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反思录

文化大革命反思录

                                                          沙海之舟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实践，为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历史经验。

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提高了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

通过改革开放的“政治体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伟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社会主义革命遇到了挫折；历史向后作巨大的跳跃。然而，无产阶级以及广大人民群众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并没有结束，斗争只是延期而已。诚如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所指出的那样：“不论在中国，在世界各国，总而言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终究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在世界上，现在还有许多人，在社会民主党的欺骗之下，在修正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帝国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各国反动派的欺骗之下，他们还不觉悟。但是，他们总会逐步地觉悟过来，总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真理，是不可抗拒的。人民群众总是要革命的。世界革命总是要胜利的。”

对于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酷现实，不能不使人们痛定思痛，对文革进行深入的思考。

一、照搬苏联经验以及党内存在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没有采取（也不可能）采取巴黎公社的“两个正确的办法”，即实行巴黎公社的原则。

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的《导言》中指出：“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即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人员蜕化变质，“公社采取了两个正确的办法”。即两条基本经验：第一条是选举。国家机关的一切职务都由普选出来的人来担任，并且明确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当选人员。第二条是薪金。对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公社的公职人员最高薪金每年不能超过六千法郎。上述两条规定可以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

毛主席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光辉典范。例如：他积极主张取消军衔制，文革中用革命委员会取代原来的国家机关，还有工农兵登上上层建筑，干部下放劳动、办五.七干校，办七.二一大学，医务人员走六.二六道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培养工农兵大学生，等等。这些无一不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而采取的重大举措。毛主席说“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这说明当年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十分激烈的。由于党内存在资产阶级，尤其是“大官”要保护“大官利益”，毛主席关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主张在党内并不占上风，也说明实行巴黎公社原则在党内遇到极大的阻力，以至于后来不得不通过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方式予以解决。文革后期，由于“走资派还在走”，尤其是存在“大官”这一特殊利益集团，不可能全面实行“巴黎公社原则”。有人将没有全面实行“巴黎公社原则”推到毛主席的头上，这是不符合实际的。

建国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对于刚刚夺取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当时，只有以苏联为首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我们只能学习借鉴苏联的经验，毕竟苏联是在列宁领导下建立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学习借鉴苏联经验的同时，并没有“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而是基本照搬。当然，后来我们也抛弃了苏联的某些作法，例如厂长负责制、军衔制。但是，八级工资制以及干部等级制，还是保留下来。尤其是斯大林时期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一些作法基本保留下来。

二、封建残余使党内逐步产生一个“特权”阶层，没有将混进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干净、彻底、全部清除出党。

对于文化大革命斗争对象，毛主席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主席还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证明了毛主席具有前瞻性的英明预见。

巴黎公社的第一条基本经验是选举。即国家机关的一切职务都由普选出来的人来担任，并且明确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当选人员。然而，由于是党管干部。在强调加强党的领导的同时，许多地方和部门却没有真正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连“民主集中制”都实行不了，遑论 “实行巴黎公社原则”。由于党内顽固地存在封建残余，文革前许多地方的党委、党组实际上是“家长制”、“一言堂”，是“党阀”一手遮天。关于“党阀”，毛主席说得很清楚，即：“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钻进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则是地地道道的“大军阀”。在否定文革的过程中，那些“大军阀”充分暴露了阴险、狠毒、残暴的嘴脸。

那么，党管干部是不是错了呢？党管干部并没有错。因为“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转引自1970年1月22日《人民日报》）还因为“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必须同无产阶级专政一起存在。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就是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的。在一切部门中，都必须实行党委领导的制度。”（《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转引自1970年6月14日《人民日报》）当然，党的领导并不是个人独断专行，因为“集体领导是我们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对卫生工作的指示（1953年）转引自1974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

毛主席曾经说过，“进城后，我们这个党变得不那么好了。”文化大革命实际也是一次自下而上的大规模的整党，目的就是要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同无产阶级专政一起存在。”

关于建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有许多精辟的论述。他指出：“党是靠清洗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而巩固起来的”。他在《列宁是俄国共产党的组织者和领袖》一文中还指出：“如果我们党不把非无产阶级的机会主义分子逐出党外，那它就不能除去内部的软弱和游移，它就不能达到它所具有的力量和坚强。”毛主席也讲过：“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转引自1968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党内激烈的路线斗争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党内顽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无一不是混进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也就是毛主席所说的“废料”。然而，由于文革后期“革命领导干部”的纷纷“解放”， 混进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尤其是那些隐藏得很深的机会主义分子并没有清洗出去，继而为后来否定文革留下了极大的隐患并最终酿成资本主义复辟的恶果。

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地主阶级被消灭之后，封建残余不可能随之被打扫干净。事实证明，封建主义之所以卷土重来，说明封建残余始终顽固地存在。文革前，孔孟之道的影响遍布思想政治以及文化各个领域，并严重腐蚀着党的肌体。文革期间，尽管林彪事件之后开展了全国性的“批林批孔”运动，使全党对孔孟之道的极端反动性有了一定的认识，但其流毒远未肃清。如今，孔孟之道近乎国教，尤其是被披上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面纱，继续蛊惑并毒害着国人的灵魂。

中国革命说到底是农民革命。在革命的洪流中，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农民不仅受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压迫，同时也受封建思想尤其是孔孟之道的毒害。改革开放从反面证明，当年许多革命的同路人的思想深处依然铭刻着“官禄德”的印迹。他们想的是“打倒了老地主和资产阶级，现在该轮到我当‘人上人’了”。他们之所以否定文革，就是为了保住“特权”，保住既得利益。改革开放之后，这些人成了共产党的“遗老遗少”，有的甚至成了“太上皇”。他们的后代便是今天的权贵资产阶级。（转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