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工人运动是这样开始的

对母亲的号召，妈妈的决心

　　我想再谈谈，在他号召工人们觉醒起来争取自己的权利，焚烧自己的身体之后的事。

　　我听到发生“事故”的消息，赶到了医院。这时，他已被火烧得简直认不出是谁了。我听他喊“给我点水”，才认出他是泰一。全身裹着白色绷带。我不知说什么才好，只呆呆地站在那里。我感到天塌地陷，眼前漆黑一团。怎么办才好呢？可是，泰一知道我来，反倒想安慰我。他说：

　　“妈妈，请原谅我这个不肖之子。妈，你受了一辈子的苦，可是，我这个儿子没有让你过一天安稳日子，就这样死去了。妈妈，我知道你是最理解我的。就是我死了，你也不要悲伤。我是为正义而死的，是问心无愧的。往后的事，要托你来做了。为了不让我白白死掉，希望你能替那些可怜的童工解除痛苦。”

　　他这样说着，一连三次问我：“你能做到吗？”我回答他说：“当然，能做到。”便从心灵深处下了坚定的决心。这样，我和儿子做最后一次的约诺，心里坚定决心的时候，泰一握紧了我的手。我无言无语地以热泪回答他。他要我给他请来他的朋友们。他向朋友们说：“我这样一死，我们的要求会得到贯彻的。你们不要让我白白死掉，要继续展开斗争。”接着，他又要求朋友们回答能不能做到。

　　泰一不能说话了。直到那时，他在急救室里已经躺了好几个钟头，但没能给他打一针烫伤用的药针而只给他包扎了一身绷带。他一直在喊：“给我点水喝！”当时我听说，一喝水火毒要攻心的。所以我对那临终前的儿子还是抱着一线希望，眼瞧着他为水挣扎，却没给他水喝。如今一想起这件事，就感到非常难受，也后悔当时我没给他水喝。当时他反正是活不了的，那我为什么没给他水喝呢？就是拿一碗清水叫他填饱一下肚子也是好的呀。一想到这些，我心里就象针扎似地绞痛。当时他的肚皮简直都要贴到脊背上了。临死的前一天早晨，在家里马马虎虎地吃了几口饭以外，在这两天他几乎没有吃下一粒米。我恨自己平常没能给他吃一顿饱饭，可是在这他临终的最后一刻，不也是叫他饿着肚子走的吗？一想到这些，我这个做妈的心简直都要炸裂了。这些天一有点好菜，我就咽不下去。他曾说：“最叫人悲伤的是饿肚子。”我怎么就没能叫他不受饥饿的折磨呢！当我在他的日记里读到“我为什么总要饿着肚子不可呢”这一句时，我就恨这个世道，不觉一股愤怒涌上心头。

　　直到下午六点，医院没给他用一点药，后来医生对我说：“这里没有药，没法治疗，你把他带到别的医院去吧。”我本想对他们的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提出抗议，可是没有时间和他们争辩了。我们急忙把他带到圣母医院。院方说，医院里没有药，要到药房去买，并叫我先掏三万圆药费。

　　在这危急关头，我到哪里去弄来三万圆这一大笔钱呢！我哀求他们想办法先给他治疗。可是他们说，他们也没有办法。我向当时在场的劳动厅劳动监督官说情，拉着他的衣袖请他帮帮忙，想办法给我借三万圆，并说我日后一定还给他。可是他说：“惹出麻烦事，还有脸求人！”便使劲甩开袖子，使我晕倒在地上。这样，没能买来所需的注射药就过了晚十点。泰一时尔含含糊糊地低声说，改善劳动条件，遵守劳动标准法等。但最后，他留下“不要让我白白死掉”这么一句，终于咽了气。

　　我又昏过去了。可是从此我就得做我应做的事了。他生前嘱托我，要我实现他的意志，不要让他白白死掉。

　　过一会儿，我慢慢从昏迷中醒过来了。这时，周围的人们已开始议论他的葬礼来了。不用说劳动厅和警察，甚至连可谓工人之代言人的劳总（指大韩劳动总联盟——原文注）也拫本不去想他是为什么死的，只想尽快把他的尸体埋掉，以平息这次事件。这使我禁不住悲痛和愤怒。虽说他是自己引火烧身的，但也应该说他是被他们杀害的。可是，他们不但不考虑泰一献出性命来提出的保障工人的权利、改善劳动条件等要求，反而认为他给他们惹出了麻烦，便想尽快处理这件事，好装出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事件的样子。看到这种情形，我更清楚地认识到所谓官吏都是如此没有人情的卑鄙无耻的人，便从心里暗暗下了决心。

　　我心想：“好吧！我看你们怎么办。我要叫你们看看，到底谁能得胜？”我这个连儿子都给火烧死的妈妈，还有什么可怕的呢？何况我是在临终的儿子面前许下诺言，决心要不让他白白死掉，为争取工人的权利，要献出我的全部身心的呢。难道我能容许他们随心所欲地做非人的勾当，马马虎虎地敷衍了事吗？

