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联企业的非国有性

HAD

从1921年8月12日起，苏联就施行了企业一长制的企业独立经营、独立自负盈亏的经济核算制。这使单个苏联企业有处置企业自己资产的自由[1]，这“资产自由”包括：

（1）购买生产设备、原料...等等固定资产的自由；

（2）处理苏联企业自己的流动资金的自由；

（3）把大部分超额利润留给苏联企业自己掌握的自由。

在1921年，施行“经济核算制”的基本单位主要是托拉斯与辛迪加。但到了1928年，“经济核算制”就扩大适用范围，并推广至全部的苏联企业当中。
“经济核算制...它表现在用货币来较量经济活动的消耗和成果，用企业本身的收入来抵偿支出，节约资金并保证生产盈利。”[2]


"各项生产指标（一般以数字表示）包括产品种类、产品数量、质量标准、原材料和工时定额...原则上最后的生产实际情况只允许超过而不允许低于生产指标...‘增产’与‘节约’是国家反复强调的两个词...对于大企业而言，生产指标的完成情况事关企业的经济利益（脱期，就要交罚金）。...企业以少报多、谎报实际产量；以次充好，蒙混次货出厂。在纱厂里，领班知道如何将坏纱分装，掺入正品。"


“除了以次充好，企业还会想方设法地去‘实现’各项指标：不按照国家计划进行生产，私自增产商品价值高、工人技术熟练的产品来凑数，只求生产总值达标。以上海安全消防器材厂为例，1954年7月，该厂本来给五金公司订制 2.5英寸 规格的门阀，但此种规格的门阀商品价值小：仅有40元；且此种门阀费工多。上海安全消防器材厂的厂长担心完不成产值指标，他漠不关心、全然不顾社会对产品的实际需求而把厂里的任务改为：生产 3.0英寸 规格、商品价值70元的门阀。”


“再例如，上海玻璃厂将生产计划里的价格低之产品都改为价格高之产品，结果仓库里积压了500毫升等大规格的安瓶达上百万只，而小规格的安瓶在市场上脱销、无货可售。”


“由于商业部门订购的花布种类每个月都改变，与原订计划对接不上，上海第一印染厂不得不将原计划中的原材料，积压在仓库，而改为购买新的原材料。但银行信贷部门又要执行该厂原订计划的货币资金计划，印染厂如果不能够变卖、出售积压的材料：回笼资金，则银行不给予新的贷款”。


“‘增产与节约’运动的压力首先施加给各个企业的厂长，有些企业厂长先变卖、出售了闲置的机器或厂房，凑齐了资金以便日后达到‘增产节约’的指标。还有的企业为了实现‘节约’指标，就从工人的工资与生活必需品中省出钱来。”
——《动员与效率：计划体制下的上海工业》

欧美学者指责苏联指标不能够及时反馈社会需要，但，苏联指标的这种主观盲目性、后知后觉性正是全部市场经济类型的共同特点。

妄图以所谓“大数据、计算机”去抵制苏联指标的偶然性、混乱性，就是等同于妄图以“大数据、计算机”去抵制美国市场的偶然性、混乱性。前者与后者是一模一样的。令人感到遗憾的是，科克肖特（Paul Cockshott）丝毫不明白这个道理。

苏联式红色国家的“经济核算制”内容不止于此。作为“斯大林模式”的核心经济关系，它也是一种以“指标体系”为基础的：特殊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
“但是，企业的最优行为不是力争每期均取得最高业绩。为了给下期生产指标的超额完成留有余地：隐瞒最高生产能力、适当超额，才是企业的最佳选择。若该期产量富余，企业便将部分超额产品囤积起来、私藏起来，留待日后。当日后的指标完成不了时，就把囤积、私藏的产品重新再拿出来补漏补缺，就这样机动地使用 。”

