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威胁 —— 民族主义的胡言乱语

西红柿收割机

中国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威胁：民族主义的胡言乱语

作者：杰瑞·哈里斯

https://zhuanlan.zhihu.com/p/688350741

译者注：这是一篇发布于2021年的，为中国在全球资本主义地位辩护的文章，部分内容删减。其中的数据和分析值得参考，可以作为一个阶段性的历史回顾，也可以作为合订本。同时也与国内特别是你乎幽默的舆论环境形成了非常有意思的镜像。

引言

在欧洲和美国，政界人士都在制造对中国经济成功的担忧。美国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经常会就谁对中国采取最强硬的立场展开竞争。但是现在，在贸易、技术、投资和军事问题上，不断出现骚动，足以扰乱全球化的各个方面。中国在美国和欧洲的投资遇到了障碍。贸易问题扰乱了商品和供应的自由流动。针对华为的攻击正在减缓5G技术的扩展。中国扩大全球基础设施的宏大战略也遭到怀疑，并被指责为殖民主义。但在所有的言论和攻击之下，跨国资产阶级仍在跨境投资并进入中国。

政策转变的背后是全球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几十年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导致的社会分化已经爆发出来。2008年的经济危机给西方资本主义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而新冠疫情又给西方资本主义带来了深层次的社会问题。中国，方便的“他者”，提供了最好的目标。对于大多数跨国资产阶级来说。首选的前进道路是通过跨国机构进行谈判，而不干扰资本和货物的跨境流动。另一方面，政治精英们肩负着在愤怒的民众中维持合法性的任务，他们把追求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政治上方便的策略。由此产生的矛盾给全球资本主义造成了严重的不稳定。

全球化带来的物质回报扩大了中国的中产阶级。但在西方并非如此，那里的投机性金融化只吸引了一小部分中产阶级，这些人可以参与股市的过山车，这种过山车既容易带来财富，也容易带来灾难。中国的OBR战略具有将工业和金融部门联合起来的优势。中国积累的资本和庞大的生产基础都需要海外出口。但对西方资本家来说，全球化意味着资本输出和去工业化，有利于全球装配线。对于中国和西方工人阶级来说，不同的结果正在产生其政治衍生物。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全球化在西方迅速失去了合法性，中国成为了其主要捍卫者。与此同时，中国的西方商业伙伴正与一系列扰乱跨境经济关系的社会和政治矛盾作斗争。

不同的西方资本主义派系正在争夺领导权，所有这些都反映在中国身上。一些人认识到我们正在进入后新自由主义时期，现在提倡“包容性资本主义”。该报告呼吁进行温和的改革，企业社会领导更公平地分享财富，在种族平等方面取得进展，并采取措施稳定迅速恶化的环境。这一派的支持者包括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拉吉夫·沙阿，以及Salesforce的马克·贝尼奥夫、贝莱德的拉里·芬克、VISA的阿尔弗雷德·凯利、美国银行的布莱恩·莫伊尼汉、英国石油公司的伯纳德·卢尼等首席执行官，以及聚集在林恩·福雷斯特·德·罗斯柴尔德夫人创立的包容性资本主义委员会周围的许多其他人。大多数包容性资本家本质上是半改革的新自由主义者，现在正大力支持拜登和他的国会议程。他们谨慎的改良主义是民主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阶级用来维持和改造制度的最古老的方法之一。另一方面，特朗普代表着威权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最残酷的形式。特朗普的共和党现在显然与新法西斯主义者结盟，无视民主规范，同时呼吁白人基督教民族主义，将其作为控制工人阶级愤怒的最可靠方式，并将其转向国内的少数民族和海外的中国。最后，绿色资本主义寻求超越新自由主义，重建社会契约，并推动以可持续技术为基础的新一轮历史性积累。这个新凯恩斯主义派与绿色非政府组织和绿色新政积极分子有一些统一。这一点在拜登政府上任的头几天就很明显了，他围绕环境可持续性提出了许多新举措。拜登现在有望成为里根之后的第一位后新自由主义总统。他的干预主义国家政策打破了有限政府，攻击了社会契约，并强制工人阶级紧缩。政府不再是问题所在，而是解决之道。这个新兴集团可能会包括包容性的资本主义一派。

