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转基因，终于有一场不大吵大闹的辩论了！

第一部分：开场陈述

弗莱里（正）：今天我非常高兴来到这里。这个话题对我而言很重要，它是我的毕生心血。我在美国中部的一个农场长大。我不认为自己是个书呆子，但我是那种坚信自己会成为科学家的孩子。在我取得博士学位之后，我很荣幸地来到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工作，当时这里可以说是转基因研究的中心。

即使是在那时，有一点也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转基因技术将会对医疗卫生有深远的影响。一个小测试——你们中有多少人有糖尿病，需要服用胰岛素？哦，很多人举手了。实际上胰岛素是第一个转基因产品。现在，如你们所知，胰岛素是一项常规治疗，更加安全，更加有效。感受一下这种转变吧，今天全美最畅销的6种药物都是基于转基因技术的。这是个巨大的进步。

说一些跟食品更相关的内容，你们当中有多少人吃奶酪？第一个批准用于食品用途的转基因产品是凝乳酶。凝乳酶是一种用于制造奶酪的酶。今天，90%的奶酪基于转基因，并且采用了更加安全有效的技术。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参与了研发第一种转基因植物。接着，我们又用了15年的时间进行更多研究，直到90年代中期才推出第一款商业产品。 这些产品被用来帮助农民抵御害虫和杂草。为了抵御害虫，我们采用的Bt蛋白与有机农场主使用多年的生物农药中的有效成分完全一样，然后我们将这种蛋白植入到植物中以保护植物免受害虫的侵害。结果，杀虫剂的用量大大减少了，而作物的实际产量增长了。同样，那些除草剂耐受的植物起了很大的作用。它们使得农民可以用更加安全环保的化学制品来取代原先的使用的产品，而且对环境有更重大意义——农民不需要再犁地。省去了犁地这个步骤可以节省能源，减少碳排放，最关键的是减少土壤侵蚀。今天，在全球范围内，有27个国家的1800万农民在种植转基因作物。这是在农业历史上传播最迅速的技术。这是因为转基因带来的好处非常真实，非常显著。它可以减少杀虫剂使用，增加产量，保护土壤，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如此等等。

当然，今晚你会听到关于这项技术的不同视角，但是我有一个简单的逻辑测试。我在农场长大，我亲眼看到我的父亲在购买种子，购买工具等等东西上面是如何做决定的。我可以告诉你，如果没有实际收益，没有农民会选择种转基因农作物的。如果转基因没有真正的价值，他们根本就不可能种植转基因作物长达20年。转基因技术的影响是惊人的，很多公司和大学在研究转基因技术应用。我的伙伴，艾莉森·埃宁纳姆博士将会介绍很多这项技术研发中的应用。

退一步说，作为一个科学家和一名父亲，我认为这些产品的安全性绝对是我最关注的东西。我最引以为豪的地方在于，在转基因技术进入市场后的超过20年中，没有一项食品安全或者饲料安全事故是与这项技术相关的。在这里我要指出，关于转基因的安全性，科学界达成了强有力的共识，正如科学界关于温室气体和气候变化的共识一样。我还要强调，这种安全性的根源在于，人类有史以来就一直在基因层面改变和选择作物。无论是现代的玉米，西红柿，或者桃子还是大豆，我们一直在改变它们的基因。但是通过生物工程，我们可以更加精确地改变基因，实现一次只改变一个基因，这点十分关键。这项技术高度规范，受美国政府机构的管制。并且我们向全世界40个国家出口转基因作物，他们也都研究并批准了这些作物。艾莉森会介绍更多的安全研究。这些研究的底线是，转基因食品是我们食品供应中研究最深入、最详尽的，它们绝对安全。

编者注：关于安全性，弗莱里原话如此，一般学界更严格的表述是“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至少和传统食品相当”。

作为一个将其视为毕生事业的科学家，我想总结以下几点：

首先，转基因技术不是圣杯，但它们是重要的工具。如果使用恰当，可以为种植者带来全新的产品，使消费者长期受益。

第二，转基因技术不是我们需要的唯一技术。我们需要继续研究植物育种技术，继续投入到新的研究领域，比如精确农业。我们同时也需要研究有机农业技术和其他工具。

最后，我想说，转基因技术是完美的吗？当然不是。它们需要规范，它们需要被合理地应用，这点同任何其他技术都一样。害虫对转基因作物的抗性会增强，这点对任何杀虫剂都一样。我们知道杂草会演化出对除草剂的抗性，无论是转基因作物系统还是其他作物系统的除草剂都没有区别。我承认这些是合理的顾虑，但是我相信科学可以对利用这些技术起到巨大的作用。

