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版序言和第二版跋（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 ...

《资本论》第一卷

第一版序言和第二版跋

（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这样说明他的研究目的：“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 （《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1版，以下简称中文版，第8页）在短短一句话中，马克思就提到了“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交换关系”三个重要概念。

            什么是“生产方式”？要说明生产方式，首先要说明一下“生产力”或者“物质生产力”。在资本主义复辟时代，中国官方的“马克思主义”将生产力的概念庸俗化为仅仅是指物质生产的总量，再进一步庸俗化为就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国内生产总值”；而“生产力发展”也就庸俗化为“经济增长”。

            让我们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出发，一切人类社会为了存在和繁衍，都必须与自然界相互交往，在人与自然界之间发生物质交换，通过这种物质交换来改变自然界中已有的物质的形态，从而满足个人和社会的各种需要（中文版第87页，“人通过自己的活动按照对自己有用的方式来改变自然物质的形态。”）。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的物质需要而与自然界相互交往并发生物质交换，这就是“生产力”或者“物质生产力”的基本内容。

            正如世间万事万物一样，随着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变化，人类的生产力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这种发展变化包含着量的方面，也包含着质的方面。从根本上来说，这种发展依赖于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以及自觉利用。如果人类的认识和实践违背了自然规律，生产力就不但不能“发展”（或者至少是不能长期持续发展），而且还会萎缩乃至毁灭。比如，如果物质生产总量在一个时期的快速扩大是以破坏自然界的物质循环和转化机制为代价，最终就要受到自然界的惩罚——也就是爆发生态环境危机——乃至威胁到人类社会的存在条件。

            显然，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相互交往和物质交换要采取一定的“方式”。这种方式有物质方面的（包括劳动者的数量和质量、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的数量和种类以及劳动者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等），也有社会方面的。就社会方面来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人类的物质生产过程要由许多人共同进行。在人类的共同劳动过程中，就存在着劳动过程如何组织、如何协调、由谁来组织和协调，劳动所使用的生产资料如何支配、由谁来支配，以及劳动产品如何分配的问题。某一个人类社会在某一个历史时期对于这些问题在实践中的解决方式就构成了人与人之间在物质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即生产关系。

            由于人类需要的多样性，人类所生产的劳动产品也是多种多样的。为了生产多种多样的劳动产品，在劳动者之间就产生了分工，即某一个或者某一群劳动者专门或者主要生产某一种产品，再与其他劳动者所生产的产品相交换。随着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的物质需要和劳动产品的种类也越来越丰富，分工和交换就更加发展。这种交换，在历史上的很多时期，采取的是产品交换的形式。比如，原始公社的劳动产品在公社内部各成员之间的相互交换；农民家庭的劳动产品在家庭内部各成员之间的相互交换；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家庭中家务劳动与有偿劳动之间的相互交换等。

            只有当不同的生产者以独立的、互不依赖的“私有者”身份相互对立并交换各自的劳动产品时，劳动产品才成为商品，劳动产品的交换才成为商品交换。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虽然在文明早期就出现了，但是在绝大多数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并不占统治地位。只是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物质产品的分工和交换才主要采取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形式，从而物质产品的生产者相互之间也就主要作为商品生产者和商品所有者而发生关系。

            所谓“生产方式”应当指的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人类为了与自然界发生相互交往和物质交换而采取的物质的和社会的方式的总和，也就是在一定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条件下所发生的物质生产力。就广义来说，交换关系也可以视为生产关系的一部分。比如，某一个社会物质产品的交换是采取“市场经济”的形式还是“计划经济”的形式，实际上是这个社会的经济制度（即广义的生产关系）的一部分。

“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

            在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说明，英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典型”，所以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主要是以英国为例证。但是对于像德国那样的资本主义欠发达的国家来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因为资本主义较发达的国家向资本主义较不发达的国家所展示的，只不过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中文版第8页）

            当马克思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中国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刚刚失败不久，垂而不死的满清王朝搞起了“改革开放”，靠着洋务运动建立起了一支在一段时间内还可以装装门面的近代化海陆军。在此之前大约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通过第一次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直接体会到了工业资本主义的“船坚炮利”，中国经济也日益深刻地卷入了世界资本主义市场。

            从那时起，一代又一代中国的志士仁人们就在为“中华崛起”奋斗着，期待着有朝一日，像英国、美国这样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显示的，终于能成为中国“未来的景象”（今日的“工业党”们，不是仍然这样幻想着吗）。

            当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进步分子们初次读到《资本论》第一卷，并且读到马克思的这一段话时，不难想象他们心情的汹涌澎湃。即使到了今天，马克思关于当年德国的评论，也未尝不让读者时时联想到今日的中国。让我们来欣赏这样几段话：