当这些派系争夺统治地位时，他们需要建立一种霸权叙事，使他们的社会愿景和政策成为客观的“常识”，被统治阶级和大多数人接受为理性的选择。这需要在每个集团寻求实现有利于其项目的力量平衡时，做出一系列实质性妥协。这样的社会和经济妥协表明了不同政治角色的相对力量，即竞争的资产阶级部门以及工人阶级的要求。威权资本主义必须与民族主义做出最深刻的妥协，因为这是其政治吸引力的核心所在。因此，快速发展的中国，是对美国霸权构成严重威胁的最佳目标。但是，包容性资本主义和绿色资本主义的倡导者也在寻求中国的让步，以实现他们的社会改革目标。如果一些财富被重新分配给工人阶级，西方的跨国资产阶级希望这部分财富来自中国——通过更快、更彻底的市场开放。目前的观点是，中国从全球化中获益太多，而西方工人的不稳定已经成为危险的社会不稳定的基础。因此，重新平衡美中关系是西方跨国资产阶级重新调整政治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绿色资本家来说，一个重要的机遇是，可持续商业为与中国建立有益关系提供了广阔的领域。IHS Markit（埃信华迈）副主席丹尼尔•耶金(Daniel Yergin)观察到，“美国人的退休基金中充斥着中国股票，而中国的绿色科技行业正试图吸引投资者。中国人希望成为我们的合作伙伴，而美国的风险资本家渴望与亚洲合作。”国家可持续发展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主席方二(Eric Fang)补充说，“两国可以合作的领域是无限的：从风能和太阳能到电池存储和电动汽车，所有这些都需要风险投资和开放的贸易规则。”

很难想象会有一种更为自私自利的合理化方式来制造一个可以组织和指导外交政策的敌人。在欧盟委员会的民族主义观点中，跨境资本流动被描述为只对中国有利，而忽略了涌入美国跨国公司的数十亿美元利润。正如欧盟委员会警告的那样，“尤其令人担忧的是，中国证券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全球投资指数。这些措施汇集了数千亿美元的美国投资……为那些在其他方面与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目标背道而驰的公司提供融资。”这种扭曲的观点所导致的政策，比如将一些中国公司赶出在美国注册的股票市场，破坏了全球金融结构。全球主义者肯定会向拜登施压，基于他们对资本流动限制的担忧要求拜登做出更大的让步。

中国的市场社会主义创造了一个混合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毛时代创造的以国家为中心的政策继续让许多跨国资本家感到不安。在同样的问题上，中国国内也存在矛盾。《国际思想评论》是一本由北京精英智库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的理论期刊。吴宣恭在一篇主要文章中对日益增长的经济剥削发出警告后，他写道:

....以世界历史上最快的速度发展的中国，形成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两种生产关系和经济规律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力量较强的一方将引导和决定社会发展的方向和前途命运。

现实情况是中外资本主义共同推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在全社会的扩张。因此，跨国资产阶级被中国深深地吸引并继续投资，与此同时，他们也致力于让中国遵守新自由主义市场的规范。对于许多在新自由主义统治下经营了40年的西方资本家来说，中国的工业规划是一个令人不安的伙伴。他们更希望中国遵循全球化早期形成的“华盛顿共识”。正如安全审查委员会所说，工业规划是一种“威胁私人企业的经济模式”。

但《经济学人》智库编辑部主任Simon Baptist指出，“随着中国经济和政治实力在过去二十年中的崛起，世界各地的政策制定者，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都越来越多地对国家干预持积极态度。”对于绿色资本家来说尤其如此，他们认识到需要更多的国家干预来应对环境挑战，并且更广泛地强调了联邦计划应对COVID-19的必要性。因此，国家的角色成为西方资本家反对或接受何种政策的又一个问题。最终，全球化模式的冲突既是西方跨国资产阶级内部的冲突，也是中国精英内部的冲突。

