今年兩會通過的國務院改革方案中提到設立“國家數據局”這一點（盡管微軟等外企表示不會提供數據給中國政府，但我們很難相信這類壟斷公司的話），這意味著政府管理數據將更加精細和系統化，每位公民的個人信息與其網絡活動將被實時綁定整合，網絡極權正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部分深入推進。

馬克思主義者的立場

成書於1948年的反烏托邦小說《1984》為我們展現了極權統治下的恐怖情景————人人都要被政府通過實時開啟的大屏幕監視著。七十多年後，實行資本主義極權統治的中共當局已經近幾實現了此目標。

中共建立的數字極權制度為其打壓異見人士、鎮壓群眾抗議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在政府指令下，互聯網平台都建立了嚴格的內容審查制度以審查政治敏感內容，譬如去年11月的富士康工人運動、今年的反醫保改革（“白發革命”）和反拆清真寺運動。中共官僚資產階級的政府害怕群眾運動，渴望政權穩定，因此急於建立網絡集權，以便配合內宣的愚民政策，穩固其邪惡統治。當然，有壓迫的地方自然就有反抗，我們看到不少的網絡技術人員在網絡分享保護個人隱私和逃避中共監管的經驗心得，致力於打破中共的審查和捍衛言論自由。其中，影響力較大的博主“編程隨想”阮曉寰和其他部分民主人士已被當局以莫須有罪名逮捕，盡管自由派人士在政治觀點上跟我們社會主義者不同（他們並不尋求終結資本主義專制，而只是要求一些零散的改良），但我們仍發聲要求中共釋放這些維權人士，並與人權分子共同聲討當局對民主權利的野蠻踐踏。固然我們與他們的分別，在於我們看到這些打壓的制度性源頭——資本主義——並與之鬥爭，而非只解決表征。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和極權的斯大林主義者（覆辟資本主義前的中共）毫無相似之處，我們重申對粉碎專制、捍衛自由和消滅剝削的承諾，“在共產主義社會，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之條件。”

作為革命馬克思主義者，我們認識到，如今我們所處的信息時代與以往的不同之處在於群眾可以借助互聯網實時了解到各類新聞報告，了解多元的思潮和觀點，以及自由發表言論。得益於此，群眾情緒最終將更快、更廣地蔓延。一場局限的地區抗議很有可能快速發展成一次席卷全國的變革浪潮，正如我們在一些國家見到的那樣。我們也看到連所謂的資產階級“民主”國家也透過操控社交媒體（還有其他打壓手段）來打擊、消耗並迷惑群眾鬥爭。在幾月前的法國大罷工中，“民主的”馬克龍政府也一度考慮實行互聯網管制，來繞過民選國會去推動反工人階級的退休金改革。作為剝削者的中共資本主義政府當然不會容忍被剝削者有良好的反抗條件，因此其早就建立了隔絕外界的“防火長城”，並一步步收緊監管，從而使網絡成為其奴役人民的又一個手段。

反對一切形式剝削和壓迫

我們反對一切形式的剝削和壓迫，捍衛人民的民主權利，當然也包括網絡和言論自由。但我們必須指出，包括中共在內的全球資本主義政府都是蛇鼠一窩，在剝削本國無產者方面。歐美國家的民主權利，並非是該國資產階級統治者“仁慈地”賦予人民的，而是人民在歷史上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革命鬥爭而迫使政府做出的讓步。

在1917年俄國革命之前，西方沒有任何資本主義國家實現了一人一票的普選，正是革命的威脅迫使各統治階級讓步進行民主改革來避免革命。不了解這一事實就會沈溺在改良的幻想中，以歐美所謂“民主”政體為理想，從而忽視了階級矛盾，這正是許多自由派人士的局限性所在。我們不要“仁慈”的剝削，我們要消滅剝削。馬克思主義要求我們用階級鬥爭的角度看待問題，並剖析其癥結所在。

中共建立數字極權控制輿論和鎮壓人民，本質上是害怕群眾威脅其政權統治。近年來工人運動和群眾抗議的頻繁反映出中國正陷入更深的一輪危機中——貧富差距加大、經濟增長乏力、失業率激增等，這又反過來促使中國政府如坐針氈，從而加緊社會管控和極權統治，形成一個惡性循環。我們為遊行、罷工、結社等一切民主權利而鬥爭，而由於本國的資產階級不能也不願實現它們，因此這一任務理應落到工人階級頭上。在接下來不可避免的社會變革中，中國的工人階級是唯一能夠在面對資產階級的瘋狂打壓下（就如在香港那樣）贏得民主權利的力量，並實行工人民主統治——實現自下而上的民主計劃經濟和自下而上的工人民主。

傑瑞米柯賓

中國反猶主義升溫：加沙戰爭與反美民族主義的共同作用

自從10月以來，中國網絡上反猶主義升溫。這不過是中共獨裁統治下，中國與日俱增的極端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最常針對西方“境外勢力”，以及維吾爾族穆斯林等少數民族）的最新表現。

