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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苏分裂的反思（十二）—— 世界革命的中心
远航一号
在上一篇文章中，比较了1963年3月30日苏共中央致中央中央的信和6月14日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中各自对战争与和平、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革命道路以及亚非拉地区人民反帝斗争的看法，双方在文字表现形式上并没有大的、原则性的差别。尽管如此，中共在以后的论战中仍然指责苏共在这些问题上都违背了马列主义的原则、犯了机会主义错误。 在3月30日苏共中央来信以及6月14日中共中央复信中，双方各自表达了自己对于当前世界主要矛盾以及世界革命的中心或决定性力量的看法。在这些问题上，双方发生了尖锐的、难以调和的矛盾。
苏共中央在3月30日的来信中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是我们时代的主要矛盾。”苏共中央来信又说：“在现时代，决定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内容和主要方向的，已经不是帝国主义，而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是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一切进步力量。” 苏共中央的这些观点符合1960年《莫斯科声明》的精神。《莫斯科声明》明确讲：“我们时代的主要特征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正在成为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在中共中央的复信中，对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已经成为或者正在成为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这一观点，没有正面反驳，而是说，如果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共产党和工人党能够做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的对内对外政策”，那么，“社会主义阵营就会对人类历史进程发生决定性的影响。” 那么，在当时的中共看来，当前世界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 中共中央的复信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说：“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是什么？...这些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垄断资本集团同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根本不同社会制度的矛盾，这种矛盾毫无疑问是很尖锐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能把世界范围内的矛盾，简单地看成只是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 中共中央的这一段回答很蹊跷。熟悉毛主席哲学思想和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共理论路线的同志都知道，在对事物的矛盾进行分析时，中共以及毛主席本人一向主张：“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它矛盾的存在和发展。...然而不管怎样，过程发展的各个阶段中，只有一种主要的矛盾起着领导的作用，是完全没有疑义的。由此可知，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它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毛主席，《矛盾论》，1937年8月） 中共中央的复信列举了当前世界的四种“基本矛盾”，却没有明确回答，这四种矛盾中，到底哪一种是“主要的矛盾”，哪一种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而其它几种则“处于次要的、服从的地位”。按照毛主席在《矛盾论》中的分析，这就是犯了“把过程中所有的矛盾平均看待”的错误，“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 至于说，“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能把世界范围内的矛盾，简单地看成只是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苏共中央来信并没有说世界范围内的矛盾只是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人家的来信明确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是“我们时代的主要矛盾”。中共中央不可能对“主要矛盾”与世界范围内的矛盾“只是”一种矛盾之间的区别不清楚。 中共中央的复信在分析当前世界的主要矛盾时，怎么会犯下如此“低级”的违反唯物辩证法的错误呢？
毛主席和中共心目中世界上的主要矛盾到底是哪一种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中共中央复信正文的第八部分。 复信正文的第八部分说：“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是当代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的地区，是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的地区，是目前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绝不是一个区域性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国际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事业的全局性的问题。” 苏共认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社会主义阵营）已经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而中共认为，亚非拉的广大地区，才是“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的地区”，是“世界革命风暴”的中心。 应当说，中共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有正确的一面。