在考虑到政治矛盾的同时，我们还必须分析支撑跨国关系的经济联系。只有这样的分析才能平衡当前的政治紧张局势与全球资本主义的金融和制造业联系。为了研究跨国一体化的持续水平，以下章节将探讨在中国的金融投资水平、关税、跨国公司(TNCs)的海外制造业概况、国有企业(SOEs)的特征。

跨国金融流

过去4年，全球资本流动总量有所放缓。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报告显示，欧洲和北美的外国直接投资(FDI)有所下降，但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外国直接投资继续增长。总体而言，美国仍是最大的对外资本来源国，但在2018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外商投资目的地国。此外，世界各国继续放宽其贸易和投资法。2017年，在65个国家发布的126项政策中，74%的政策支持进一步全球化，只有14%的政策设置了新的限制。显然，全球化在向前发展，中国仍然是跨国资本的关键。

华盛顿一直在鼓吹有必要让中国与美国经济脱钩。但是，当中国政府放宽法律，允许外资独资金融公司成立时，中国融入全球金融市场的进程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指出，“美国的金融机构正在积极参与这一进程，这使得美中之间的金融脱钩越来越不可能。”贝宝（PayPal）、高盛、花旗、摩根士丹利、瑞士信贷、汇丰、先锋、贝莱德和摩根大通都已成为活跃在中国证券和期货市场的大股东。此外，标普全球(S&P Global)和惠誉(Fitch)现在已获准作为外资独资信用评级公司行事。这些变化打开了中国47万亿美元的金融服务市场，为全球金融机构提供了巨大的增长机会。对于跨国投资者来说，中国还有一个3万亿美元的银行理财产品市场，其中包括债券、大宗商品、外汇和股票。

美国或欧洲投资者是否会从这些机会中脱身，这一点非常值得怀疑。虽然华盛顿担心国家级冠军企业的推广，但中国最近开放了市场，以吸引先进制造业、人工智能、半导体和5G技术领域的外国资本，而这些领域正是中国指定要建设现代经济的领域。因此，中国仍在寻求跨国合作伙伴和金融一体化，以发展本国公司。

外国投资者持有的中国股票和债券稳步增加，美国投资者持有的中国股票和债券约为8130亿美元。但通过使用可变利益实体(VIE)结构，美国的持股可能会大得多。这这种方式允许海外投资者通过在避税天堂签署的复杂法律合同分享中国企业的利润，这些合同创建了VIE，然后这些实体在全球股市上上市，逃避对外国投资的限制。美国投资者可能持有多达7000亿美元的中国股票，而美国官员却忽略了这一点，因为他们不认为在避税天堂注册的公司是中国公司。荣鼎咨询最近一项试图解释透明和隐藏投资的研究报告称，中国投资者持有约2.1万亿美元的美国金融资产，其中7000亿美元是股票，1.4万亿美元是债务。反过来，美国投资者持有1.1万亿美元的股票和1亿美元的债务，总计3.3万亿美元。还有美国存托凭证(ADR)市场，中国股票在其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美国存托凭证允许美国投资者购买非美国股票，而无需进入外国股市。相反，美国银行或经纪商可以在一家外国公司的本土市场交易其持有的外国股票，只需在美国任何一家主要交易所将ADR上市，这些ADR被视为美国公司的普通股。这种安排有助于进一步整合跨国金融。美国存托凭证包括诺基亚、壳牌和联合利华等知名跨国公司的股票。但在美国存托凭证市场8,600亿美元的市值中，中国跨国公司占了90%。

贸易紧张局势也没有减缓人们对在香港上市的中国股票的兴趣，在2019年至2020年中期期间，香港股市的表现超过了全球93个主要股指。在此期间，全球基金经理向中国公司进行了730亿美元的跨境投资。随着中国经济在7月份开始重新开放，跨国投资在短短17天内就达到了87亿美元的惊人数字。