中共官媒的宣傳亦應和反猶主義的升溫。中國央視在10月發布《美國選戰當中的以色列因素》節目，宣稱猶太人占美國人口的3%、卻控制著70%的美國財富，並利用其財力操縱美國政局，然而稍加深究便知這些數字都毫無根據。相關話題沖上微博熱搜，獲得近1億次瀏覽。中共想指出，在西方資產階級民主選舉下，猶太富人仍然操控著社會，反映其制度腐敗與黑暗，目的是合理化自己的一黨專政。

中國反猶主義的冒起

以色列正在加沙發動一場極其殘酷的戰爭，造成的巴勒斯坦人死亡人數比以往任何一場由以色列發動的戰爭都要多（迄今已死亡超過2萬人）。社會主義者以及所有支持和平、捍衛生命權的人們都堅決反對這場戰爭。但我們區分以下兩者：一方是政府（極右軍國主義的內塔尼亞胡政權），另一方是在這場戰爭遭受惡果的各族群普通民眾。日益升溫的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包括反猶太主義和種族仇恨暴力，都源於資本主義，在危機和戰爭時代尤甚。這就是我們需要建立一個國際工人階級社會主義替代方案的原因。

如今中國反猶主義的冒起，與歷史上的反猶主義有些不同。如今中國的反猶主義將自己置於中、美兩方陣營的軍事外交競爭框架內，以色列政權當然也是其中的一部分，這為支持中共獨裁的中國民族主義者提供了一個新話題作為“出口”，從而發泄、傳播民族主義毒素。

另一個案例，便是1990年代的電影《辛德勒的名單》遭遇差評攻擊，足見反以情緒已發展出了反猶情緒。該電影講述一名德國商人在二戰幫助波蘭猶太人躲避大屠殺，情節與如今的以色列並無直接關系，在中國也長期受好評；但在視頻網站bilibili（B站）上的評分，在加沙戰爭開始2周內從9.7跌至4.1。對此，有新浪微博用戶冷嘲熱諷：“以色列吃小胡子紅利（指因為猶太人被納粹德國迫害而受到廣泛同情），算上今年都78年了，也該吃夠了”。知乎等其他大型網站，也出現反對猶太人的其他言論，包括對於為何猶太人“被全世界仇視”的“討論”。

很多網民明確譴責以色列針對加沙巴勒斯坦人的屠殺，例如“過去德國納粹不讓你們活，如今你不讓巴勒斯坦人活”。這些譴責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基本正確指出如今以色列國身為壓迫者國家的事實，透露了網民對於恐怖屠殺的義憤。然而，前述這些譴責缺乏分辨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階級觀點，因此沒能區分以色列政權和遍布全球的猶太人、無視了猶太人也不是鐵板一塊（在以色列之外，一些猶太人活動家抗議如今的加沙戰爭）的情況。

一般來說，在各國，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都不是自下而上自發產生的，而是由統治階級煽動和操縱的，通過分化反對者、轉移對其罪行的怒火，來保衛其權力利益。

中共的立場

這顯示中共喉舌因應當局對當前加沙戰爭的立場，在宣傳上做了一定轉變。其實，中國過去的宣傳，一貫對於猶太人都采取較為友好的態度。二戰期間，上海就接受了大批歐洲猶太人避難，如今上海還有猶太難民紀念館記錄這一段歷史。自1992年中國和以色列建交以來，中以兩國之間的經濟關系已經非常重要。兩國雙邊貿易額在2022年達到了230億美元，這遠高於中國與巴勒斯坦之間的雙邊貿易額。百度、阿里巴巴等中國企業對以色列科技領域進行了大量投資。而且，中共也曾利用與以色列的關系，試圖部分減輕美國對中國的微芯片封鎖。

不過，如今中共當局在加沙戰爭中很難在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之間維持平衡。這是因為中美沖突是這一進程的主要推動力量——中共希望利用當前的戰爭來削弱美帝國主義在中東的勢力，並加強中國帝國主義以“和平使者”的表象在“全球南方”的地位。這意味著它必須準備好（至少暫時）“犧牲”與以色列資本主義的關系，以及為了公共目的，展現更為親巴勒斯坦的立場。因此反猶情緒的冒起不是憑空而來。在10月30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接受記者關於反猶言論浪潮提問時，回答稱中國法律禁止利用網絡宣揚極端主義、民族仇恨和歧視暴力等信息，此外重彈落實“（資本主義）兩國方案”等老調。考慮到中共一貫對於網絡言論審查嚴格，如果民間反猶言論能夠較為自由地流傳、不被刪除，那麽顯然政權是放任這些言論，因為此舉與當前外交政策利益相合。

另一因素是，中共在習近平會見拜登之際，刻意緩和了先前尖銳的反美言論，主要是為了安撫資產階級，試圖阻止資本加速逃離中國。如此立場180度大轉彎的最鮮明一例，便是民族主義煽動者、“老粉紅”司馬南最近宣布“力促中美關系友好”，令他的許多追隨者大吃一驚。隨著中共當局暫時減少對反美民族主義的需求，反猶主義的升溫或將是對政權有用處的一個出口。

然而，反猶太情緒也可能像其他的民族主義那樣“過火”、引發更大的外交風波，迫使當局開始介入壓制。這使得當局更難有回旋空間。只要工人階級社會主義替代方案沒有在全球範圍建立，那麽民族分化和戰爭就永遠不會消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