我们知道，国际资产阶级统治最不稳定的地区确实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广大的外围和半外围地区。二十世纪的革命主要发生在外围和半外围地区，二十一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很可能首先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半外围国家爆发。目前，正在形成一个由俄罗斯领导的世界上广大的外围和半外围地区的反帝联盟，在打倒美帝国主义对世界统治的过程中发挥着主要的和决定性的作用。 然而，从当时国际共运普遍接受的理论来说，当时的中共与苏共都同意，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可以按照比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快得多的速度增长，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总量很快就可以超过帝国主义阵营。所以，中共反对苏共关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是人类历史发展“决定性力量”的理论依据是不充分的。 从政治上说，无论是认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还是认为广大的亚非拉地区是“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都是为了世界革命的胜利，只是侧重点和策略不同，都是国际共运内部的矛盾，不是论战中的任何一方与国际共运大多数决裂的理由。 然而，中共中央的复信很快就把上述带有正确性的观点推到极端，使其走向自身的反面。在论述了亚非拉广大地区是“世界革命风暴”的中心以后，复信马上说：“整个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终究要以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这些地区的人民革命斗争为转移。... 国际共产主义的队伍中，有人竟然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采取消极、鄙视和否定的态度，那在实际上就是保护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背叛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使自己堕落成为社会民主党人。” 我们知道，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列宁就表达过“世界斗争的最终解决”取决于世界的“东方”，取决于包括“俄国、印度、中国”在内的“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的思想（见这组系列文章的第二篇）。但是，说“整个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都要以亚非拉人民的革命斗争“为转移”就是把列宁的正确的思想推到了错误的极端。早在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斗争的时期，以毛主席为首的党内正确力量就坚决反对和抵制过那种认为各国无产阶级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斗争都要以苏联社会主义的利益“为转移”的错误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使亚非拉人民的革命斗争确实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也不能要求社会主义阵营的劳动人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劳动人民都将自己的斗争无条件地服从于亚非拉人民革命斗争的利益，甚至说任何人只要“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采取消极、鄙视和否定的态度，那在实际上就是保护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背叛无产阶级的利益”。 这里且不说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是否事实上“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采取消极、鄙视和否定的态度”，就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由于客观存在的原因，在资本主义正常发展时期，这些国家的劳动群众中不可避免地大量存在着“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采取消极、鄙视和否定的态度”的人。难道这些劳动群众都是亚非拉劳动人民的敌人（而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争取对象）？ 相比之下，苏共中央来信是这样论述国际无产阶级的斗争与民族解放运动的斗争之间的关系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是紧密地相互联系的，是相互援助的。社会发展的进程使得革命斗争，无论它在什么国家进行，都是针对着共同的主要的敌人—— 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民族解放运动 ... 是世界的革命过程的组成部分，是破坏着帝国主义阵线的强大力量。” 两相比较，哪一种论述在政治上更加正确、更有利于团结全世界反帝力量，是不言而喻的。
在3月30日的苏共中央来信中，对中国代表团在亚非人民团结大会上一些不利于国际反帝力量团结的不正确言论做了委婉的批评：“思想上和策略上的分歧，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被利用来作为煽起民族主义情绪和偏见、煽起各社会主义人民之间的互不信任和纠纷的源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战斗号召，意味着这种联合的基础是反对帝国主义的、阶级的团结，而不是民族的区分、肤色或地理原则。仅仅根据属于这个洲或那个洲 —— 无论是非洲、亚洲、拉丁美洲或欧洲的原则，来团结群众反对帝国主义，这会给正在进行斗争的各国人民带来损害。这将不是联合，而事实上是拆散反帝统一战线的力量。” 在苏共对中共的这一段批评中，特别提到国际反帝统一战线的组成不应该按照“民族的区分、肤色或地理原则”。据苏方资料，在1963年2月于坦噶尼喀莫希举行的第三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上，中国代表团的成员散布所谓“东欧国家不应该干涉亚洲和非洲的事务”，俄罗斯人、捷克人、波兰人都是白种人，靠不住，白种人必然与白种人（美国人）相勾结的错误观点。 我们无法证实苏方资料中所反映的情况是否真实或准确。