躺平有用吗？

HAD

自打经济发展呈现“L型增长”后，这届年轻人也紧跟着进入新常态，越来越喜欢讲“躺平”了。按说年轻人本该努力奋斗，努力奋斗原本也是个褒义词，而今却被贬义的“内卷”取代。其实“内卷”本来是个中性的学术概念，最早是用来说明爪哇岛陷入停滞的农业社会的：爪哇岛人口不断增长，导致人均土地不断下降，人们不得不在越来越有限的土地上投入越来越多的劳动力，整体的劳动效率不增反降，这一现象就被社会学家称为内卷化。在内卷加深的过程中，劳动效率的降低同时还伴随每个人劳动收益的降低，这才是内卷一词最直观的体现。换句话说，就是越卷反而挣得越少了。这届年轻人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随即学术概念泛化，“努力”成了卷王倾轧同侪的借口，“奋斗”也变成奋斗逼们不择手段的理由，于是越努力越停滞，越奋斗心越累，面对再也卷不动的现实，年轻人自发地选择了躺平。所以我们看，躺平是作为内卷的反义词出现的，是用来对抗内卷的现实。卷的再狠工资也不会涨，反倒有下降的顾虑，那索性就不干了，躺平因此就成了一个解决现实困境的办法。那么躺平真的是个办法吗？对于有些人来说是，但对于更广泛的底层穷人来说恐怕就不是了。这期我们就来讲讲内卷与躺平，讲讲贫困是怎样再生产的。



穷是系统性的，不单指经济上的贫困，还包括因此引发的人的行为和精神上的特征，而且这里的系统性，更指向穷的社会基础。各位点个关注三个连，我们来仔细掰扯一下这里面的关系。十多年前，香港电台曾有一档真人秀叫《穷富翁大作战》，专门请上市公司总裁、各行业专业人士来体验约一个星期的贫困生活，这些平日里锦衣玉食的高端人士不得不去干苦力，睡板房，甚至露宿街头。田北臣是服装集团的董事长，出身香港江南四大家族，他的家族被誉为“裤王“，生意遍布全球，这是典型的大资本家。他一直信奉自由市场是最好的经济体制，汰弱留强天经地义，他认为即便是弱者，只要你有斗志，就能变成强者。节目组给他安排的工作是时薪只有25元的清洁工，一天至少工作九个小时，通勤时间两个多小时，晚上住1.6平米的笼屋。重复的体力劳动，让他锐气尽失。他说，“这两天我只考虑吃东西，完全没有什么盼望，我什么都不想，我努力工作只希望吃一顿好的，怎么会计划下星期、明年、将来会怎样。”他经过茶餐厅，死死盯住玻璃窗上的菜单，每看一家，便说一句太贵了。他说这辈子从没想过，7-11之类的便利店竟还有自己负担不起的。还有一集的主角叫Brandon，是名流周启邦之子，曾在英国攻读法律，后来回到香港做律师，是标准的上层中产阶级。他很讨厌别人叫他“二世祖”，觉得自己的成功主要是通过努力得来的，为了证明自己，他要化身为低学历低收入的底层穷人，复刻一下自己的努力。结果Brandon努力了一周遭连像样的工作都找不到，因为低学历者只能干保洁等一类的重体力活，时薪很低。于是他只能仰仗节目组帮忙找了一个奶茶店的工作。在奶茶店他感觉“像打仗”，虽然上手工作并不难，但长时间的机械劳动让他明显感觉思维停滞了，“像齿轮在转，看不到任何方向，看不到任何前途。”之前还踌躇满志，准备努力奋斗的Brandon，离开时是这样说的：“很多人上班挣钱是为了每天的开支，扣除开支之后，已经没有能力做任何事情，根本存不到钱，我觉得很悲哀。”这不禁又让我回想起刚走出校园时的“青葱岁月”。我刚来北京有一阵频繁换工作的时期，而且做的也都是电话销售、房产中介一类的工作，虽然大部分不是重体力活，但不开单的话收入就很微薄，而开单又是个很小概率的事情。这类工作加班属于家常便饭，不加班无法完成规定工作量。我干房产中介时，有一回为了带一个客户看房，在他唱歌的KTV门口等到半夜十二点，而第二天还要八点半赶到门店开早会。那段时间基本上没有正常睡眠，每周唯一的单休日都用来补觉了。这种穷困的状态我持续过很长时间，对于穷人难以走出困境我有很深的体会，但很多人没有。前一阵和一个朋友聊天，她虽然也是打工人，但刚毕业不久，是办公室里的白领。她问我为什么不能多花一点时间找工作呢？多拿几个offer比较一下不是更好吗？在她看来，随便面试一份工作就去入职太草率了。她的意见是没错的，买东西还要货比三家，找工作怎么不正经考察下就入职呢？但问题就出在这里，我并没有盲目到不识好歹故意吃苦，看过我《十年来信》那期视频的朋友大概知道，我当时的条件，我兜里的钱是没法让我好好找工作的，如果不能很快入职，那月底就要闹饥荒，花点时间找工作这个决策成本，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是负担不起的，所以那段时间我就陷入恶性循环，难以自拔。讽刺的是，最终把我拽出泥潭的，可不是我努力奋斗，而是我那张还不错的大学文凭，我之所以不再是底层穷人，是因为我有学历。事实上，重复的机械劳动根本谈不上努力，这只是穷人自我麻痹的一个借口，是内化了的社会规训，在麻木的重复劳动当中，人无法获得任何成长，不会有丝毫进步，一天打一百个推销电话，我能从里面到什么新东西吗？除了不时被对面问候家人以外毫无收获，这完全是一种消耗。但把人固定在打电话的工位上，固定在厕所边的保洁间，固定在流水线，又或者固定在送外卖的电瓶车上，恰恰是阶级社会所乐见的。






