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不再被运动需要的钟志民，在一夜成名之后，又一夜之间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一退到底，再也不见。40年后，《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徐天对其进行了采访。
“他们整个感觉都和普通人不一样”
1972年，在“文革”中停顿的大学招生工作在全国恢复。根据之前试点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经验，高考制度被废除，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学制两到三年。
陆军第26军76师的步兵班长、20岁的钟志民，请求其父、分管干部工作的福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钟学林，帮他上大学。一开始，钟学林不想搞特殊化，没有同意，但经不住儿子的多次央求，还是给军区政治部干部科打了电话。钟志民得到了所在师的两个推荐名额之一——这原本是需要基层推荐、师里审批的，被南京大学录取了。
开学前，父亲问他想读什么专业，他说想学哲学。文化程度不高的他，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时间是什么？空间是什么？社会制度为什么是这样的？我希望搞明白。”钟志民告诉记者。
1972年4月，钟志民来到南京大学报到，成为政治系哲学专业的一名学生。他发现，班上30个同学中，有七八成是部队来的，其中三分之一是干部子弟，地方来的则多数是革委会成员。
他的班主任，是时任南京大学政治系党总支书记胡福明。这是南大招收的第一届工农兵学员，也是“文革”开始后南大首次恢复招生，全体老师刚从五七干校回来。终于能回归本职工作，大家都非常高兴，对这一届的学生投入了全部的热情。
每天晚饭后，胡福明都会从家中步行到学生宿舍查看情况，很快熟悉了班上的学生。不久，他注意到了有思考能力、好问、勤恳的钟志民。他知道钟志民是高干子弟，但并不清楚他父母是干什么的，也不想多问，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住在钟志民下铺的兄弟，叫谷嘉旺，是老三届的知青，比钟志民大3岁。因为笔头好，他受到公社书记的赏识，得以被推荐上大学，并成为班上的学习委员。他告诉记者，学校里干部子弟非常多，而且很好辨认。
“他们穿着军装，而且整个成长环境和农民不一样，长得人高马大，气色也好。整个感觉都和普通人不一样。”
不过，钟志民从没有对人谈起过自己的父母，也从不炫耀。有一次拉练，谷嘉旺睡在上铺，不小心摔了下来，手腕肿了，钟志民就替他洗了一个多星期的衣服。
“我错了，我承担，我改”
为了给这些初中甚至更低文化程度的学生补习，南京大学先进行了半年的高中教育。钟志民感觉，知识在“膨胀”，熄灯后还经常一个人在卫生间里看书看到一两点。
1972年年底，正式开始了专业课的学习。
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钟志民逐渐觉得，他们所学的19世纪的古典理论，和20世纪中后期中国正在进行的这场“文革”的现实严重脱节。谷嘉旺也告诉记者，这种想法当时普遍存在于他们的脑海中，朦朦胧胧，却表达不出来。
宿舍的同学经常交流。谷嘉旺注意到，钟志民说话谨慎，都经过深思熟虑，但却有一套自己的看法。如对教育改革，他认为带有竞争性质的高考才是选拔学生的好方法，现在的方法不够合理，需要改变。
因强调“文科要以社会为工厂”，政治系的社会实践很多。1973年5、6月，他们去南京凤凰山铁矿搞“开门办学”。期间，传达了《毛主席给李庆霖同志的信》。当时，福建莆田的农村小学教员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信说，“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自己的儿子插队后最起码的温饱都无法解决，反之，一些干部子弟下乡没几天就被招工、招生、招干回去了。毛泽东回信说：“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传达时，群情激奋，让钟志民颇感抬不起头。