面对大流行的经济崩溃，西方央行提供了8万亿美元的流动性，引发了投机狂潮。因此，全球资本家直奔中国股市。正如荣鼎咨询(Rhodium Group)的亚当•李森科(Adam Lysenko)所评论的那样，“美国流动性泛滥，投资者将继续在中国投资，直到他们无法再投资为止。”为富人投资3万亿美元的瑞银全球财富管理公司(UBS Global Wealth Management)宣布，他们预计“中国股票、固定收益和货币将大出所料”。TPW Advisory的创始人杰伊·佩洛斯基(Jay Pelosky)指出，“对中国公司实施激进的金融制裁将被视为一种神经错乱。”香港市场现在是吸引全球资本的首次公开募股(IPO)的中心。深圳金融科技公司移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贝莱德、富达、汇丰、瑞银和高瓴资本(Hillhouse capital)的投资推动下，该公司在香港首次公开募股(IPO)时，其国际部分获得了1200%的超额认购。高瓴资本是一家特别有趣的跨国实体，它是一家中国私募股权公司，从耶鲁捐赠基金获得3000万美元的种子资金。后来，它从斯坦福大学获得了2亿美元，随后是普林斯顿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德克萨斯大学。它是互联网巨头腾讯和京东的首批投资者之一，2017年在亚太地区进行了280亿美元的私募股权收购，所有这些都使其西方支持者受益。

跨国投资中国政府债券和公司债券是另一个热门市场。2019年，彭博巴克莱全球综合指数(Bloomberg Barclays Global Aggregate Index)将中国政府债务纳入其指数，而庞大的债券市场富时罗素(FTSE Russell)将在2021年纳入中国主权债务。摩根大通亚洲信贷指数(Asia Credit Index)中50%的债券来自中国，这表明中国债券受欢迎程度很高。银行业专家预计，除了目前由外国投资者持有的4,100亿美元外，还将有900亿至1,500亿美元的新资金流入中国债券。虽然以国际标准衡量，这些债券的外国所有权是适度的，但债券市场在过去三年中增长了120%。这清楚地表明，跨国资产阶级对中国政府和经济充满信心。2020年10月，财政部发行了10至30年期的主权债券，获得了450%的超额认购。美国投资者尤其热衷于购买30年期的长期国债，占购买量的47%。

“独角兽”（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初创公司）的创立为跨境投资提供了另一个视角。从2019年3月到2020年3月，中国有227家独角兽公司，其中许多是由美国、欧洲和日本的私募股权基金投资的。在中国的独角兽公司中，科技公司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电子商务39家，人工智能21家，金融科技18家，物流16家，医疗科技16家。美国有233家独角兽公司，加上中国，在全球5860亿美元的初创公司中占460家。全球五大独角兽公司，中国占了四个，其中包括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数字金融服务平台支付宝，估值为1500亿美元;TikTok估值800亿美元;中国最大的叫车服务滴滴出行;在线财富管理平台陆金所控股。

虽然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市值为23万亿美元，是世界上最大的，但香港、上海和深圳的市场加起来也有12万亿美元，可以与纳斯达克相媲美。2021年1月，香港交易所成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运营商；显然，跨国投资者对中国未来的增长抱有期望。还有一个新兴的科创板，这是一个始于2019年底的中国科技市场，有133只上市股票，价值4000亿美元。它现在是亚洲最大的科技公司股票市场。

威胁东西方跨国关系的一个行动是，美国参议院以透明度问题为由，将中国企业从美国股市摘牌。2020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跨国公司约有217家，总市值达2.2万亿美元。其中包括13家大型国有企业。中国股市市值较前一年翻了一番，利润丰厚。正如《南华早报》所指出的那样，“对于那些在贝莱德、普信和先锋集团(Vanguard)积极配置资本的美国基金经理来说，这将意味着他们无法轻易接触到那些增长速度超过全球任何其他公司的公司。”这些公司总共向中国公司投资了数百亿美元。大约有60家上市公司受到列入黑名单的威胁。