工业革命时候，劳工阶级的生活极其悲惨，恩格斯在其名著《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有过详细描述。伦敦的贫民窟里街道狭窄，污水横流，到处都是难闻的气味，这些地方住满了穷困的产业工人，经常是一家几口人挤在杂货间一样大小的房间里。这已经算不错的，为了避免露宿街头，穷人们睡在潮湿的地下室，睡在肮脏的阁楼上，还有的人睡在柜子里，大部分人没有任何像样的家具，甚至连床都得当掉好换来一点能裹腹的食物；贫困让工人们和失业的后备军吃的很坏，长期营养不良的童工普遍很瘦小，由于缺乏公共卫生设施，霍乱、伤寒肆虐，这个时期的产业工人普遍活不过30岁，儿童夭折率高得可怕；贫困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有些女人为了吃饭被迫去卖淫，失业的男人们总会堕落到去犯罪，然而保住工作也仅仅意味着地狱一般的工厂生活。骚乱、暴动时有发生，工业革命以来空前发展的生产力，却造就了这样一幅普遍贫困而动荡的图景。但在保守的统治阶级看来，贫困带来的问题仅仅是贫困本身造成的，正是因为贫困引发了道德堕落，才造成了偷窃、抢劫和不知廉耻的淫乱，反过来又助长了普遍的道德低下。因此贫困本身就变作一种瘟疫，成为某种病态，急需整治；而穷人则仿佛与罪犯无异，贫困就像犯罪，理应被惩罚。资产者们刻意将贫困与道德联系在一起，认为提高穷人的道德水平，让穷人克服懒惰是解决贫困问题的关键，把消灭贫困等价于对穷人进行劳改。1834年，英国的《新济贫法》颁布，济贫院变身劳改院。新型济贫院的出现，标志着资本主义下的贫困再生产，从一种不自觉的前意识状态，走向了系统性的有意为之。这个系统最重要的原则就是“不养懒汉”，其设立的目的在于使穷人道德完善，让“懒汉”勤奋起来。这里供给的食物极其粗糙，劳动极其繁重，居住条件也很恶劣，被称作“穷人的巴士底狱”；尽管来去是自愿的，但一旦被收容就意味着失去部分人权，这里规章严格，触犯的话，管理者可以合法地施加严惩，包括关禁闭、禁止吃饭等等。值得一提的是，就算条件如此恶劣，济贫院也不是想进就进的，必须通过严格的审查，确保穷到活不下去才能被收容。济贫院的宗旨，是要让无产阶级切实感受到，接受救济的待遇比“自食其力”的工厂生活还要更差，只能勉强维持在生存线上，而只有进厂卖苦力才是唯一的出路，哪怕这是条不归路。