钟志民前20年的人生，都过着普通人不可企及的特权生活。他的父亲、时任福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钟学林是行政九级干部（十三级以上为高干），每个月工资250多元，母亲是中共福建省委组织部的正处级干部，工资150元，家庭月收入是普通家庭的近10倍。在一切生活必需品都凭票供应的时候，他生活的军队大院却有特供的物资，如肉、牛奶、巧克力等，敞开供应。军队高干家庭住着独栋的房子，配有专车。他曾有一块400多元的手表，不小心弄丢了，他毫不在意，母亲又给他买了一块180元的。不但上大学，钟志民当兵，也是走后门的结果。
1968年10月，他从南昌第二中学毕业，上山下乡去了江西瑞金县沙洲坝公社。没多久，全国征兵。他找了县人民武装部的一名政委，对方为他从另一个公社调来了一个名额（本来该社一社员已体检合格，即将入伍），结果下乡不到3个月，他就入伍了。其实不仅仅是特权阶级，当时走后门已经是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刚到大学时，钟志民曾想给部队写信，说
“决不辜负党组织的信任”，想到自己不是组织推荐来的，一直没有勇气写。现在又听到这么多的议论，血气方刚的他，第一次冒出了退学的念头。
“我觉得我还年轻，退学有什么大不了的？既然人家都看不起这个事情，我就要站出来说，老子就是干了这个事，但我承担了，我改。”钟志民告诉记者。
对于退学之后去哪里，钟志民却有些茫然。他当兵也走了后门，要退就该退回到农村，但扎根农村之后，生活怎么办？而且，还有“个人问题”没有解决。此时恰逢大一结束，钟志民特意买了一条烟和几斤糖果，想去插队的村子看一看，站在村口，却无颜迈步。
放假回家时，钟志民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父母，震动了全家上下。母亲告诉他，这个认识是对的，但不同意他退学，认为影响不好，别的领导家的孩子怎么办？父亲工作忙，只跟他谈过一次，认为“不一定退”。他则提出，干部子弟不去农村，说明马列主义都是说给别人听的。父亲无言以对，最后表示：“家里出个把农民也好。”
大学二年级开学回校，谷嘉旺注意到，钟志民变得沉默寡言，像总在思考些什么。他终于想清楚了。
1973年9月29日，是一个周六。他记得自己那天穿的是褪了色的军装，怀揣着写在3张稿纸上的退学申请报告。这是头一天晚上，他在宿舍昏暗的灯光下花了数小时写出的。他感觉，自己心里的想法
“如同破壳的小鸡”，跃然纸上。他在校园里找到时任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党委书记王勇，将报告交给了他。
很快，王勇找他谈话，表示了三点意见：第一，他的问题发生在1972年5月中央19号文件（即《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下达以前，不在退学范围内，可以不退；第二，同学、教师对他反映比较好，没有必要退学；第三，已学了一年半，再退回去对国家也是个损失。
既然这是组织上的决定，钟志民觉得心里轻松了些，但他又感到，“事情好像没有结束”。
这年11月，政治系的30名学生和部分教师，和江苏省委工作组一起，去江苏盐城的阜宁县帮助县委常委整风。期间，胡福明和钟志民一起，去了最穷困的五滩公社做社会调查。
在公社的小旅馆，他们坐在床上，促膝长谈。在调查中深受震动的钟志民告诉胡福明，农民日子这么苦，他却走后门上了大学，心里非常内疚，一定要退学。胡福明震惊了。他没想到，这个在他看来将来可以在理论上出成果的学生，竟然想要退学。回到县城后，他跟其他老师说了此事，大家都劝钟志民，有这个认识就可以了，还有一年半就毕业了，不如毕业后再好好为人民服务，去改变现状。但钟志民的想法已经非常坚定：一定要退回去，而且退到底，当农民。
成为典型
很长一段时间，钟志民都不知道，他的退学报告交上去后，有怎样的遭遇。后来，谷嘉旺从南京大学毕业后进入了《人民日报》评论部，才了解了一些内情。