苏联资本家之间是相互抢占劳动力的。谁囤积的劳动力更多，谁使用劳动力就越容易。而更容易使用劳动力直接带来的利益就是更容易获得奖金。但，被苏联企业囤积了的劳动力们在事实上都是：处于失业状态。苏联厂长总是宁愿自己企业已经囤积了的劳动力们都是空闲的，最好是让他们无事可做。

假如苏联资本家给予他们实际的工作，可变资本的成本(v)就提高了，而这对超额完成指标：获得奖金是有害的。苏联资本家虽然喜欢在向部长汇报的时候夸大自己企业的成本，但不喜欢实际地增加自己企业的成本。

苏联厂长必须要降低超额完成指标的实际成本，才能够获得更多奖金。然而，苏联资本家又不能够把这些劳动力丢在自己企业之外，他必须囤积起来：不让其它的苏联资本家获得这些劳动力。因此，苏联资本家必须安排一些工资最为低廉的职位给他们，例如清洁工。或者甚至直接挂个名、打杂。这类被囤积的劳动力相当于失业人口、产业后备军，他们的生活水平很低，能活着很不容易。一旦有新的提高了的指标，这些产业后备军就能够立刻进入苏联工厂中累死累活地劳动。已经囤积了足够劳动力的苏联资本家，能够超出指标而获得奖金；而另一些没有囤积足够劳动力的苏联厂长则难以超过指标。

指标不停地上下波动着（甚至指标内的商品种类的质，也变化着），今天是这样，明天就变成那样，总是临时加急更改。指标本身就是一个飘忽不定的与普通市场经济同样盲目偶然的东西。每个苏联资本家都不清楚本月的指标是怎样的，就连制订指标的苏联部长们也不清楚。因为指标和价格都不是被人为主观制定出来的，它们仅是苏联特殊市场经济中的相互竞争——不被任何人有计划到的、不被任何人有意识到的——仿佛是由“外力”（在全部人之外）所造成的结果。苏联的主观指标和主观价格都仅是盲目的、后知后觉的，它们都仅是在事后——变更了后才具有合理的效力，苏联的主观价格仅是在事后才要去符合客观价格，并把自己在事后更改为：客观价格。而这些客观指标却不被任何苏联人预期、事先知道，客观指标与客观价格都仅是厂长与厂长、厂长与部长之间相互博弈、相互竞争的结果。苏联商品的价格是被市场操控的，而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无形的手”，这只巨大的“无形手”不是任何人的手，既不是斯大林的手也不是官僚们的手。它是市场的手，或者说上帝的手。越是物资短缺，苏联企业主（苏联资本家）就越是私藏、囤积。这样一种加重物资短缺的恶性循环必然导致“经济危机”，甚至是：周期性地发生经济危机。