但是，在中共中央的复信中，对于这一问题不仅没有加以澄清，反而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错误观点，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反咬一口：“现在有人竟然否认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的伟大国际意义，而借口什么打破民族的、肤色的和地理的界限，力图抹煞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被压迫国家和压迫国家的界限，力图压制这些地区人民的革命斗争，实际上是要迎合帝国主义的需要，为帝国主义在这些地区维持统治和推行新老殖民主义政策制造新‘理论’。这种‘理论’，并不是真正要打破民族的、肤色的和地理的界限，而是要维持所谓‘优等民族’对被压迫民族的统治。” 在上面这段话中，中共指责苏共，认为苏共反对用民族、肤色或地理界限来拆散反帝统一战线就是“要维持所谓‘优等民族’对被压迫民族的统治”。这种推论，不仅是毫无根据的，而且可以说到了恶意诽谤的地步！也是对给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都提供了巨大援助的苏联人民的侮辱和诋毁！ 至于复信中提到的所谓“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的界限，就不能不让人提出这样的问题：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属于“压迫民族”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是“压迫民族”的一部分吗？ 熟悉红色中国网的同志们知道，我们一贯认为，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核心国家从外围、半外围国家攫取了大量的超额剩余价值并将其中的一部分用来维持本国的阶级妥协。但是，对外围、半外围地区劳动人民进行压迫和剥削的是国际资产阶级，不是核心国家的工人阶级；后者只是在客观上分享了世界范围超额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将核心国家的工人阶级视为不仅是分享了超额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而且是作为压迫亚非拉广大地区人民的“压迫民族”的一部分，就完全混淆了世界范围的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犯了敌我不分、认友为敌、亲者痛仇者快的原则性错误！
在中共中央复信正文的第二十三部分中，中共对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提出了十分严重的指控：“美帝国主义及其北大西洋集团的同伙，用了几十亿美元豢养铁托集团。铁托集团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打着‘社会主义国家’的旗号，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人民革命事业，充当美帝国主义的别动队。” 现在来看，这些指控，是站不住脚的。 复信正文的第二十二部分提到了阿尔巴尼亚问题：“在目前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存在着分歧的情况下，强调严格遵循宣言和声明规定的兄弟党关系准则，是特别重要的。...在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中，苏联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是一个突出的问题。苏阿两党、两国关系问题，是如何正确地对待兄弟党、兄弟国家的问题，是要不要遵守宣言和声明规定的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准则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正确解决，对于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具有原则性的意义。”“我们再一次真诚地希望，苏共领导同志能够遵循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主动寻求改善苏阿关系的有效途径。” 要知道，1963年3月30日苏共中央来信与6月14日中共中央复信不是两党之间普通的信件往来，而是为当时将要进行的两党会谈交换意见，也可以说是谈判。这种谈判，将要决定为了解决国际共运中一切重大的悬而未决问题的兄弟党国际会议要不要召开、如何召开、围绕什么原则召开。 这里，中共中央复信提出，苏阿关系问题是关系到“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的“原则性”的问题，并要求苏方为了解决这个“原则性”的问题“主动寻求改善苏阿关系的有效途径”，实际上把苏联对阿尔巴尼亚道歉、承认错误以及苏阿关系在此基础上的缓和当成了中共赞成召开新的兄弟党国际会议、赞成恢复“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的先决条件！ 中共中央复信还说：“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这是一回事。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集团，这是另一回事。绝不能把这两个根本不同性质的问题相提并论。” 这就是说，即使苏共在南斯拉夫问题上让步，中共在阿尔巴尼亚问题上也绝不让步。苏共必须既向霍查集团赔礼道歉，又像中共一样宣布南斯拉夫不是社会主义国家。 这就从根本上关闭了中苏关系缓和、中苏两党团结的大门！ 我们现在知道，以霍查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根本不是什么真正得到阿尔巴尼亚无产阶级衷心拥护的马列主义政党。中国和阿尔巴尼亚远隔万里，中国同志对阿尔巴尼亚的实际情况、对阿尔巴尼亚党内复杂斗争的真相一概不了解，中共仅仅是根据霍查集团一些公开的言论，因为霍查集团在中苏论战中表态支持中共，就置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利益于不顾，要挟苏共以及当时世界上大多数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向霍查集团屈服！ 中共在这个问题上犯下了严重的宗派主义错误！
这样，即使计划中的中苏两党会谈尚未开始（这次会谈后来在1963年7月进行），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两个伟大的革命政党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已经破裂。 对于这种破裂，毛主席和当时的中共领导人负有主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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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3-2 03:1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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