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几个侧面看文革（1）：文革的历史任务
红色中国时评
今年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恐怕世界上每一个共产主义者都需要想一想，写一写，纪念这场史无前例的伟大革命，也要反思从这场大革命爆发以来的半个世纪的历史，不管是经验还是教训，都是下一步革命的宝贵财富。
纪念文革的方式有很多，而一个系统的文革回顾显然超出了单个人的能力，因此我计划利用红中时评的形式写一系列的短文章，回顾文革的一些问题和遗产。这些文章肯定既不全面也不深刻，但是希望做到言之有物，促进大家学习马克思主义，思考革命问题。
历史上的剧烈的政治和社会变动都是在自觉不自觉的回应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问题和任务。这些任务在不同的国家地区并不相同，但是根本上来说，一个时代的核心问题就是谁主沉浮。 比如说，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非常明确的提出了整个时代的核心任务，那就是把旧的贵族送上断头台，让第三等级这种新兴力量来执掌乾坤，确立蓬勃向上的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但光提出来没有用，甚至把皇帝砍了头也用处不大，这场斗争一直要到了半个多世纪之后的1848年革命，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至此旧的统治秩序来真正的动摇了，从而铺平了资产阶级专政的道路。这个任务在欧洲解决了，可仍然需要在世界上很多其他地方得到解决，这样的斗争一直延续到了上个世纪中叶才基本完成。 革命是不平衡的，在欧洲资产阶级刚刚安稳，世界其他地方还是一片黑暗的时候，1871年的巴黎人民已经率先承担起了资本主义时代的核心任务，那就是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革命的火炬一旦燃起，其火种就要飘向所有可能的地方。这是马克思主义掌握工人，工人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年代。整个欧洲都建起了社会民主党，都有了统一的工人运动，巴黎公社首先提出的任务，最终由1917年的十月革命来部分完成了。 十月革命以及后来的苏俄和苏联有很多前无古人的伟大成就。有很多最进步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理想，比如普选权，男女平等，都是要到了十月革命及以后，才首先在苏俄，然后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得以实现了。但是说到底，这些只是打折优惠送的添头，并没有直接涉及新时代革命的核心任务。苏联率先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但是这只是完成了一部分历史任务。 法国革命，美国革命，德国和意大利的国家统一，等等，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环节。这里面固然流了很多血，但是从完成历史任务的角度上说，这些还算是比较容易的，因为这些革命本身就没有要消灭剥削与压迫，只是要去掉那种单纯以血统和神权为基础的剥削和压迫，进而彰显出以资本为基础的剥削和压迫。 那么，如果我们是要消灭掉剥削和压迫，实现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民主，全面的民主，那么就绝对不能是城头变幻大王旗，走了尼古拉皇帝，来了伊里奇老爷。实际上，正如马克思和列宁很早以前已经指出的，我们必须打破旧的国家机器。国家机器是什么意思？就是公检法，就是大小官僚，就是常备军，就是各色旧的宗法和宗教政治势力。 没有这个，就完全谈不上人民当家作主。应该说，苏联在历史上已经实现了这个任务，以长期的斗争，把国内的各色反动势力，旧武装，旧行政，旧议会，通通都彻底的打破了。但是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呢？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里面有一个精辟的归纳，说我们无产阶级要新建起来一个国家机器，这个国家机器里面没有资产阶级，但是却执行着维护资产阶级法权的任务。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简单的说，资产阶级法权，就是维护资本主义运作的最根本的一些权利，本质上就是各种不平等的存在基础。我们都清楚这里面首先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资本家和无产者当然是高度不平等，而且资本家还要剥削无产者。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把生产资料化为公有之后，消灭了很大一块资产阶级法权，就是人剥削人，但是人和人不平等的根源还在：人和人并不完全同等，而任何权利都是一刀切的东西，切到不同的人身上，就会产生不平等。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只要还在实行按劳分配，我们就会有多少级工资制，就有事实上的不平等。由于存在本身历史条件的巨大差异，单纯搞按劳分配，贵州和上海的居民当然是不平等的，知识分子，城市干部和农民当然是不平等的。 在这个意义上说，资产阶级法权比起资产阶级来说要来的长远的多。社会主义可以轻松的实现公有制，但是没法轻松的打破按劳分配的局限。按照列宁的说法，“如果不愿陷入空想主义，那就不能认为，在推翻资本主义之后，人们立即就能学会不要任何权利准则而为社会劳动，况且资本主义的废除不能立即为这种变更创造经济前提“（国家与革命）。在相当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实际上一方面要保障公有制，另一方面要保障按劳分配这种资产阶级法权，同时也就是保留了资产阶级国家，要不然谁干活？社会主义吃什么？ 在列宁那一代革命者的思考当中，这个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只是一个过渡时期，而这个新的国家也会比较简单，比如就像邮局，基本可以雇佣一些会计和技术人员处理，公职人员则不领取超过工人工资的薪金。