简中互联网一直流传一个段子，说乾隆派和珅赈灾，和珅却在发给灾民的救济粮里掺沙子，有人不解，和珅说假灾民不会吃这种掺沙粮，此举可以识别出真正的灾民，既赈了灾，又给国家节约了粮食，这是善政。据说皇帝听闻后还大大夸奖了和珅一番。这事先不管真假，和英国的济贫院比起来，确属异曲同工。只是和珅那会是前现代，他并没有说明这么干的另一个重要的经济动机。这个动机就是要维持普遍的低工资，将劳工工资维持在刚好满足劳动力再生产的水平线上。大量相对过剩的失业人口对于维持低工资是必要的，这样才能“你不干有的是人干”；但失业的产业后备军对持续生产又构成了威胁，社会秩序会因此动荡，资本主义有被颠覆的风险。这时候最低限度的社会救济就成了失业的必要补充，失业和济贫院共同构成了一把钳子，广大的劳工就被钳制在这二者之间的生死线上。为了追求利润，资本家需要不择手段地压低生产成本，所以劳工工资就必须保持在只能勉强维生的最低水平；而社会救济则要比这个水平更低，因此工人阶级只能在坏与更坏之间做选择，而无论怎么选，都永无出头之日。劳工们就这样被固定在了资本主义的机器上，成为一颗人形螺丝钉。资产者还通过济贫院这种貌似对无产阶级的“施舍”，将道德规训强加在劳工身上，把穷人诬陷为懒惰无耻道德低下。以上这些东西加起来，一起构成了资本主义下贫困再生产的机制。资本主义或许在演化，但底层的低工资、必要的失业人口和最低限度的社会救济，还有勤劳致富、吃得苦中苦这类道德规训，这些东西从来就没缺席过。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穷人没有出路，只能将有限的生命燃烧在无限的苦役上；只有这样，才能维持较低的生产成本，让资本主义的持续生产有利可图。