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工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伪善地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

。。。

在资本主义生产已经在我们那里完全确立的地方，例如在真正的工厂里，由于没有起抗衡作用的工厂法，情况比英国要坏得多。在其他一切方面，我们也同西欧大陆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中文版第8-9页）

            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的全部近现代史难道不正是“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吗？直至今日，当孔老二的幽灵还徘徊在天安门广场上，这不正是一个“死人抓住活人”的时代吗！

            但是，什么是“资本主义”呢？我们在讨论问题时，有时会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时会讲“资本主义国家”，有时会讲“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我们知道，一方面，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被许多个民族国家（各个民族国家分别有自己的领土、人口、“主权”）分割成了大大小小的“国民经济”；商品、劳动力、资本在这些“国民经济”之间并不是完全自由流通的。另一方面，自资本主义在欧洲诞生起，它就像恶性膨胀的肿瘤一样，不停顿地对外扩张，不断地突破既有的经济和政治边界，直至将整个地球完全吞噬。

            什么是正确的分析对象？是以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内市场为范围的“国民经济”，还是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以及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的对抗和不平等交换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强调的是前一个方面，英国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而德国则是一个资本主义生产“较不发达”、还不“成熟”、还没有“完全确立”的国家。所以，英国是完全的或者接近完全的资本主义，德国等国家则是不那么纯粹的资本主义。

            但是，在《资本论》一至三卷的另外一些段落以及马克思的另外一些著作中，对于上述问题却是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的。

“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

            1858年10月7日，恩格斯在英国曼彻斯特给当时在伦敦的马克思写信，信中说到曼彻斯特纱厂的生意非常好（也包括恩格斯本人的纱厂）。恩格斯猜想，纱厂的繁荣可能是由印度和中国的贸易带来的：

要不是考虑到印度和中国而进行相当的过度生产，鬼知道这种情况还能维持多久。印度目前的贸易一定异常兴旺：前一次从孟买来的邮件带来消息说，两周内卖出三十二万匹棉布；而最近一次邮件说又卖了十万匹。这些家伙已把他们刚刚得悉在曼彻斯特买进，甚至还没有装船的货全部预售出去（在一定期限内交货）。根据这里市侩的议论和市场状况来看，我觉得印度和中国是过度生产的直接导火线。。。（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58年10月7日）

        接下来，恩格斯评论了当时英国无产阶级的情况。恩格斯指出，英国的无产阶级已经“资产阶级化”了，英国是一个“剥削全世界的民族”。恩格斯甚至对于在短期内爆发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产生了怀疑，他不明白“引起危机的大量过剩商品”是如何被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给“吞掉”了，并且指出自从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以来，似乎经济上“极坏的年头”不再频繁发生了：

采取旧的传统的宪章运动形式的英国无产阶级运动，等不到发展成一种新的、更有生命力的形式，就一定要彻底毁灭。而且也很难想象，这种新的形式将是什么样子 。。。 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因而这一所有民族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看来想把事情最终导致这样的地步，即除了资产阶级，还要有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自然，对一个剥削全世界的民族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在这里，只有出现几个极坏的年头才能有所帮助，但是自从发现金矿以来，看来这样的年头已不再那么容易遇到了。但我还应当说，我一点也不明白，引起危机的大量过剩商品，是用什么办法吞掉的。。。（恩格斯致马克思，1858年10月7日）

            次日（即1858年10月8日），马克思给恩格斯回信，在评论了克里米亚战争以后的欧洲政治形势以后，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社会”刚刚完成了它的“第二个十六世纪”：

资产阶级社会已经第二次经历了它的十六世纪，我希望这个十六世纪把它送进坟墓，正象第一个十六世纪给它带来了生命一样。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因为地球是圆的，所以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殖民地化，随着中国和日本的门户开放，这个过程看来已完成了。对我们来说，困难的问题是：大陆上革命已经迫于眉睫，并将立即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但是，由于在极为广阔的领域内资产阶级社会还在走上坡路，革命在这个小小角落里不会必然被镇压吗？（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58年10月8日）

            十六世纪，新生的、以西北欧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经历了号称“大航海”的地理大扩张以后，征服了整个西半球，又与亚洲建立了直接的贸易联系。在马克思看来，到了十九世纪中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经完成了又一轮的地理大扩张，从而完成了自己的“真实任务”（即历史使命）——“建立世界市场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

            马克思并不怀疑，在欧洲大陆上革命已经迫在眉睫，“并将立即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但是，马克思担心，因为在世界上的广大地区，资本主义还方兴未艾，在欧洲“这个小小角落里”的革命难道“不会必然被镇压”吗？