我们设：

h (hoard) —苏联企业囤积的物资量

a1(actual) _生产实际

q (quota)=指标数额

r (reward) =企业[超额完成指标]后获得的奖金

a2 (actual) =实际的企业生产能力

o (overt)=公开汇报的企业生产能力

q/a1与r之间也许是呈现出反比例关系。

HAD

在苏联资本主义里，q<h。al与a2的提高，是在[生产指标q]与[生产实际a1]之间的巨大偏差中与激烈斗争中进行的（q本身也是在不停地波动着)。每一个苏联资本家都在主观上渴望自己的r提高。但别忘了部长们也是苏联特殊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一环。苏联特殊市场经济的“囤积规律”表明，每一个苏联资本里的h总是>q。而且苏联经济是：（1）a1 > q；(2) a1<a2；(3） q>0，这三个不等式表现出苏联经济的运动。部长们希望[q、o、a1]都不断地上升，而厂长们却希望它们都不断地下降。厂长仅以a2 × 50/100用来生产实际(a1)；而部长们为了能征收足够的物资，不得不提高q。于是，厂长们在本月获得了r；而部长们却在下个月把q提高到[o的很多倍，以逼迫厂长们提高a1。但是，一旦指标接近了a2或甚至超过了a2，各个厂长就又千方百计地囤积物资，从而造成大规模的物资短缺、大规模的生产资料短缺、甚至是劳动力短缺；厂长与厂长之间也相互竞争，A资本囤积了1000名劳动力，B资本就缺乏1000名劳动力而完不成生产指标。这些相互竞争最终又使得部长的努力白费，平均下来后，提高了的指标难以被完成；或者只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完成：以次充好、质量极差、弄虚作假。于是在经过一轮又一轮的相互竞争后，指标被迫降低下来。厂长的a2> a1，在两者之间总是存在一个差额，厂长们一直仅以实际生产能力（a2）的40%~50%用来生产实际。这个差额的存在，仅仅源于苏联企业厂长对r的贪婪。追逐r是苏联资本的本性。美国资本主义必然恒在着一个相对生产过剩的数额，那么苏联资本主义也必然恒在着一个：“相对物资短缺”或说相对生产短缺的数额。还有另外的严重浪费：囤积在各个苏联企业仓库内的机器生产设备、原材料、消费品都会过时、过期、损坏、腐臭、发霉。在苏联，更新生产资料、采用新科技是很不容易的。我们看到，部长们无法抹除苏联企业固有的这个巨大差额。若果生产力已经实际提升，那么，部长们提高q的措施就成为反映生产力提高的有效措施。但，生产力的提升仍然无法抹除苏联的相对物资短缺、相对生产短缺，它必然在一个更高的q水平内继续存在着。

任何商品交换的基础，都是人群内部固定分工。在苏联经济里，有两种类型的私有者：

（1）作为 [苏联中央] 的 [一个的私有者] ；

（2）作为 [苏联厂长] 的 [许多的私有者] 。

[唯一中央] 与 [多个厂长] 之间的商品市场，是“纵向市场”[1]；厂长与厂长之间的商品市场，是“横向市场”。苏联的横向市场是以苏联的纵向市场为中介的。在厂长与厂长之间的商品交换内，有一个中间者，这个中间者就是纵向市场。按照科尔奈的说法，纵向市场是：真正“讨价还价”的。

在 “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内，横向市场与纵向市场之间是统一的：苏联纵向市场的弊病出现在苏联横向市场中。按照指标，苏联A企业必须提供1000单位a商品给苏联B企业。但苏联企业与苏联指标之间是相互对抗的，那么在苏联A企业与苏联B企业之间(在各个苏联企业之间)也就有了相互不合、相互对抗。

苏联企业在纵向市场中，想要囤积更多的资产和货币，想要超额完成指标而获得更多奖金。那么，苏联企业在纵向市场中必须多拿、多要。在苏联经济里，纵向市场与横向市场是统一的：

[苏联A企业向中央索求：1000单位b商品] ＝ [苏联A企业向苏联B企业索求：1000单位b商品]；

[苏联A企业：囤积物资与私藏a2，造成中央短缺] ＝ [苏联A企业：囤积物资与私藏a2，造成B企业短缺]。

苏联的私有者们在特殊市场经济中的讨价还价、相互竞争；苏联的私有者们仅顾自己的私利而不顾他人的需求。

苏联经济的供给与需求之间是相互不平衡的上下波动，价格波动必然存在，价格不能够与价值一直贴合，这种不贴合、不平衡是源于苏联式私有制的盲目混乱的特殊市场经济。可见，苏联在经济领域处于无政府状态。

苏联的特殊市场经济”，是被纵向市场经济中介了的横向市场经济、是被“中央”中介了的市场经济。

在私有制(包括苏联)内，任何经常性的盈利、利润，都是以剥削剩余价值为基础的。横向市场是一种剥削剩余价值的方式，但纵向市场也是另一种剥削剩余价值的方式，前者与后者之间的共同特点，是：苏联企业厂长为了获取更多货币而剥削工人。

我们现在反过来：观察中央本身。中央本身也是一个私有主体。中央征收“全国总和的剩余物资”。假设，单个苏联企业获得的剩余物资为m。前文提到过：单个苏联企业获得的奖金为r。则我们设：

