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Michael G. Vickers自传《尽一切手段》（By All Means Available），Vickers曾担任美国国防部负责特种作战和情报的副部长，深度参与反恐战争。在1980年代，Vickers还是中情局负责阿富汗项目的行动官员，主导援助阿富汗反苏战争。以下是他的回忆。
1985年初，伯特·邓恩和我前往北京，试图劝说中国人匹配我们在阿富汗升级局势的努力。中国人已经是阿富汗项目武器的主要供应方，但我希望他们能提供更多武器，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
我的事项清单上有4件事。第一，我需要中国人提供更多的武器，以满足项目迅速增长的预算。第二，提供重型武器，包括82mm迫击炮和无后坐力枪、14.5mm口径重机枪，以及107mm口径多管火箭发射器。第三，提供大量改进型SA-7地对空导弹系统，消灭苏军的空中威胁。第四，为12.7mm口径重机枪研发碳化钨弹头。
我出发前，负责东亚和中国事务的情报官员告诉我，中国人不会接受我的要求。中国人主要通过盟友巴基斯坦人介入这场战争，但巴基斯坦人还没有提出如此多的需求。
另外，尽管中国人希望看到苏联陷入阿富汗的泥潭之中，但他们也不希望介入得太明显，使苏联人感到中国在挑衅他们。这些都很有道理，但我还是希望得到我想要的，中国是能满足这些需求最好的地方。
中情局自1979年开始就与中国建立情报合作关系，从中国西部地区监测苏联的导弹试验。苏联入侵阿富汗后，中美情报合作持续深入。自1982年起，中国开始通过中情局项目向阿富汗提供武器，并通过在中国境内培训圣战者（注：新疆的恐怖主义势力的源头可能在于此），以及直接提供有限武器的方式显示对阿富汗反苏的支持。中国人1969年与苏联爆发边境冲突，随后关系一路下滑，他们和我们一样反苏。
接待我们访问北京的是熊将军。熊将军之后晋升上将，成为中国国家安全政策的重要人物。伯特和我与中国人谈了三天，这与我之前经历的都不一样。和我们一起的是乔·德特兰尼，中文非常流利，是我们项目的重要伙伴。
我被要求对阿富汗形势做详细的介绍，以及充分描述我们的需求。在此之前，中方不会有任何回应。之后是他们对阿富汗局势的介绍，以及他们认为阿富汗抵抗运动需要的东西，中方的情况介绍也不允许任何打断。在听取对方长达45分钟的独白而不能提出问题，实事求是说，的确是个挑战。
最初，看起来我们似乎是在暗夜行船。中国人，和巴基斯坦人一样，认为需要向阿富汗人提供的是更多轻武器。我要求提供更加重型和先进的武器。我们讨论了游击战理论以及如何适用于当前的阿富汗局势。
我提供了我需要的详细武器清单，以及月度交付计划。中国人没有承诺任何事情，除了提供12.7mm口径的机枪碳化钨弹头。我想可能他们认为这个拿来自己用也不错。
最困难的莫过于我要求中国人提供改进型的SA-7导弹。我们的项目之前从另一个秘密来源获得了少量这一型号的导弹，但这些导弹运到阿富汗之后，都无法正常工作。我想给阿富汗抵抗组织提供更多的防空导弹，以及更稳定的供应来源，所以我找到了中国和改进型的SA-7导弹。
我要求中国提供600枚导弹和200部发射架。我知道这对中国人来说，意味着战争重大升级，因为苏联人很有可能会获取部分武器，并追溯回中国。但是我也知道中国人和我们一样，想给苏联人制造更多的麻烦。
在我们离开北京前的晚上，中国人为我们举办晚宴，吃北京烤鸭以及其他一些东西。我们的中国主人乐意为我们提供一切，包括鸭爪。晚宴中，一个服务员不小心把热茶浇到了伯特的背上。我们被敬了很多白酒，我说了很多干杯，但是我没一会就偷偷摸摸地把白酒换成了白水。
第二天，我们前往机场，却没有达成协议。我安慰自己说，至少中国人听到了我们的需求。我们要继续尝试，正如我们之前被拒绝的那样。
但是在机场贵宾室等待我们的，是解放军装备部门的负责人贺将军。中国人同意了我们所有的要求，包括600枚SA-7型导弹，而且价钱只是我们之前买的一半。我们又与贺将军喝了几杯，庆祝我们共同让苏联人的日子更难过了。我想起我之前的梦想，联合中国人共同反击苏联，这已经距离梦想成真不远了。
此行的唯一遗憾，是中国改进型的12.7mm重机枪弹头。最初的试验结果还不错，但是经过更多测试之后，我们发现中国造的弹头很难穿透苏联“驯鹿”武装直升机的装甲（注：飞行步战车名不虚传），所以我们放弃了这个计划。另一类中国武器“红箭”反坦克导弹，同样也被发现有缺陷，项目最终没有采购。
自1985年初至1988年底，中国提供了价值15亿美元的武器弹药。他们同样提供了大约2000枚改进型SA-7型导弹。没有中国的帮助，我们无法赢得阿富汗的秘密战争。
发表于 2024-2-20 18:4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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