我们处在面对人类最大挑战的边缘。全球人口在持续增长，2050年之前人口将突破95亿。将会有20到30亿人步入中产阶级。对食物的需求将会在2050年翻倍。我们所做的决定，你们今天晚上的投票都十分重要。我们在未来的36年需要生产的粮食要比全世界历史上生产的粮食加起来更多。这是个艰巨的挑战，并且我们还面临着气候变化和水资源短缺。但是我希望用一句乐观的话作为总结：我们能做到，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取得共识。

梅隆（反）：感谢大家，感谢弗莱里。他的很多观点我想我们会在稍后的辩论中继续讨论。

我只想专注于一个问题：要满足90亿人口对食物的需求而不至于毁灭地球，转基因技术或者遗传工程——我会把这两个词看做同义词——是不是不可或缺的，甚至，是不是重要的？ 不毁灭地球，意味着不会带来墨西哥湾那样的死水区，或者像伊利湖那样在一年的有些时节里就是一锅毒藻汤。这是艰巨的挑战。

我将会反驳弗莱里的观点。但是我明白为什么很多人认为遗传工程就是答案。我认为很多问题与这项技术起步时的状态紧密相关。当年孟山都刚推出这些产品的时候，我就在关注。那时我在华盛顿做环境工作，圈里到处是这样的观点：新的分子技术将会把农业变成对环境友好的产业。当时我在国家野生动物联盟，我记得孟山都的员工来我们这里说：“你们环保圈人士应该第一个支持这项技术，因为它可以减少杀虫剂的使用。”我很想了解更多，所以我去了圣路易斯的孟山都公司参观。他们说这项技术不但可以减少使用有毒化学品，并且可以生产出自己能给自己施肥的作物。它可以催生高产作物，让饥荒变成过去时，并且这些作物还可以抗逆，抗寒冷、干旱和高温。这些都非常有说服力，我被它的愿景深深打动了。但我的大疑问是，这样一项全新的技术真的有效吗？

现在我们已经用了30年的时间和数十亿美元弄清楚它是否有效。我认为毫无疑问的是，比起当初的愿景，这项技术非常令人失望。现在我们没有可以给自己施肥的作物。只有一种基于遗传工程的抗旱作物。除了抗虫带来的产量提高，没有能够单独提高产量的转基因技术。没有可以对抗洪涝的作物。随你挑选哪个领域，那些美好前景都没有发生，唯一的例外是在杂草和害虫管理上它非常成功。而那是因为这些技术在早期确实有效，当时的农民使用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和Bt作物，杀虫剂的使用下降了。随着成本的下降，即使农业规模扩大，管理作物也变得更加简单，农民当时的确对这项技术十分满意。

但是，正如有农民所说，他们最近不那么满意了。我们已经用掉了世界上最好的除草剂。草甘膦不再像从前那样有效，出现了越来越多抗除草剂的杂草，而这些具有抗性的杂草造成使用更多的除草剂。这个问题我暂时不进行深入的讨论，我的同事本布鲁克博士将会有更多介绍。

我想我们知道这些麻烦的原因。遗传工程要远比早期人们设想的更加困难。面对复杂特征的多基因问题尤为麻烦。这就是为什么提高作物的产量和抗逆性十分困难。但是这些抗虫技术只通过转移单个基因就可以实现，这些技术在我提到的两个例子里面发挥了作用。然而，回到我之前的问题，经过了30年的时间，这项技术并没有达成它当年面向公众的全部允诺，而在它唯一达成的领域，它的好处也在逐渐消失，我们又在沿除草剂不断增加的道路前进。

我认为，面临眼前的重大农业危机，这不是一项不可或缺的技术，甚至不算是一项重要技术。幸运的是，我们还有其他技术。它们要远比转基因更加强大，那就是传统育种和农业生态学，稍后我们将会进行更深入的讨论。但是在我们讨论这些技术之前，我们需要明确的指出转基因技术的局限性。我们并不是要禁止它，或者放弃研究它，但我们确实希望让它离开舞台中央。为了实现这一点，我们需要平衡这场辩论。希望大家可以摘掉有色眼镜，就从今晚对转基因食品说“不”开始。

埃宁纳姆（正）：今晚的观众真多，而且不是我平常打交道的观众。我的大部分时间花在农民和牧民身上。今晚我很荣幸可以来到这里。我希望我们可以先在一个前提上达成共识，那就是未来我们需要为更多人提供更多的食物，同时降低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作为一名公共领域的科学家，我的专业兴趣就在于如何找到切实可行的方法以解决这个问题。

对我而言，转基因技术提供了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这项技术通过将某个物种基因转移到另一个物种来实现育种和作物生产。今晚，我将会讨论转基因作物骄人的安全性，它们是如何带来证据确凿的好处，以及为什么在某些情况下转基因技术是唯一能带来有用性状——比如对抗气候变化——的技术。我认为，转基因技术的好处实在是太巨大了，所以今晚必须对它说“是”。