            接下来，马克思分析了英国当时的对外贸易，并且指出，英国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增长仅限于鸦片贸易：

至于特别谈到中国，。。。 五口通商和占领香港仅仅产生了一个结果：贸易从广州转移到上海。其他“贸易中心”就不用谈了。这个市场失败的主要原因看来是鸦片贸易，事实上，对中国的出口贸易的全部增长额始终都只限于这一项贸易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8年10月8日）

鸦片、白银、曼彻斯特

            按照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见解，英国资本主义在近代的兴起是由于启蒙思想的光辉、浸透着法治和人权的资产阶级宪政，再加上神秘而精妙的“看不见的手”。即使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十九世纪的英国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毫无疑问地证明了“落后就要挨打”。

            十九世纪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上的实际情况却是，如果没有东印度公司的鸦片，中国的白银就不会大量外流，而如果没有来自中国的白银，印度就不能购买英国的棉纺织品，曼彻斯特的棉纺织厂就要纷纷关门，英国的工业革命很可能就会功亏一篑。

            在十六世纪，初生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靠着臭名昭著的“大西洋三角贸易”（欧洲冒险家从非洲掠夺大量青壮劳动力、这些青壮劳动力贩卖到美洲以后在金银矿和种植园中充当奴隶、从美洲掠夺的大量金银和种植园产品给欧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财富）才得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到了十九世纪，号称“先进”的工业资本主义仍然寄生在对亚洲的征服和掠夺的基础上。

        在经过了七年战争（1756-1763年）以后，英国打败了法国，基本确立了在全球的霸主地位。在印度，英国东印度公司驱逐了法国的殖民势力，并逐步打败了各地的印度王公，印度的莫卧儿王朝已经名存实亡。

            十九世纪以前，印度是世界上一个主要的棉纺织品生产国，英国从印度进口了大量的棉纺织品。但是，英国并不需要为自己从印度的进口支付真金白银。在东印度公司统治了印度的大片地区以后，东印度公司在自己的统治区对印度人民横征暴敛，并用因此而产生的大量“收益”来支付从印度向英国出口的商品。换句话说，印度人民被迫自己掏钱来购买自己对英国的“出口”。

            据估计，1800年前后，英国殖民者每年从印度掠夺的财富达到了大约400万英镑，相当于当时英国国内总储蓄的30%（Aditya Mukherjee, “Empire: How Colonial India Made Modern Britai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Vol.XLV, No.50, pp.73-82, December 11, 2010）。可以说，如果没有从印度掠夺来的巨额“资本”。英国的工业革命或者将无法完成，或者要比历史上的实际进程多耗费几十年乃至更多的时间。

            到了十九世纪上半叶，经过工业革命，英国的棉纺织业飞速增长，成为英国资本主义的“领先部门”、增长引擎。这时，英国不再需要印度的棉纺织品，而是改为掠夺印度的原棉，在英国加工为棉纺织品以后，再倾销到印度市场。马克思于1853年6月24日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文章中曾经这样说明印度市场对于英国棉纺织业乃至对于整个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性：

在整个十八世纪期间，由印度流入英国的财富，主要不是通过比较次要的贸易弄到手的，而是通过对印度的直接搜刮，通过掠夺巨额财富然后转运英国的办法弄到手的。1813年取消贸易障碍以后，英印之间的贸易额在很短的时期内增加了两倍以上。不仅如此。这种贸易的整个性质也改变了。1813年前，印度大体上是一个出口国；然而这时它却成了一个进口国了 。。。 自古以来就是最大的棉织品工场，向全世界供应棉织品的印度，这时到处充斥着英国的毛织品和英国的棉织品。印度本国的制品在英国不能出售，或者只是在最苛刻的条件下才允许输入英国，但英国工业品却充斥印度，关税负担很小，或者有名无实，这样就毁灭了一度十分闻名的印度棉织业 。。。 到1850年，由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向印度的输出总值增至8024000英镑，其中仅棉织品一项的输出即达522万英镑，占大不列颠出口总值的1/8强，占棉织品对外输出总值的1/4强。现在，大不列颠在棉纺织业中就业的人口已经达到1/8，国民收入的1/12来自棉纺织业。在每一次商业危机之后，英国棉纺织厂主们都更加感到同东印度的贸易有头等重要的意义，所以东印度大陆实际上就成了英国最好的销售市场。棉纺织业愈来愈成为大不列颠整个社会制度的命脉，东印度也随之愈来愈成为不列颠棉纺织业的命脉了（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马克思，“东印度公司，它的历史与结果”，1853年6月24日于伦敦，1853年7月11日载于《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16号）。

