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人阶级的现状与未来及大学生无产化

四、劳资矛盾的解决途径

2006年10月，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发展和谐劳动关系”。针对劳动合同签订率低、劳动条件恶劣、拖欠和克扣职工工资严重、群体性事件经常发生等问题，《决定》提出要完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进一步加强政府、工会、企业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建设；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度和集体协商制度，确保工资按时足额发放；从建立健全国家劳动标准制度入手，针对安全生产、职业卫生、劳动保护等方面的问题，要督促各类企业严格执行国家劳动标准，加强劳动保护；要健全劳动保障监察体制和劳动争议调处仲裁机制，通过监察执法督促企业依法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整顿规范劳动力市场秩序，帮助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追回被拖欠的工资，积极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十七大继续提出了“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和谐社会建设目标。

“发展和谐劳动关系”主要有三条：第一，不拖欠工资；第二，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第三，如果前两条不能实现，则通过三方协商机制解决争端。从官方理解中看，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是政府财政和资本家能拿出钱来，保障劳动者能拿到一点“体面”工资。这对国际和国内环境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即以美国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长期繁荣下去，以保证两头在外的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只有目光短浅的资产阶级学者，才会将眼前的繁荣当作亘古不变的教条，忘记高悬在和谐社会上方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但它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

首先，资产阶级同传统工人和谐不了。即便不提老工人对社会主义的记忆，单从官方要求的衔接社会保障角度，距离完全转轨也仍有很大差距。

2003～2004年的一项调查表明，国企下岗职工有41.6%同原单位买断劳动关系，而集体企业下岗职工只有18.5%买断了关系。在已经买断的人当中，55.6%缴纳了基本养老保险，在没有买断的人当中，只有24.4%缴纳了基本养老保险 。沈阳市基本养老保险按照18%的比例缴纳，2004年沈阳市月平均工资969元，下岗职工缴费1766元，医保按10%缴纳，年缴费1163元，两项合计近三千元，在夫妻双下岗的情况下，这个数字还要翻倍。然而下岗职工收入远低于平均水平，沈阳市下岗失业人员有50%的人再就业后月收入在400元以下，很难承担得起养老和医保的费用，在30岁以下的下岗失业人员中，有80.8%没有缴纳养老保险，30－40岁之间有72%没有缴纳，40－50岁之间62.7%未缴。根据2006年底山西大同市总工会对所辖6县区小型困难企业的调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占在册人数的36%，参加大额医疗费用（大病）补助的职工人数仅占在册人数的12%。 总体上，下岗失业人员中，缴纳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比例分别为35.5%和5.4%。大部分人为无法参保而忧虑。

和谐劳资关系要求建立三方协商机制，但一轮又一轮“攻坚”所引发的矛盾不在协商范围内。这个就得感谢铁腕朱宰相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政府主管部门在对企业国有资产进行行政调整、划转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也就是说，只要是中央或地方政府部门批准的“买断”或其他改制纠纷，事实上就投诉无门。

其次，新工人同资本家们越来越难于和谐。伴随着新一代产业工人的成长，一个问题越来越紧迫的提出来：前途在哪里，未来怎么办？新工人无法回到农村，成渝土地流转经验在中西部迅速推广，甚至将大量老一代农民工回乡养老的梦想阻断。从阶级意识上讲，新工人盼望融入城市，最有可能真诚的追求“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目标。但农民工却很少缴纳社保，每次辞工都要到劳动部门退保。以养老保险为例，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规定享受基本养老金条件一是达到退休年龄，二是累计缴费年限满15年。各地城市则制定了对新工人更具歧视性色彩的规定，以深圳为例，“退休年龄的前5年，在本市连续缴费”、非深圳户籍员工流动前的连续工龄不视为缴费年限，也就是说56-60岁的外来男工必须稳定的在一个工厂里工作至退休 ，对于流动异常频繁的新工人而言，根本无法想象。因此在打工者看来，“这钱等于是白花”，“还不如把钱退回到手里踏实。” 新工人连养老、医疗保障都没有，如何能实现和谐社会的五大目标呢？

再次，脑力无产阶级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按照官方的界定，应聘于外企、三资企业的各级、各类“白领”和专业技术人才本应是中产阶级的重要来源，是“橄榄型”社会的重要支柱，是有效缓冲富有阶层和赤贫阶层矛盾冲突的中坚力量。但脑力无产者要求在城市安家落户，同“新三座大山”之间矛盾更为突出。单是房地产商，就可以将大部分脑力劳动者的工资收入洗劫一空。更何况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会坠入无产者队伍，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工业的进步把统治阶级的整批成员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或者至少也使他们的生活条件受到威胁。他们也给无产阶级带来了大量的教育因素。”

此外，在土地、资源等各种生产力要素上涨的条件下，依靠剥夺廉价劳动力为生的中小资本生存日益艰难，纷纷向内地转移。之所以老工人在工厂保卫战中节节败退，秘密在于农民工与国企工人之间的差异和对立。而资本力量的壮大也必然使赖以战胜传统工人的手段走向反面，老工人与新工人一样一无所有，“机器使劳动的差别越来越小，使工资几乎到处都降到同样低的水平，因而无产阶级内部的利益、生活状况也越来越趋于一致。”新工人和老工人将从分裂逐步走向融合，正如《宣言》中所讲：“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它结合成更大的集体，它的力量日益增长，它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在这一过程中，“工人有时也得到胜利，但这种胜利只是暂时的。他们斗争的真正成果并不是直接取得的成功，而是工人的越来越扩大的联合。”资本主义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发现反映在《资本论》第1卷第24章中，即认为工人阶级运动是资本主义运动规律的一部分：

“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润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