转基因技术通常被等同于孟山都或者农业公司巨头，但实际上它只是一种育种工具，一种具有多种用途的工具。在我自己的研究中，我采用了多种育种技术来选择对疾病有抗性的牲畜，既包括传统的方式，近年来也包括使用DNA标记来协助挑选对疾病有抗性的基因。作为一名遗传学家，我可以预想，如果将转基因技术与其他育种方法相结合——因为它们之间并不互斥——就可以加快我的基于公共资助的研究项目，因为我能用遗传工程直接保护牲畜免受疾病。这样可以减少动物疾病，减少抗生素的使用，我想我们都认同这样做的价值。

如弗莱里之前提到的那样，大部分商业化的转基因作物能够抗虫、抗除草剂，并且被全球1800万农民采用，更重要的是，这其中的1650万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农民，有男性也有女性，他们其中一些人所拥有的耕地面积不到今晚这个报告厅的大小。这样广泛应用意味着什么？作为一名科学家，我需要阅读独立的、经过同行审议的文献，特别是文献综述或者荟萃分析——它们代表了大量独立研究的总结。这就像是一名充分了解情况的裁判对比赛进行客观评估。

最近，德国的一组科学家发表了一篇针对147项独立研究的综合分析报告，评估转基因作物的影响。他们发现，转基因作物的意义不仅限于美国，对发展中国家更是意义重大。转基因技术使得杀虫剂的使用量平均减少37%，农作物产量平均增加22%，农民收益平均提高68%。产量增高是因为更加有效的虫害控制以及相应降低的作物损害。

这些益处对于发展中国家中的小农户最为可观，有了转基因作物，他们可以大量降低杀虫剂的使用。这对于农民健康、环境以及益虫等各方都有好处。现在，来自公共以及私立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正在利用这项育种技术带来其他社会收益。来自夏威夷大学和康奈尔大学的研究员研究出了抗病毒的木瓜，说这项产品拯救了整个夏威夷的木瓜行业也不为过。

其他的应用包括抗旱玉米，抗病毒西葫芦，还有针对消费者的属性——比如不会变色的苹果和低丙烯酰胺土豆，以及让油料作物出产营养更好的油。这些应用都不需要使用任何化学农药——农药问题总是被人跟转基因问题混为一谈。大学里的研究者在致力于研究抗柑橘黄龙病的橙子，柑橘黄龙病已经对佛罗里达的橙业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就在我们身处的纽约，研究人员利用一种小麦基因来研制可以抵抗栗疫病的转基因美洲栗树。如果可以得到批准，这些树种可以通过非盈利项目传播，以恢复美国东部森林里的栗树。植物疾病每年会造成全球15%的农业收成损失，考虑到气候变化，这个数字还很有可能增长。

全球有很多公众资助的研究团体，致力于研发各种转基因抗病植物，包括苹果、香蕉、木薯、豇豆、茄子、葡萄、土豆、大米、红薯和小麦，其中有些主粮是贫困地区人口的必备营养来源。这项技术还不仅仅局限于植物。纽约城市大学的研究人员同一个国际联合组织合作研发抗非洲昏睡病的牲畜，这种疾病每年造成上千人以及300万牲畜的死亡。并且这项研究获得了盖茨基金会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这些研究都旨在利用基因技术而不是化学技术来控制疾病，我认为这和农业生态学、可持续发展、喂饱更多人同时减少环境影响的目标相符合。

全球还有几十项应用在其他方面的转基因技术和试验研究——高氮效率、耐洪涝的水稻，抗旱小麦，还有木薯生物营养促进计划（BioCassava Plus），这是一项公共和私立部门携手发展的项目，利用转基因技术提高木薯的营养价值、保质期和抗病性——木薯是世界部分地区的主要碳水化合物来源。提高木薯产量可以提高非洲家庭收入，帮助贫困农民——其中许多是女性——脱离贫困。我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子，但是倘若没有科学界针对转基因技术安全性广泛的共识，以及对这种共识强有力的支持，这些研究都无法成为可能。

2013年的一篇由意大利公共研究机构的科学家独立完成的综述文章总结了过去10年内发表的超过1700份关于转基因作物安全性的科学报告，这篇综述得到的结论是目前没有任何科学研究发现了与转基因作物直接相关的显著危险。我自己的2014年的综述文章里既检查了众多设计严密的动物喂养试验，也检查了过去十年里上千亿头采用转基因饲料喂养肉用牲畜的健康趋势，同样没有发现任何危害的可信证据。

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是全世界最大，最富盛名的科研团体，该协会在2012年发表声明，科学证据十分明确：现代生物技术和分子手段用于改良作物是安全的。世界卫生组织，美国医学协会，美国国家科学院，英国皇家学会和全世界每一个主要监管机构也作出了相应的表态。考虑到它已经实现的好处，这项技术的潜力，以及确凿的安全纪录，我希望你们允许育种者采用这项宝贵的技术改良作物，并且在今晚投票支持转基因技术。