middle class，中间阶级，也就是所谓中产阶级，这是个舶来词。这个词发明有段历史了，早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前，中间阶级就是指介于封建贵族与农民之间的资产阶级和市民，后来这个中间阶级联合农民与城市无产者，推翻了欧洲的封建统治，资本家自己做了统治者，中间阶级的名号就让渡给了农民以及城市里的小业主和工匠。随着工业革命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兴起，马克思断言中间阶级将是一个逐渐消亡的阶级，小部分跃升为资产阶级，大部分跌落为无产阶级，人类将无可避免地日益分化为这两大阶级。从小农和城市小业主的视角去看，马克思的预言并没错。但他没预料到的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后，从无产阶级中又分化出了一部分收入较高的脑力劳动者，继承了中间阶级这个名头，这就是现代意义上中产阶级的由来。新的产业革命推动了生产力的日益发展，让一部分无产者提高了生活水平；而随着资本主义在地理上的扩张，生产过剩的全球化除了让世界陷入帝国主义竞争外，也在先发国家内部推动了生产关系的改良，一些从事脑力劳动的无产阶级从中获益，办公室白领崛起，中产阶级演变为一个具有价值判断的符号。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中产阶级的壮大，赤贫阶层越来越淡出了大众视野，中产阶级占总人口的规模成了判断社会稳定乃至于文明程度的标志。“橄榄形社会”成了理想的社会结构，“一亿总中流”成为社会发展的目标；与之相反，代表贫富分化的“哑铃型社会”则无疑是病态的、不稳定的，是要极力避免的。这样一来，贫困问题就被局限在了肤浅的层次上，资本主义制度下因为阶级鸿沟而产生的绝对贫困，就被相对化了。然而，貌似稳固的橄榄型社会依旧是脆弱的，相对化了的贫困既非相对，并且仍旧是贫困。中产阶级不仅无法在概念上明确，无法与普遍的无产阶级区分开，在现实中也不过是一种吃饱穿暖的“新穷人”而已。苏联解体后，资本主义开启了最新一轮的全球化浪潮，生产过剩逐渐成为一种普遍事实，我们也随之完成了生产型社会到消费型社会的转变。这时候，原本赤贫的产业工人备受压迫的形象，逐渐分化出写字楼白领一边996一边还房贷的身影，贫困的根源被小心翼翼地掩藏在中产阶级相对宽裕的生活中，阶级的鸿沟似乎要被中产日渐增加的收入填平了。只不过这一切都是幻觉。如前所述，收入的提高没有让中产获得自在的生活，这同样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当资本主义日益触碰到地理扩张的边界时，生产过剩的矛盾就必须转而向未来的时间寻求缓解，这时候，消费性信贷就成了必要的途径。中产阶级的收入，尤其是工资倒确实是提高了，但总体上他们的有效需求仍旧够不上巨量的商品产能。而在消化商品方面，只占人口极少数的富豪和广大赤贫的底层都不是主力，所以这个任务最终还是要交给中产，必须得透支他们未来的购买力，橄榄形社会这时候派上用场了。于是中产阶级就发现，他们如果想完成自身的再生产，成本将是巨大的，远远超过基本的衣食住行。中产要参与社交，要维持体面，更重要的，要保证阶级地位的代际继承，不致使后代悲惨地跌落到真正的无产者当中，故而学区房成为必需品，奢侈品也成为必需品，健身房，医美，出国旅游，早教，补习班通通成为必需品，就算是刚迈入初阶门槛的下层中产，入门款的必需品也得都安排上，最不济的，也得有套商品房。当这些消费符号作为必需品，跟身份认同绑定在一起的时候，中产阶级似乎也收获了某种“实在”，自身与赤贫的底层之间通过消费划定了明确的界限，在由消费彰显的价值感之下，还叠加了一层努力向上的积极底色。相比那些为了生计而操劳的底层穷人，中产阶级有学历，有眼光，有品味，有格局，他们用消费符号把自己装扮成“高大上”，他们的意见充斥在舆论场上，他们幻想自己是社会的中流砥柱，通过消费主义他们仿佛真的拥有了权力，这一套脑力劳动者的意识形态就这样建立起来了。在这样的意识形态迷雾里，他们可以忍受事实上的当牛做马；只要还有丝毫稳定生活的预期，他们并不介意要用半生来偿还贷款，因为消费性信贷已经成为中产阶级自我定位的标志。曾几何时，不少房奴还会因为及时上车而沾沾自喜呢。然而当某些表征不经意显现的时候，比如房价的“不合理”波动，还是会引发中产们对稳定的忧虑，当忧虑加深的时候，他们才又会突然发现，自己和那些真正的底层牛马也并没有什么两样。实际上也确实没什么两样，中产与牛马是辩证统一的。