R=(r1+r2+..+rn-1 +rn)

M=(m1+m2+...+mn-1 +mn）

H=(h1+h2+...+hn-1 +hn)

Re(central)=中央(作为私有者)从M里拿走的物资

Mc=mc(不变资本的补偿)+mv。(可变资本的补偿)=简单再生产所需要的m

Ma(accumulation)=社会积累、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m

纵向市场经济是：苏联中央与各个苏联厂长之间的商品经济。厂长们与中央之间的等价贸易、等价交换的内容是：

(Ma+ Mc)=M-（Re+R+H）

；中央获取利益(奖金或物资)是：获取Rc，厂长们获取利润(奖金)是：获取 R。厂长们的利润与中央的获利都来源于对全国劳动人民的剥削。

[中央增加R。的：措施]=[中央增加M、Ma、q的：措施]，前后两者都是一致的。M。原本是归于R的，Ma是被中央掌控的：它是从R。里被拿出c去作为扩大再生产的物资。

[中央的盈利数额Rc与[M的数额]之间是正比例关系，M越大，Rc也就越大。但中央不能够经常地通过 [缩减Mc、缩减Ma】来获得更多的Rc，因为：这种措施仅是在短期内增加了Rc，在长期内却不利于Rc的增加。中央的最优措施是通过[增加M、a1]来增加Rc，[提高q]是[增加 M、增加 a1]的措施。但是，[增加 M、a1]与[缩减H(包括a2)]之间是相互对抗的：若要[提高q]，苏联企业厂长们必然要[提高h]中央若要[缩减h]就必须同时[绝对缩减r(“超出指标额外1卢布的边际奖金”变少)、缩减q](既绝对缩减r又缩减q)，但这就又使得[M 下降]：厂长们害怕"ratcheteffects"]，因而厂长们宁愿减少自己获得的r，也不愿意提高a1、不愿意使h下降至[h=q]，不愿意使h 下降至[a1=a2]。最终，[既缩减r又缩减 q]的结果是：[q与a1]都下降=[Rc下降。假如，中央[既提高r又提高q]，这就等同于用r等价交换h，这种等价交换仅是：“一物换一物”，把h换成r，而[R/M的提高] 就使得 [Rc/ M无法增加。而且苏联厂长们绝也不愿意一次性地把h换为r，因为：q在不断地提升，而r却只是在q<a1时才存在，厂长们不愿意让q/h上升。这样，h依然不减少，并且h依然是在快速增长着。中央不论怎样做都无法[降低h的增长速度]、都无法[降低h]。假如，中央既[提高q]又[缩减门，苏联厂长们甚至干脆不完成指标，在[施行经济核算制之前的时代就是这样的。

总之，中央仅能够通过[增加a1]来[增加Rc]。

前文已经提到过，苏联企业厂长们仅把a2的40%~50%投入到a1。也就是说：

[Rc与H]之间是相互对抗的；

[Rc与r(苏联企业的奖金)] 之间是相互对抗的；

[Rc与a2]之间是相互对抗的。

虽然全国增加了剩余价值1000m，但：Re<[1000m- (Ma + Mc)]。

中央无法降低H，中央唯一能够做的就是：[不断地、努力地提高q]，以此来【增加M 与增加 Rc]。虽然 [Rc、q]都变得多了，但H却也变得比它们更加多。

苏联企业之间的相互竞争、指标的提高、横向市场的独立化(所谓“黑市”)。

苏联中央是与多个苏联企业私有者对抗着的：一个最大私有者。它不得不施行“利别尔曼改革”。利别尔曼改革是“斯大林模式”走向衰落的标志。往后的每一次改革，都仅是“利别曼改革”的深化与继续。最终，全部“斯大林模式国家”都必然地从特殊市场经济走向普通市场经济。