本布鲁克（反）：谢谢大家，谢谢智能平方再次邀请我。我想我们之所以在这里辩论是因为我们对我正在讨论的某些事情并没有完全达成一致。事实上，如果弗莱里和埃宁纳姆所言都是对的，我早就跑到桌子那边去，留下可怜的梅隆一个人在这边了。（笑声）

我确实认为，是时候进行一场关于食品生产中的农业生物科技的全国性炉边谈话了。我很高兴这样的讨论今天成为了现实。关于转基因食品的标注问题，我们已经面临了许多争议激烈的州级投票，其结果是全国各地的人们对此的了解和关注程度都有所提高。这是件好事情。

我们正面临一项艰难的决定：我们的社会是应该沿着这条遗传工程主导的、愈发高强度的专门化农业道路走下去呢，还是应该把农业转到其他的路线上。在你们听取双方争辩的时候，我想提出一些要求。可能有很多要求。我要求你们能够就目前市场上的转基因作物可以带来的实际好处投票，而且不是只看它们头三四年里的表现。这些作物很快就得到了采用，效果也很好，这都有明确的记录。特别是转基因的抗草甘膦作物，效果惊人。这些所谓的抗除草剂作物使得农民可以更加容易地控制玉米、大豆和棉花地里面的杂草。这三种主要作物是我们今晚的主要讨论对象。

但是，请不要基于生物技术产业所许诺的愿景投票，也就是不要考虑那些生物技术产业认为未来科学可能可以实现的目标，比如可以自行固氮的植物，或者抗旱作物，或者营养增强型作物。其中有些目标可能终将会被实现，但是它们目前还没有。我希望你们能够比较一下遗传工程农业的现实和他们做出的承诺。我也希望你们能够考虑转基因作物这个整体，而不只是弗莱里和他在孟山都的同事植入玉米中的几个基因；你需要考虑的是玉米在农田的表现，它的实际产量，作物里到处都是的Bt蛋白对整个环境的影响，对水生生态系统的影响，对农民成本的影响。

当然，在抗除草剂作物的例子中，最大的担忧在于自10年前起就逐年增长的除草剂用量，并且情况每年都在不断恶化。现在，工业界和政府刚刚批准了下一代抗除草剂作物，通过转基因技术它们可以抵抗两种风险最高的古老杀虫剂。你会听到“2,4-D”和“麦草畏”的名字。这绝对不是正确的方向。我们需要考虑它整体的影响，包括整个国家已经投入的大量精力，还有产业界对育种的巨大投入，这些都是转基因篮子里的鸡蛋。还有很多其他的重要事项，却没有得到植物育种人员应有的重视。这项技术是有代价的。

今天我们将会就安全性进行很多讨论。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没有共识，而2014年的今天，我们需要担心的理由，远比我们在1996年开展这项技术或者2000年我们采用抗除草剂大豆的时候要多。事实上，在过去的每一年中，随着我们种植了越来越多的转基因植物，我们需要的除草剂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关于健康和环境的担忧随之而来。我会在稍后继续讨论这一点。

编者注：关于安全性，本布鲁克原话如此。对这句话的更多讨论请参见自由辩论部分。

去年，国家地理有一系列对未来食品的精彩专题。相信你们中的很多人至少读了其中的几期。在2014年5月份的国家地理中，有一篇奠基性文章算是提出了一项前进计划——如何在资源不断减少的情况下满足90亿人的需求。作者乔纳森•福里（Jonathan  Foley）是来自明尼苏达大学的研究者，他的文章题目是“养活世界的五步计划”。这篇文章很短，很精彩。在这里我要引用他说的原话，首先是“冻结农业的足迹”，也就是不再砍伐雨林，让尽可能多的野生环境保持原貌。第二，“在现有农地上尽可能多的种植作物”。这点非常正确。在发达国家，农民可以收获150到250蒲式耳玉米，而在非洲，农民只能收获40到60蒲式耳。所以，提升全球产量的空间是巨大的——对于使用过度而贫瘠的土地，和那些缺少必要输入的土地。显然，在现有农地上尽可能多的种植作物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福里的第三点是“更加有效地利用资源”。这显而易见，考虑到现在玉米、大豆或者棉花农业都需要石油资源作为输入。如果成本上涨，价格也会上涨。也许这些资源的供应可能会成为问题。所以我们需要更加有效地利用石油资源和水资源。第四点，非常重要的一点“改变饮食结构”。美国人，欧洲人，我们吃得太奢侈了。我们食用了过多肉类，生产一单位热量的牛肉需要花费很多热量，能量转换效率只有1/100。（超时，被主持人打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