纽交所在特朗普政府的压力下，将中国三大国有电信公司摘牌，这清楚地说明了退市问题上的冲突。一天后，纽约证券交易所改变了自己的立场，也许是迫于来自美国银行、摩根士丹利、挪威银行、拉扎德、洛克菲勒资本管理公司、道富银行、先锋银行和加拿大皇家银行的反压力，这些都是中国电信业的最大投资者。例如，花旗集团持有中国电信12%的股份，贝莱德持有7.9%，纽约梅隆银行持有6.9%。两天后，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纽交所再次改变了立场。这些政策突然转向暴露了跨国资产阶级内部的深刻分歧。

世界第三大智能手机制造商小米和快手科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特朗普禁止美国投资者投资小米。然而，贝莱德、先锋、道富和富达构成了小米的第三大股东集团，在小米起诉推翻特朗普禁令时，它们都立场坚定。与Tik Tok竞争的短视频应用快手于2021年初在香港上市，成为全球第二大IPO，融资50亿美元。美国投资者是第二大股东群体。

西红柿收割机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指出，即使中国企业退市，“拒绝进入美国资本市场也不会是脱钩的重要一步，当然也不会减缓中国的增长。”在全球股市上市的中国跨国公司的市值约为13万亿美元，它们正在向香港转移。华盛顿的国家限制反映了对跨国金融世界的完全误解。正如彼得森研究所解释的那样:

关键在于资本市场是全球性的。禁止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并不会阻止这些公司获得美国资本。想要持有这些公司股票的美国机构投资者和美国居民只需在香港购买即可。同样，通过在纽约上市投资中国公司的外国投资者将在香港购买这些公司。美国退市政策的主要受益者似乎是香港联交所。

在2020年美国政府的攻击中，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继续大幅增长，并购、研发和技术引领了这一趋势。事实上，外国直接投资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英国和荷兰的投资分别增长了47.6%和30.7%。甚至美国的投资也上升了6%。就在美国政府将中国公司摘牌的同一个月，美国领先的经纪公司韦莱韬悦(Willis Towers Watson)敦促其投资者将投资组合中的中国资产增加到20%。正如牛津经济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的高路易(Louis Kuijs)所言，“尽管(美国)正试图脱钩，但两国经济之间实际上存在更多的耦合。”美国政府告诉美国企业不要再对中国感兴趣，这是很困难的。至于对外资本，2020年美国交易的价值仍占中国交易的22%左右。上述数据表明的要点是，即使在政治风向相反的情况下，全球金融资本仍在继续整合，而且规模很大。

在中国的跨国生产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还发布了一份政策简报，抨击关税对供应链和美国科技公司造成重大伤害。电脑和电子产品约占美国从中国进口的46%，其中大部分来自外资子公司。这些都是进一步生产的投入。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指出，“考虑到外国直接投资的历史模式，日本、美国、韩国和欧洲的跨国公司主要拥有这些子公司。简而言之，这些都是美国海外分支机构或美国军事和政治盟友的出口。”事实上，中国对美国出口的60%来自海外子公司，其中86%受到特朗普关税的打击。其结果是，美国在华子公司的竞争力下降，而在国内，美国制造商为供应支付更高的成本。在一个跨国公司已将生产过程拆解、建立全球装配线的世界里，民族主义贸易政策的就好像商品仍在一个国家生产一样执行自己的职能。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到来和一系列经济问题的出现，美国商会、全国制造商协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美国服装鞋类协会和全国零售联合会都要求永久性降低关税，而他们从一开始就反对这一要求。事实证明，用20世纪的贸易工具来限制21世纪的资本主义，不仅会伤害中国及其盟国，也会伤害美国经济。