综上所述，苏联的企业绝不是苏粉左派们所谓的“苏联的国有企业”；苏联的生产资料也绝不是苏粉左派们所谓的“苏联的国有财产”。

"设想在交换价值、在货币的基础上，由联合起来的个人对他们的总生产实行控制，那是再错误再荒谬不过的了。”[4]

——Karl Marx《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手稿)》

HAD

全文：https://zhuanlan.zhihu.com/p/124321361?utm_id=0

guisun

看的头痛

HAD

guisun 发表于 2024-1-18 16:39
看的头痛

简化一下就是苏联斯大林搞经济核算是在搞资本主义，苏联的国有制实际上就是市场的回归，

HAD

希望远航老师和各位懂经济的网友看一看这个结论有没有问题

乐不眠

什么是资本家，资本是为了增值而增值，为了流转而流转，托派的说法很简单的就是腐败就是资本家，就是市场经济。

根据以上关于剩余价值生产所说的话，可知决非任何的货币额或价值额，皆可转化为资本。这种转化有一个前提，即个别货币所有者或商品所有者手中的货币或交换价值，须达一定的最低额。可变资本的最低额，即是在一年间每日使用一个劳动力来获取剩余价值所必要的成本价格(Ko-stenpreis)。假设劳动者有他自己的生产手段，并以劳动者的生活为满足，再假设其本人生活资料再生产所必要的劳动时间，为每日8小时，如是，他也只需用8小时劳动所需用的生产手段。但资本家既要在这8小时之外，再要求四小时的剩余劳动，他自须有追加的货币额，用来购买追加的生产手段。但按照我们的假设，就令他只想过劳动者一样的生活，只想满足自身的必要欲望，也必须用两个工人，才能每日取得这样多的剩余价值。
在这场合，他的生产的目的，单是为生活，不是为财富的增殖(财富的增殖，才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又，假设他要过的生活，不过比普通劳动者生活好一倍，且仅要以所生产的剩余价值之半数，再转化为资本，垫支资本的最低限，就须与劳动者数的增加，同时增加8倍了。当然，他自己可以和劳动者一样，直接参加生产过程，但若如此，他便成了资本家与劳动者的中间人物，是“小老板”(Klein Meister)了。)资本主义生产达到一定高度以后，资本家必须能以充任资本家(人格化的资本)的全部时间，来占有并统制他人的劳动，来售卖这种劳动的生产物①。因此，中世的基尔特(Zuaftwesen)，曾以强力限制一个老板所能使用的劳动者数，使不得超过极小的最高限，以防止手工业老板化为资本家。货币或商品的所有者要实际转化为资本家，他在生产上垫支的最低额，必须远过中世纪规定的最高额。我们在这里，又像在自然科学上一样，为黑格尔在论理学中发现的法则单纯的量的变化，达一定点，即转化为质的差别

社会主义下的走资派，要想成为资本家，绝非是腐败就可以的，而是要造成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拥有自由买卖的劳动力市场，才能在剥削的基础上增值的可能，一种基于使用价值的腐败，是绝对滋生不了资本的。

他似乎认为苏联的企业家成为了封建王朝的地主阶级，像是圈佃农一样，圈劳动力，并且后文的所谓横向市场和纵向市场也和类似东汉时期一样，中央朝廷和各地世家贵族的关系，不同的一点是他强调了横向市场的商品关联性，上游市场的囤积造成了下游市场短缺，进而中央政府的短缺。

我绝对这应该是错的，苏联的计划经济倒头来回到了汉朝？emmmm

SOSO

HAD 发表于 2024-1-18 16:33
全文：https://zhuanlan.zhihu.com/p/124321361?utm_id=0

这人成分多少友点逆天

980135117

我觉得HAD网友应该有点自己的判断力吧

HAD

980135117 发表于 2024-1-19 01:02
我觉得HAD网友应该有点自己的判断力吧

我对经济一窍不通，不过我觉得这个结论肯定是错的，我只是很好奇大家会如何分析这个结论，如何发现里面的问题，我现在还处在似懂非懂的阶段，只是从直觉上经验上看觉得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