就是这样，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主义可以逐渐的过渡到共产主义，作为维护按劳分配等资产阶级法权，以及任何一般权利的国家，自然就消亡了。 但是历史的条件比列宁他们想象的还要再困难很多。不管是苏联还是中国还是什么其他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时候往往都是不那么发达的状况，而且在世界革命没有成功的前提下，这些社会主义国家一方面要倚重大量的专业人才和技术官僚来搞经济建设，另一方面，又需要维持大规模的常备军来保卫政权。这也就意味着，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不得不维持着大规模的国家机器。虽然是社会主义，但是其国家机器依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维护的依然还是资产阶级法权。 这当然是一个巨大的矛盾。社会主义时期能够作为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是因为武装的工人能够实际上掌握这个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而且国家机器能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小，具体的表现为三大差别的缩小，这是一个共产主义逐渐压倒资本主义的矛盾斗争过程。但是如果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都还保留着大规模的国家机器，那么这个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其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法权就要更加强有力的发号施令，不平等只要存在，本身就要生出更多的不平等，而要真的走下去就可能会生出新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关系出来。事实上我们非常清楚，在历史上，不论是知识分子，官僚还是军队，最后都明确的站在了工人阶级的反面，这就是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发展结果。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任务就是这么出现的，毛主席把社会主义碰到的普遍问题看得很透彻。应该说，文化大革命就是试图解决马克思，列宁没有条件去论述的新的时代核心问题：在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之后，如果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依然强大，而且不得不长期保留，那么如何保证这个国家机器依然为无产阶级所用，服务于无产阶级专政？ 首先应该说，这个问题的本身就带有策略的意味，因为我们是希望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限制国家机器，同时也不得不保留一部分法权和国家。也就是说是一个弹钢琴式的问题，十个指头里面有一些要按下去，有一些则是要空着。 在文革之前，毛主席也曾经领导过这样类似的一场斗争，那就是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在那个时候，毛主席就说过这样明确的战略构思：对于新民主主义阶段的东西，比如土地私有，一方面要承认和维护，另一方面则要动摇，要削弱，直到否定。这就是毛主席独有的辩证法，也是解读文革的钥匙。 光这么说恐怕有些同志觉得太空。我们就拿社会主义时期的上海做个例子，上海是社会主义工业和商业的重镇，直接就因为其历史上有良好的经济基础，所以我们要发展落后地区，缩小地区差距，就需要用好上海这块宝地。怎么让上海人民多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就必须给其好的生产生活条件，有电灯电话，跟其对经济的贡献匹配起来。这就是按劳分配，也就是资产阶级法权，但问题是你还甩不掉这个东西，因为你还真是需要上海输出各种工业品和人才去其他地方，否则地区差距就没法弄。但是从上海输出人力物力去发展其他地区，这就是在打破按劳分配式的资产阶级法权。所以，一定要打破，同时也得要一定程度上维护资产阶级法权。由于中国的地区差别巨大，这个矛盾就会维持相当的时间。 再举个例子，在现实存在体脑差别的情况下，没文化没经验的工人师傅夺了厂长经理的权，到头来恐怕还是要让他们指挥领导生产。问题不在于工人师傅没有名义的权，而在于没有实质上的权，也就是说资产阶级法权和各种深刻的不平等仍然在发挥作用。 所以，文革从其根本上不是一个简单的打碎国家机器的行动，也不应该是，因为这个国家机器在不久前刚刚被打碎过一次，还是八成新的。当然，很多人在当时，甚至现在的有些左派，都还以为文革的意义就是打倒一切，着迷于在纸面上建一个什么新制度，会疑惑毛主席会去叫停比如上海的公社。这些观点都是没有看到文革的历史任务及其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毛主席非常清楚资产阶级法权带来的深刻问题，也同样清楚没法简单的搞掉它，要逐渐的动摇，逐渐的消灭。在这个过程中，冒进不得，保守不得。毛主席说过，要重上井冈山。但我们应该清楚那只是一个情绪表达，毛主席自己也非常清楚，文革的任务是没法靠推倒重来去完成的。 我的理解是，社会主义阶段政治的根本目的，是为工人阶级逐渐削弱资产阶级法权，消灭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争取条件。文化革命，就是希望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各方面真正贯彻这个目的。那么，文化革命针对自己的任务做的如何？这是我们在下面要探讨的问题。 （撰稿 编辑 水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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