如果贸易壁垒减缓了商品进口，这将如何影响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大宗商品生产？中国最大的吸引力在于其国内市场和快速增长的中产阶级。从2000年到2017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600%。为了具体了解消费市场有多大，阿里巴巴的在线交易达到了创纪录的每秒54.4万笔。因此，美国海外子公司82%的商品和服务都卖给了中国客户，而出口到美国的只有6.5%，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美国的海外分支机构工作的中国工人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约有170万人，其中有763,500人受雇于制造业。这使得除了食品和运输设备行业的墨西哥工人外，中国在每个行业都是美国主要的外国制造业劳动力。此外，美国在住宿和餐饮服务领域的海外分支机构雇佣了44万中国人，这是他们在全球领先的劳动力。因此，很少有企业计划退出中国。上海美国商会的年度会员调查显示，92%在华经营的美国公司没有离开中国的计划。

如此庞大、训练有素且廉价的劳动力，是截至2017年美国在华设立1727家外国分支机构的原因。在2000年至2017年期间，它们的增长速度是其他美国海外子公司的10倍。美国商务部估计，在华所有美国跨国公司母公司和附属公司的资产总额为7270亿美元；如果算上香港，总规模将超过1.172万亿美元，略低于荣鼎咨询的研究数据。2018年，美国在华投资交易7100笔，涉及跨国公司1400家。超过1亿美元的企业有330家，超过10亿美元的企业有71家。为什么会有资本家想要脱离这种有利可图的安排呢？

与中国的关系已经从流水线生产发展到研发(R&D)。中国现在是美国研发支出的第四大目的地，跨国公司每年接触到近200万从中国大学毕业的理工科学生。一个重要的增长领域是生物技术和制药生产，礼来、辉瑞和默克都建立了研发中心。COVID-19只会增加对中国制药公司的兴趣:在香港和纳斯达克上市的37家公司的股票在2020年前六个月上涨了31%。此外，微软正在与中国国防科技大学的研究人员合作研究人工智能。这是微软在美国以外最大的研发机构。

国有企业

在考察全球对中国生产和金融的参与时，必须对国有企业给予一些关注。中国跨国公司和国有企业最近在富时罗素和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MSCI)新兴市场指数中获得了更大的权重，这些指数都是全球南方国家企业的重要上市指数。国有企业占MSCI中国上市公司的65%，占资本和收入的80%。这些国企在A股上市，通常为管理层和高端投资者提供普通股，投票权增加400%，优先获得已付股息，并在清算时享有优先权——这显然是为了吸引跨国资产阶级投资者。事实上，自2019年以来，中国国有企业的A股新账户持有人数量增长了18%。但在特朗普执政期间，MSCI的名单也受到了压力，富时罗素从其指数中剔除了8家公司。

在中国内地股市的4000家上市公司中，国有持股比例超过20%的国有企业仅占12.5%。但这些公司占总市值的40%，占所有上市公司总收入的一半。国有企业持有的资产已达到8.2万亿美元——这对跨国资产阶级投资者而言如同塞壬的歌声，吸引了世界上所有大型金融机构，这些机构现在都持有中国主要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的少数股权。总体而言，海外投资者只持有中国6.5%的股权，而日本和英国的这一比例分别为15%和25%。但所有权的集中是关键，正如上文提到的美国持有的国有电信企业的股权。

对于其他国家的国有企业，跨国资本家没有意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国有企业在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都有，比如在德国、意大利和俄罗斯，国有企业多达数千家。在过去的十年里，国有企业在世界最大企业中的重要性翻了一番:它们的资产达到45万亿美元，占总资产的20%。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国有企业已经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的一个既定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中国国有石油巨头的网络研究者De Graaff和Van Apeldoorn指出，国有石油企业“越来越多地与国有和私营企业结成企业联盟，其中包括许多世界上最大的跨国公司……从而成为迄今为止由美国和欧洲公司主导的全球企业网络中的‘合作伙伴’。在科技领域，至少有20家硅谷风险投资公司与中国政府实体存在有限的合作关系。

