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4：有没有可能人类终于用完了一切可能的办法，面对害虫抗药性无计可施了？
本布鲁克（反）：美国东南已经有不少棉花农民放弃棉花了，他们对付不了杂草。东南很多棉花田都有三到四种不同的抗草甘膦杂草。中西部也一直在担忧同样的命运会降临，而这里是我们主要的玉米和大豆产区。玉米和大豆是美国粮食系统的骨干，如果中西部出现了抗性杂草，这会是严重的全国性问题。
弗莱里（正）：我认为，只有当我们未来停止投资科学的时候，才会发生这样的场景。我在开场白里提到过，对抗性的担忧从一开始就有。但是我们也有不可思议的工具，我们的第三代技术和第四代技术还是领先的。如果我们能带着科学和它全部的工具前进——育种，生物技术——那么我们面临着巨大的机遇，用精准的工具实现智能农业。我们需要全部的工具。我们要在36年里让粮食产量翻倍，而我每天早晨醒来时想的事情是，如果我们能达成共识，我们是能做到这一点的。
第三部分：总结陈词
埃宁纳姆（正）：刚刚过去的一周是美国的感恩节，这是个美好的节日，我们邀请了十四个客人去家里做客。作为女主人，我的任务就是为客人们提供安全美味的食物。诀窍就是避免生火鸡肉接触食物的表面，要保证足够的烹饪时间以消灭食物中的病菌，但是也不能把肉烤得太干，在喝一杯的时候完成这些任务或许增加了一些安全风险。
食物中毒风险是真实存在的，每年3000人死于食物中毒。当我们对丰收表达感谢的时候，我却不会为这些食物是否是转基因食物而担忧。我会为这个世界上我最爱的人端上这些食物，我最亲爱的朋友，我的丈夫，我的两个十几岁的儿子。他们的健康对我来说比什么都重要。作为家长，我的责任就是利用最好的信息来保护他们的健康，并且要判断对于某项技术科学界的共识是什么。这也是为什么我的孩子每天喝巴氏消毒的牛奶，并且在童年时期进行了所有必要的疫苗接种。
有时，让人们担忧的风险同真正让人死去的风险完全不同。转基因食品的争论一直是聚焦在没有发生的假想风险上，并且总是与农药使用混为一谈。但这些争论都没有讨论转基因技术在饥饿和营养不良这些真实的风险上可以起到的作用。过分的谨慎是有代价的，不作为也是一种作为。在刚才90分钟的辩论中，大约1500人死于饥饿，这个人数要比今天的观众还要多。饥饿和营养不良才是真正的威胁，是每天杀死超过2万人的威胁。大部分死于饥饿和营养不良的人是儿童。他们不是谈话时提到的论点，他们是实实在在的人。作为一个母亲，一个科学家，让我感到担忧的是传播转基因恐慌的运动使得科学家无法使用这项技术来为成百上千万人生产更有营养、更可持续的食物资源。请为转基因食品投赞成票。
本布鲁克（反）：不幸的是，随着转基因技术和农业革命的开展，它们变成了一场和杂草的军备竞赛，唯一可以利用的武器只有除草剂。这样的后果是抗除草剂杂草的扩散。随之而来的是，特别是在过去的10年，对除草剂的需求大大提高。自从1996年以来，因为采用Bt玉米和棉花，杀虫剂的使用也许是减少了1亿磅吧，但是现在又增加了6到7亿磅的除草剂。农药既包括除草剂也包括杀虫剂。减少了1亿磅杀虫剂的确是好事，但是除草剂使用多了6亿磅，这样怎么可能得出农药使用减少的结论？
而对于另一方提出的农药使用量减少、工作变简单的论调，很多农民都会持保留意见。在1995年转基因革命之前，每年美国农业系统使用的草甘膦是2700万吨。10年之后，这个数字上升到1.57亿吨。在2014年，美国农业部（USDA）数据清楚地表明，使用的草甘膦达到2.3亿吨。在美国我们大约有3亿英亩农田，如果这些草甘膦遍布全美国，大约每英亩农田就会使用2/3磅草甘膦。这是为什么我们的血液，我们的头发中都会有草甘膦。即使草甘膦被普遍认为是相对安全的农药，我们还是有理由感到严重担忧。
弗莱里（正）：我想对这场精彩的辩论表达感谢，也谢谢大家聆听我的总结。我希望这能够帮助你们更好地了解转基因技术所代表的重要科学和重要工具。我想要指出投票反对转基因究竟意味着什么，一个没有转基因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首先，这对土地会有很大的影响。没有转基因作物，农民需要大幅度提升除草剂和杀虫剂用量。我预计施加到环境中的除草剂和杀虫剂每年将会增加1亿磅。第二，因为转基因作物可以提高产量，没有了它们，我们需要更多的农地。要想维持现状，我们需要额外的1.2亿英亩土地来维持现状。这差不多是一个加利福尼亚州或者四个纽约州的面积。这一耕地压力意味着更多湿地会被抽干，更多的森林会被砍伐。考虑到我们的饮食结构，我们还需要更多牧场。第三，反对转基因技术会加剧气候变化，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在走回头路。我们需要生产更多的化学品。我们需要开着拖拉机来回在农地上犁地，我们会释放更多的温室气体。从碳排放的角度来说，抵制转基因作物相当于增加2600万辆新汽车。食品价格会提高。北卡罗来纳州刚刚公布了一项研究表明,如果拒绝转基因食品，平均每个家庭每年需要多花费3000美金在食品上。这对我们每个人都有影响，我们都需要承担这些后果。最后，反对转基因意味着放弃埃宁纳姆博士之前提到的所有新技术的可能。你知道，这是一项相对而言很新的技术，未来在我们眼前。我们现在只看到了这项技术可能性冰山的一角。我希望，为了我们每一个家庭——为了这个星球上的全人类——你们可以保留这些全部的可能性，支持转基因食品。谢谢。