　　我拒绝从圣母医院把他的尸体接收过来。我决心，只要泰一的遗志得不到实现，就不接收他的尸体，不为他举行葬礼。我心想，如果他们不接受泰一的要求，不改善劳动条件，就要拖着泰一的尸体进行示威。又想，难道已死的泰一他希望给他葬身吗？他既然已献出了生命，还会舍不得一具空壳躯体吗？

　　我和邻居的人们一起，在圣母医院停尸室熬了一夜，要求他们接受泰一的要求。当时，劳动厅、劳总、企业主代表等人一心想把这件事按照他们的意思去处理了事。有的说，泰一当时没属于任何一个工作场，所以无须给他发吊丧费；有的说，可是考虑他的家境贫困，可以给他补助丧葬费等等。他们的这些话，大大刺痛了我的心。他是为正义而献出生命的，怎么能想拿几文钱把它抹杀掉呢？我感到他们的行径太荒诞不经了。尽管在这个社会里有钱人可以为所欲为，但被火烧死了自己的儿子的一个母亲，还能拿儿子的尸体换钱吗？象他们那样的守财奴或许会那样做。然而我想，就是他们遇上这种情况，也不见得那样做。

　　我断然表示拒绝，明确地回答他们说，我不需要你们从物质上给予补偿，只有你们接受我那儿子泰一的要求，改善了劳动条件，才能做葬礼。但是，他们根本不想听我的话。我觉察到，他们在想我这个人虽然现在这么逞强，但过些时间，也必定会软下来。他们有时想利诱我，增加了一些吊丧金，有时还威胁我，说我为什么毫无理由地不想做葬礼。难道我怕他们这一套吗？我只想继续等下去，看个究竟。当时我想我决不能辜负他的遗志，并确信他是决不会白白送死的。然而，在这凄凉的停尸室里，来往的净是一心想抹杀他的死亡的一些人，而没有一个要想不让他白白死掉的人来看我。所以，我沮丧地坐在那里，连嗓子都嘶哑了，话也说不出来了。

　　就在这个时候，有几个大学生突然来找我。他们说：“我们学生要继承全泰一的遗志，实现他的要求条件，不让他白白死掉。”接着说，葬礼要由学生们来办，并请我这个妈妈协助他们。他们说的那样真挚，那样充满信心，以致使我相信他们才是主人。我感到说不尽的高兴，然而又禁不住眼泪流个不止。我想起了泰一在开始进行工人运动时所说的“妈，我的朋友里头，为什么没有一个大学生”那句话来了。这不是说他死了之后，才见到了生前没有见到的那些朋友吗？学生们谈了很长时间，并表示决心，一定要实现泰一的意愿。他们说，如果他们能够在事前认识了泰一，就不会发生这种悲剧，并表示了极大的惋惜。我也刻骨地感到悔恨。

　　然而，事情还没有全部解决，问题还在后头。直到现在，我见过的都是那些一味追求眼前利益的冷酷无情的人，因此一见到那些学生，我就放下心来，倾吐了好久憋在心里的那些话，同时，把泰一的丧事也都托给了学生。学生们一来找我，那些掌权者们就慌了手脚。他们说什么要加吊丧费，又说什么改善劳动条件，等等。可是，他们的这些话根本没有一点诚意，也不能令人相信。这不过是一场卑鄙无耻的奸计。他们说的就算有诚意，也不能叫人相信呢，何况这是他们为摆脱困境说的，这怎么能叫人相信呢？泰一已经用自己的死证明了这些话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不论是工人，还是学生，如果他们不展开斗争去争取，就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天，有很多学生到圣母医院停尸室来看我。他们告诉我说，汉城大学等市内的好些个大学学生已经提出“不该让全泰一白白死掉！”等口号展开示威斗争，要求改善劳动条件和给工人保障生活权。那天晚上，有三十名汉城大学学生来和我一起熬夜，给泰一守灵。通过这一过程，我对学生的信任和期待更加增大了。他们对弱者的热爱、对不正义行径的抵抗精神、不会阿谀奉承、从不妥协的勇敢姿态等，所有这些使我坚信他们一定为不使泰一白白死掉，为争取工人的权利而斗争到底。我也更加坚定了决心：必须展开斗争！不展开斗争，就无法实现泰一的遗志。

组织工会

　　就这样，有许多学生涌到停尸室，刹那间屋里挤满了人。又在各大学开始举行了示威。也就是说泰一复活了。他从阴暗的死亡的深渊里，回到汹涌澎湃的大学生示威队伍里来了。好象全社会的关心，都集中到和平商场了。由各个工人运动团体和在野党的政界人士也送来了花圈，并从各地送来了吊慰金。甚至有的还说，要给泰一立纪念碑。凄凉的停尸室里一下子放满了花圈，吊客排成了长蛇阵。