在其他主要行业也是如此，比如中国国有汽车公司和它们与外国汽车巨头的合资企业之间。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2019年销量为2800万辆，其中约60%由外国跨国公司销售。与中国十大交通运输跨国公司相关的还有20家外国汽车公司，其中包括吉利(Geely)旗下的子公司，瑞典沃尔沃(Volvo)和印度塔塔(Tata)旗下的英国捷豹-路虎(Jaguar-Land Rover)。大多数合资企业的所有权都是50/50，而且许多中国公司都有国家投资和融资(表1)。

此外，在美国市场，中国电动汽车初创企业吸引了大投资者。蔚来汽车在2018年筹集了10亿美元，理想汽车在2020年7月筹集了12.6亿美元，小鹏汽车在2020年8月筹集了近15亿美元。蔚来和小鹏在2020年11月的股票估值都超过了福特。

尽管新自由主义者抱怨国有企业的非市场义务，但跨国资本投资仍趋之若鹜。最终，中国的国家市场模式反映了多中心世界秩序的本质，促使西方的跨国资产阶级适应新的现实。中共和企业精英也面临着与跨国合作伙伴寻找前进道路的压力。这种双向妥协将有助于确定全球资本主义的未来。

总结

复兴的西方民族主义无疑影响了中国的战略思维和经济规划。更加强调技术和农业自给自足现在是政策的基石，通过平衡出口和国内市场加强双重经济也是如此。但一位官员明确表示，政府不赞成脱钩，他说，中国“绝不试图关闭自己或实现完全自给自足。什么事情都自己做，放弃国际分工是不可能的。”正如美国有一个强大的跨国资产阶级来倡导政策一样，中国现在的亿万富翁比美国和印度加起来还要多。就在拜登准备入主白宫并向欧洲表示他希望协调对华政策之际，欧盟敲定了一项谈判已久的贸易协定，扩大了在制造业、工程、银行、会计、房地产、电信和咨询等领域的准入权利。长期以来有一种不满要求在欧盟和中国企业之间建立“公平竞争环境”，并提高国家补贴的透明度，而该项协议的确立满足了这一要求。

在欧盟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的同时，中国也加入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该协议涵盖15个亚太国家，包括日本和澳大利亚等美国盟友。布鲁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e)称其为“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美国在亚洲的政策需要适应东亚不断变化的现实，认识到中国日益增强的作用、东盟一体化的成熟以及美国相对削弱的经济影响力。”这两项贸易协定的成功也将加快中、韩、日三国自由贸易协定的敲定。尽管有关保护主义的言论不绝于目，但各国的边界仍在继续开放，全球资本仍在继续相互联系。

然而，围绕全球资本主义结构的斗争将继续下去。危机导致竞争加剧，美国面临内外问题的交汇，而这些问题的发泄途径就是对中国的敌意。作为回应，中国必须做出改进和调整。政治对经济的影响，经济对政治的影响是一个复杂的利益组合。但我们不应该让政治时刻掩盖过去40年建立起来的深层次结构性关系。西方跨国公司对中国的股票、生产和贸易都有很大的投资，进入中国国内市场是每个跨国公司都追求的目标。但资本主义的不稳定使世界处于不稳定状态。经济停滞可能会加剧国家经济和以市场为中心的经济之间的分歧，而国家对技术主导的安全担忧可能会超过已经在这些技术上投入的数十亿美元的跨境投资。全球化的某些方面肯定会缩小，即使跨国资本家在游说和抱怨。COVID - 19疫苗的获取已经引发了欧盟和英国之间的国家冲突以及美国的囤积。但是，资产阶级的生存本能可能会导致一个更加一体化、多中心的世界体系，各方都在适应，尤其是在环境危机的压力下。但我们不能做任何假设。民族主义将继续威胁全球化，即使跨国资产阶级试图在混乱的水域中航行。

编辑于 2024-03-23 10:16・IP 属地四川

远航一号

果然是一篇反动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