            问题是，在印度对英国的出口已经大大减少以后，印度又用什么来支付来自英国的进口呢？正是在这个背景下，罪恶的鸦片贸易应运而生了。英国殖民者将在印度种植的鸦片贩卖到中国，从中国赚取大量白银，再用这些白银来购买曼彻斯特的棉纺织品（或者将白银换成茶、丝绸，等到将茶和丝绸运到英国卖出后，再购买棉纺织品出口到印度），为作为英国资本主义“领先部门”的棉纺织业开辟了巨大的市场。

            据统计，鸦片战争前的1834-1835年度，印度向中国出口的鸦片金额达到960多万西班牙银元，约合720万两白银、240万英镑；1835-1836年度，印度向中国出口的鸦片金额达到1700多万西班牙银元，约合1300万两白银、430万英镑；1836-1837年度，印度向中国出口的鸦片金额已经达到1900多万西班牙银元，约合1400万两白银、480万英镑（龚缨晏，“1840年前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浙江大学学报》第29卷第4期，29-37页，1999年8月）。

            以上三个年度取平均值，1834-1836年，印度对中国的年平均鸦片出口金额386万英镑。另据《英国历史统计》，1834-1836年，英国对亚洲各国的年平均出口额485万英镑（B. R. Mitchell, British Historical Statistics, p.497, External Trade 16,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也就是说，英国东印度公司凭着向中国出口鸦片获得的收入就足以支付英国对亚洲各国的大部分出口额。

            1836年，英国的国民收入是4.9亿英镑，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即国内总投资）3900万英镑，固定资本形成净额2000万英镑（B. R. Mitchell, p.837, National Accounts 6）。所以，鸦片战争前，中国每年因进口鸦片而流失的白银（按1836-1837年度鸦片进口额计算）已经达到相当于英国国民收入的1%、国内总投资的八分之一、国内净投资的四分之一。所以，到了十九世纪中期，从中国掠夺的财富已经占到了英国当时资本积累的一个相当的比例。

            这里要说明的是，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中国出售鸦片所获得的收入并非全部以现银的形式流出中国，其中的一大部分是用于购买中国的茶、丝绸，出口到英国或者从英国再转口到欧洲大陆销售。1834-1836年，英国年平均进口茶约380万英镑、原丝约440万英镑，两项合计约820万英镑（B. R. Mitchell, British Historical Statistics, p.474, p.486, External Trade 10 and 12）。英国的东印度公司通过在英国和欧洲大陆销售茶、丝绸，还可以赚到更多的利润，然后再用销售茶和丝绸的所得购买英国的棉纺织品出口到印度。

            从资本积累的角度来说，这种印度的鸦片、中国的茶和丝绸、英国的棉纺织品之间的三角贸易的实质是通过茶、丝绸的销售，将沉淀在非生产性的王公贵族和地主阶级手里的一部分剩余价值吸收出来，再转入工业资本家手中，从而转化为资本积累。当时英国资本主义所面临的困难是，一方面，棉纺织业的生产能力大大扩张以后，需要广大的市场，但是这些多余的棉纺织品并不能直接销售给拥有购买力的英国有产阶级，因为后者不需要。另一方面，英国的贵族、地主和资本家（也包括一部分工人阶级）对于中国的茶和丝绸有巨大的需求，但是要购买中国的茶和丝绸需要支付大量的白银（而英国并不能直接提供这些白银）。

            在理论上，如果英国的贵族和地主们愿意直接购买、包销曼彻斯特的全部棉纺织品，上面的困难自然就不存在了。或者，如果女王陛下政府不幸被社会主义者劫持，用高额累进税将贵族和地主的一大部分收入征收到国家手里，再对棉纺织业实行统购统销，棉纺织业自然也就不用发愁“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了。但是，按照当时实际的历史条件，两者皆不可行。贵族和地主们只愿意用自己所掌握的剩余价值来购买中国的茶和丝绸，而工业资本家生产的大量棉纺织品却找不到市场需求。按照现在的中国资产阶级爱说的行话来说，英国工业资本家表面上是缺少“有效需求”，其实是因为他们不能提供“有效供给”——棉纺织业资本家造不出贵族和地主们所热爱的茶和丝绸（想来一定是因为“市场化改革”还不彻底吧）。

            鸦片贸易解决了上述所有的困难。通过印度的鸦片换来了中国的白银（这几乎是无本万利），再用中国的白银买得中国的茶和丝绸，用茶和丝绸吸引出了贵族和地主们手里的英镑，最后再用英镑帮助曼彻斯特的工业资本家解决了他们的“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最后的结果是：英国的贵族和地主们消费了物化在茶和丝绸中的中国农民的劳动；英国的工业资本家们获得了体现在英镑中的支配新增生产性劳动的权力；作为世界古老文明的印度和中国却陷入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