梅隆（反）：你知道，今天晚上我们真的没有听到任何证据，表明转基因作物对饥民十分重要。我认为这就是事实——确实没有证据。唯一取得共识的研究，只有世界银行关于转基因作物对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并不重要的研究。
如果你想知道没有转基因作物的世界是怎样的，那么看看欧洲。欧洲的农业系统非常高产，他们都需要为农业提供补贴，就像我们一样。他们的确用了过多的除草剂和杀虫剂，但是那仍旧是高效、安全、可靠的农业系统，适合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需要认识这一事实——这项技术依然有安全隐患，特别是它的长远影响。美国癌症协会指出过，目前的产品是安全的，但是长期的忧虑仍然存在。
所以，我们不能假装没有这些问题。我认为从转基因技术诞生以来，它根本没能够解决最重要的问题，那些导致墨西哥湾死区的问题，但是有技术可以解决这些问题——那就是传统育种和农业生态学，可我们却没能给予这些技术足够的重视。
评论和反响
马克·霍夫纳格（Mark Hoofnagle），马里兰大学住院医师，科学博客“否认主义”的博主：
总的来说我赞同观众的选择：反方并没有拿出十分有说服力的证据表明为何我们不该继续推进这一技术，也没有为理论上的危害提出任何可能的机理，只有语焉不详的“长时间尺度可能有害”。本布鲁克提出的观点——只看眼下成果、不看未来应用——尤其让我惊骇，这完全是卢德主义。
正如过去的讨论一样，我对转基因到底有没有导致农药使用减少而感到困惑。反方指出好的数据来自早期，现在好处已经减少，不过他们并没有拿出文献证明这一点。
纳撒尼尔·约翰逊（Nathanael Johnson），Grist.org 食品专栏作者：
这个领域的辩论通常都不怎么样，到最后往往都变成了大声的自说自话。但这一场辩论相当不错，双方都在对方说对了的点上做出了让步，而不是迅速转移到其他的话题。
GMO Free USA，持反转基因立场的NGO：
孟山都贿赂梅隆和本布鲁克让他们放水了！为什么不提塞拉利尼的研究？大比分失败的唯一解释是他们拿了钱！
凯文·福塔（Kevin M. Folta），佛罗里达大学园艺学教授：
梅隆没有弄清状况。她似乎认为欧洲是个神奇的地方，已经把农业问题全都解决了。但是当然了，他们从美国、巴西和阿根廷进口大量的粮食，因为他们并不能自给自足。本布鲁克最后两分钟总结用来讨论草甘膦，而不是讨论转基因技术，还一定要把杀虫剂和除草剂合起来考虑。转基因技术显然降低了杀虫剂使用，草甘膦除草剂虽然上升了但它的环境危害要小很多啊。
要是他们再办一次，下次反方是杰弗里·史密斯（Jeffrey Smith）和斯蒂芬妮·塞涅夫（Stephanie Seneff）的话，那可就好看了！
对此的评论（署名Ewan R）：
梅隆和本布鲁克恐怕是反转基因阵营里最自洽的两个人了。所以辩论看起来像是重量级对轻量级，虽然谈不上竞技，至少还是同一项运动。要是换成史密斯和塞涅夫，那拳赛就成了重量级选手对一篮子猫。
观众投票结果
编辑的话
转基因是一个复杂的领域，其中有很多值得讨论的议题。但遗憾的是，大部分相关讨论很难获得成效，部分原因是辩论者会抱住一些违反基本事实的论点不放——比如“美国人不吃转基因”、“转基因玉米致癌”、“对虫子有害的东西怎么能吃”、“转基因完全不能增产”这样的论调。（关于这些言论的错误之处，请参见文后延伸阅读。）这让辩论无法在共同平台上进行。
但这次辩论是一场有价值的讨论，因为双方大部分时间都没有纠缠这些业已确立的事实，而是在更高的层面上讨论转基因作为技术的整体价值和利弊权衡。虽然辩论的形式决定了陈述不可能无懈可击，但也足以让旁观者真的学到东西，而不是只看到情绪宣泄和人身攻击。这当然得益于辩论双方都经历过起码的科学训练，不至于犯一些基础性的谬误；但也与主持人的有效控场能力密不可分。掌握话题流向，能迅速判断出话题的转移，澄清模糊的表述，这些都需要主持人对讨论的相关话题十分熟悉。
辩论中尤其值得注意的一个主题是：如果不使用转基因生产系统，那么我们需要怎样的生产系统来代替它们呢？有机农业会导致不同程度的减产，而传统非转基因农业则需要毒性很高的农药。在中国这一问题尤其严重，以百草枯为代表的剧毒除草剂每年都有大量误服和使用时中毒的案例，相关的自杀和谋杀也十分常见；而草甘膦的毒性极低，美国环保署四级毒物分类法中仅列第三，仅有的几例致死记录都是在刻意超量口服的情况下发生的。对于替代场景讨论的缺失，不但在转基因讨论中，在很多其他社会议题中也是常见现象。
最终的结果也十分有趣。虽然科学事实并非一人一票决定，但科学影响政策也需要通过正规的议政流程实现，因此考虑科学传播的效果是十分有意义的。在这场辩论中，有近一半的观众因为辩论而改变了看法，但大部分是此前的中间派。开场30%的反对派中，9%转为了支持；32%的支持派中2%转为了反对；但38%的未决定派中，22%转为支持、10%转为反对。这可能表明，改变业已形成的观点并不容易，仅从科学传播的效果而言，面向中间派也许是最好的策略。
我们期待着在中国看到同等水平辩论的一天。（编辑：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