　　劳动厅和情报机关就为此惊慌得不得了。事到这个地步，他们一方面施加压力，强迫我们举行葬礼，另一方面他们还说，他们要给我一千万圆吊丧金，并要我们别再扩大事件。他们说，要是由学生们来办葬礼，那末这个社会又会卷进混乱里去，如果是这样，只有“北韩”才高兴，又有可能北方趁这个机会来侵犯，所以最好尽量早点把丧事悄悄办完。这确实是别有用意的威胁。如果他们那样害怕，那么当初不虐待工人不就更好吗。肆意践踏工人、踩死工人之后，看到学生们和工人们的呼声汇合起来，他们这些人还不但不反省自己，反而耍花招，拿出牛头不对马嘴的诡辩，说什么“北韩要来侵犯”。

　　各位工人！

　　我们决不应该受骗！无论在大事或小事，我们一直受骗了。那些恶毒的家伙们一向编各种理由骗我们。我们的敌人，就是那些趁我们无知和贫困，一直欺骗和剥削我们的家伙。我们再不能受骗了。不管他们拿出何种借口，做何种冠冕堂皇的约诺，我们都要断然拒绝，并且要正视我们遭受的这种令人窒息的痛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拥有憎恨敌人的力量、抗拒的力量、敢于斗争的力量和赢得胜利的力量。

　　见到他的死亡开始集中社会的耳目，警察和情报员就控制人们出入医院，并把留在停尸室的学生们都押上车子带走了。结果，医院里挤满了情报员，我也不能同学生和外部的人接触了。然而，事情已到这种地步，任凭他们怎样策划使泰一的死亡付之东流，也是不可能的。虽然学生们要给他举行葬礼的计划被禁止了，但社会的关心却越来越集中到这件事上来了。可是，使我感到遗憾的是，和平商场的工人们被企业主和情报员的恐吓所压倒，没敢抬着泰一的尸体继续举行示威。

　　在这种情况下，由劳动厅等政府机关用强制的方法给他举行了葬礼。但我们还是叫劳动厅长和企业主写了答应改善劳动条件的共有八项条款的保证书。他们约定截至十一月底实施“缩短劳动时间、实行每周一日休息制、提高工资、改善工作环境、废除阁楼工作场、允许组织工会”等要求。葬礼是以此为条件举行的。十一月十八日，在大韩劳总的主持下，马马虎虎地举行了葬礼。但是，问题不在举行葬礼，而在于今后如何实现八项条款的要求。坐着等他们来履行，那是根本办不到的。严峻而长期的斗争，是从此开始的。

　　各位工人！

　　我的工人运动是这样开始的。为了给儿子守约，实现儿子的心愿，为了连根消除各位工人遭受的痛苦，让你们过上人的生活，我开始展开了斗争。当时我决心，要为各位工人献出我的全部身心进行斗争。从那以后直到今天，我按着我自己的想法，象疯子一样奔走了各处。可是，做的工作很少，而该做的事倒堆积如山。我所说的该做的事，并不是指我一个人所能做到的，而是和你们大家一起去做的事，是团结我们的力量去做的事。在这里，我再次表示决心，今后要更清楚地认识我们该做的事，采取正确的行动。同时，我想再谈一次从那以后的事，并重申我们的立场。

　　虽然举行了葬礼，但他们根本不想去履行他们答应的还写过保证书的包括改善劳动条件、协助组织工会等条件在内的八项要求。劳动厅和情报机关只在形式上下达命令，而对它的执行情况则毫不关心，又不做实际上的监督。他们只注意日见扩大的学生们的示威，怕我到学生们那里说什么，派便衣警察严密监视我。可是侥幸得很，全泰一死后，工人运动在从那年冬天直到第二年春天，在我们的社会变成了最重大的问题。不论是学生、宗教徒和政界人士，都不能对工人运动视而不见了。可以看出，泰一并没有白白死掉。人们不断地觉醒起来，在各地愤怒不断爆发，这说明人们并没有忘记这一事件。可是，你们要知道，我今天不是想跟你们谈过去的事。我们应该对今后要做的更重大的事交换意见。

　　为实现八项要求，最紧要的是，组织工会。我们已经很清楚，如果我们不团结起来进行斗争，那么任何保证书和约诺都没有用处。问题不在于叫他们做某种诺言，而在于叫他们履行诺言，而且为做到这一点，必须有组织起来的力量。

　　泰一的牺牲和葬礼以及学生的示威，使我深深感到不是在口头上而是用组织起来的力量唤起社会关心的那种实践活动是必要的。举行葬礼后，想组织工会，但没有地方办公。起初，企业主曾答应协助组织工会，并腾出屋顶的一间屋子做工会办公室，但到这个时候，不但用这样那样的借口不腾出一个房间，甚至用奸猾的手法从各方面百般阻挠我们。我又一次感到和他们讲理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于是我甩掉钉梢的便衣警察，来到学生们要求改善劳动条件和保障工人的生活权利正在展开绝食静坐斗争的汉城大学商学院操场。我虽然被便衣警察抓住了，但在当场和他们进行谈判，争取到了现在用的那间办公室，并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组织了工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