HAD

在CN，这一点在劳动者身上体现的非常明显：一方面，史上最大的工业国“不自觉”地继承了“不养懒汉”的济贫院思想，由于社会保障的缺失，从底层的无产阶级到暂时做稳了社畜的中产，都必须马不停蹄地投入到无尽的工作当中，投入到看不到头的加班当中，一旦脱离996的负荷，脱离打螺丝的苦役，那他们马上就会陷入到没有收入的焦虑里，陷入到因为还不起房贷交不起房租养活不了家人的巨大无力感中，从这个意义上说，996确实算一种“福报”。另一方面，在摆脱了物质匮乏的窘境之后，CN从一个生产至上的“生产型社会”，进入了“后现代”的“消费型社会”，原本匮乏经济中勤劳节约的伦理被消费的道德取代，一个人的自我价值，不再附生在工作上，也不再附生在生产上，而取决于消费。谁能买得起LVspeedy，谁就获得了与其价格成正比的自我实现，谁能开的上保时捷卡宴，谁就获得了与之相应的社会地位。于是抽象的权力化身为具体的消费符号，充盈在琳琅满目的广告和促销当中，让办公室的社畜和底层的穷人产生了一种幻觉，以为消费才是权力的本质。所以我们看到了各种超前消费，看到了信用卡，看到了小贷，看到出卖器官也不惜要买的iPhone，看到手拿身份证拍的裸照，我们最终看到的，是出卖了一切之后卖无可卖，在被压榨完最后一点消费价值后，扔到北京马驹桥和深圳三和的大神们，还有前赴后继跑到东南亚甚至中东迪拜的，电诈产业链上的施害者以及被害者们。工作就是为了赚钱，而赚钱就是为了消费，为了消费可以不择手段，无论是压榨自己还是压榨别人。从这一点上看，不仅中产和牛马浑然一体，而牛马们和主人也完成了辩证的统一。然而主人和牛马究竟是不同的，主人之所以为主人，是因为他们主要是压榨别人，而牛马只有压榨自己。阶级的鸿沟不可能因为消费上的模仿就被填平，通过消费商品，牛马们只是被愈发牢固地固定在贫困里，区别只有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而统治阶级意图拿消费主义掩盖的真正的阶级鸿沟，是剥削。



但资本也好，剥削也好，生产关系也好，都是以物为中介的人的关系，最终指的都是人与人的关系，所谓的剥削压迫，就是指有产者依托对私有财产的占有，而无偿支配无产者的劳动，本质上就是支配并占有无产者的生命。所以贫困是什么呢？贫困是没钱吗？这只是最肤浅的认识，贫困其实是被奴役被占有的状态，放到当代，更是指全身心地被占有。生产力确实发展了，从上层指甲缝里漏下来的碎屑也更多了，人民群众因此吃饱穿暖了。但为了维持吃饱穿暖，劳动者的生命完全属于他们的部分也更少了，无论是脑力还是体力劳动者，都必须付出更多的时间用在机械重复或者毫无意义的工作上，还必须把有限的劳动所得消耗在无限的消费符号上，这些工作和消费从不为他们的自身发展而服务，只为利润服务，只为维护这个体系而服务，只为不断地生产出自身的贫困而服务，这才是贫困的真正涵义，在阶级鸿沟面前，贫困是绝对的。广大年轻的无产者感受到了这种无边的贫困，因此他们停止内卷，提出了躺平的办法。我们回到一开始的问题，躺平真的有用吗？奴隶总是想躺平的，但奴隶主有鞭子让他们不敢躺平。后来随着历史发展，这根鞭子抽象化了，变成低时薪，变成济贫院，变成还不完的房贷，变成消费主义的糖衣炮弹。有形的鞭子变成了无形的鞭子，奴隶们就因此能躺平了吗？我看是不能的。在不久的将来，无形的鞭子会复归有形，还会变的更硬，把人抽到欲做奴隶而不得。

HAD

https://mp.weixin.qq.com/s/VyTfapi1DR2FatEktHRc6g
转载时有删节

HAD

不知道红中网的各位主编如何看待这个观点“通过消费商品，牛马们只是被愈发牢固地固定在贫困里，区别只有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而统治阶级意图拿消费主义掩盖的真正的阶级鸿沟，是剥削。”b站上的评论也说：“大多数人处境是躺不平也卷不起  彻底躺平会被饿死 夹在两者之间是很绝望的”
“躺不平，卷不赢”“进退两难”
作者似乎很悲观，看不到脱离消费主义的可能，而生活本身又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工作，躺平似乎解决不了生存的问题

爱琳娜

这个作者的观点显然是片面的和静止的，还在用百年前的眼光看待现代社会，仿佛只要资产阶级制造失业，无产阶级就永远只能在贫困线上挣扎，但事实并非如此，首先随着生产水平的发展，现代社会养活自己比百年前要容易得多，即使是每个地方的最低工资都完全可以满足吃饱喝足。第二现代社会区别于古代社会的一个点在于生育的变化！可以说现在的无产阶级已经越来越意识到不婚不育是打击资产阶级剥削的有效武器，只要不婚不育，就可以很大程度上跳出资产阶级设计出的“消费主义”陷阱。第三点即使无产阶级不得不迫于生计被迫“内卷”，只要观念上能认清资本剥削的现实也会显著降低劳动积极性，从而减少有效的劳动时间。总之无产阶级只要能减少有效劳动就能影响到资本积累，长期势必造成资本的利润下降，动摇资本主义的根基。总之只要资本主义越发展无产阶级就越有躺平的本钱
可以说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不是因为无产阶级被逼的走投无路从而揭竿而起，而是因为时代的发展赋予了无产阶级越来越强大的力量以致最终足以战胜资产阶级。

远航一号

爱琳娜 发表于 2024-1-30 01:56
这个作者的观点显然是片面的和静止的，还在用百年前的眼光看待现代社会，仿佛只要资产阶级制造失业，无产阶 ...

完全同意这一段评论

980135117

说实话我看了很不舒服，非常厌恶。

这作者就是强行把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说成是无产阶级的利益。

“写字楼白领一边996一边还房贷的身影”，嗯，华为的年薪百万的996和拼多多年薪30万的996无产阶级有什么必要共情吗？农民工在县里买房是看中了县城有更多公共服务更方便，说白了真的是为了自己住，跟大城市的背上了千万房贷的人有本质的区别。

“中产要参与社交，要维持体面，更重要的，要保证阶级地位的代际继承，不致使后代悲惨地跌落到真正的无产者当中，故而学区房成为必需品，奢侈品也成为必需品，健身房，医美，出国旅游，早教，补习班通通成为必需品，就算是刚迈入初阶门槛的下层中产，入门款的必需品也得都安排上，最不济的，也得有套商品房”，那资产阶级就不需要了吗？资产阶级就没有必要的社交，就没有必须的维持体面的支出，还是就没有必须维持高质量教育的支出了吗？任何阶级的成员都不可能是绝对自由的。按照作者这套中产阶级有很大的压力所以说本质牛马的逻辑，我完全可以说资产阶级也是牛马，也是被压迫的。

“所以我们看到了各种超前消费，看到了信用卡，看到了小贷，看到出卖器官也不惜要买的iPhone，看到手拿身份证拍的裸照，我们最终看到的，是出卖了一切之后卖无可卖，在被压榨完最后一点消费价值后”，难绷，为什么这些人需要这些符号价值？不就是因为他们想当人上人，认为普通人或者劳动者是低贱甚至不可接触的吗？那这种人被坑了，我为什么不开心？

然后从这个角度再看，前面的济贫法还有《变形记》的东西，我觉得多多少少沾点上位者对底层的无知和幻想。中国毕竟是一个人均GDP都一万美元的国家了，说难听点你在印度或者越南能找到月薪3000人民币的工作吗，不管是购买力平价还是汇率计算？那这样看，其实这表面看是控诉压迫，实际上还是“对上人人平等，对下阶级分明”，把底层凝视成一个无穷无尽的苦难来源地。

意识形态

是杰基的文章，这小子善于冲塔

xin

看看中国资产阶级和中资政府对“躺平”的现实态度不就行了，它们是支持还是反对?其实根本不需要坐在那里乱想。

没有天分

感觉和那个什么赵皓阳是一个单位的，这不过这位更离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