收到他的退学申请报告后，南大校党委认为这是工农兵教育的成功范例，有思想有境界，因此将他作为正面典型上报了江苏省委，省里又上报了国务院。周恩来看了简报后批示：一方面认为钟是典型，反走后门很好，另一方面却又说他本人不应退学。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而江青和姚文元却从中看到，这是一个打击老干部的好抓手，立刻指示大力宣传钟志民。
1974年1月17日，南大校党委召开常委会，钟志民在会上汇报了自己退学的思想经过。他说，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在南昌二中当红卫兵时，认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是对的，现在他认识到这是错误的，决心要跟广大革命干部、广大工农兵群众在一起。
18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钟志民的退学申请和姚文元写的编者按。编者按中写道：建议大家读一读《战国策》上《触詟说赵太后》这篇文章，看看触詟规谏赵太后不要溺爱自己的小儿子长安君的故事吧！谷嘉旺后来在单位档案中看到了这期报纸的大样，他偷偷带回了家，收藏起来。记者看到，钟志民的退学申请被编辑做了多处修改。
其中有一处，原文是：“我开始感觉到自己过去的很多想法都是不正确的，逐渐地认识到‘走后门’并不是无关紧要的小事。”编辑则加了：“‘走后门’这种做法，并不是一种合理的现象，并不是一种光彩的事情，而是极端错误的。”类似的大修改全文共有10处，均用黑色蝇头小字标注在两旁的空白处。大样上，姚文元的编者按是用红笔写，洋洋洒洒整整一页，也经过多处修改。出于谷嘉旺不了解的原因，编辑此前的修改并未派上用场，最后刊登出来的是钟志民的原文，一字未动。
钟志民三个字，一日之内红遍全国。
1月19日，钟志民的父母给学校发来电报，表示完全支持儿子的行动。随后，学校批准了钟志民的退学申请，并号召全校师生员工向他学习。
八人一间的学生宿舍里，挤满了新华社、《人民日报》和《南京日报》等来自全国的记者。谷嘉旺和其他室友根本无法在宿舍里呆下去，直到钟志民离开学校，他都没有机会再跟他推心置腹地聊一次。
全国各地的信件雪片般飞来。在写信的人中，有一位也当过兵的南京女医生，对他的选择非常认同，后来成为了他的笔友，再后来成为了他的妻子。
南京市的高校、江苏省委甚至南京军区，都请他去作报告。“我一个人在上面作报告，下面几万名大学生，群情激昂。”
离开南京的那一天，是钟志民一生都记得的大场面。火车站里人山人海，大学生们来送行，过路的旅客听说这个“典型”真的要退回江西了，都纷纷过来看热闹。
胡福明受学校委托，送钟志民回家。在上海转车时，他们特意去了谷嘉旺家中吃了一顿饭。到南昌时，已经是1月22日了。这一天是除夕。
节后，钟志民就去江西瑞金沙洲坝公社百花园生产队报到了。记者们也跟踪而至。村民们得知，生产队来了一个干部子弟，还是全国的模范典型。但不到一个月，记者忽然销声匿迹。有一个与钟志民相熟的记者，向他道出了原因：反走后门运动已经被叫停了。
一退到底之后
一开始，钟志民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就像油和水，完全融不到一起。
“有点想念南大的生活，觉得有书读真好。”钟志民告诉记者。但一年多之后，情况就改变了。他学会了犁地，能挑重担，一个月能挣几百个工分。
1974年暑假，南京大学组织学生会干部看望钟志民，谷嘉旺作为班级代表也在其中。他眼前的钟志民，晒得很黑，剃了平头，非常瘦。穿着一件破军装，一只裤腿挽到小腿上，脚下都是泥。“他已经一口土话，和当地人交流顺畅。但和我们说话的时候，还是会说普通话。”
1976年，“文革”结束。在清算“四人帮”时，有人提出反走后门是针对老干部的，钟志民差点被打成“三种人”。好在，公社里从农民到书记都为他说好话。他庆幸，自己每天低头劳作，很少外出开会，没有成为风头人物，才能安全过关。
1977年，钟志民成了生产队长，次年又当上支部书记。他过年常常陪着农民从初一喝到十五，喝到吐，仍然豪气不减，在农民中很有威望。他带着村民兴修水利，一家一家地讲远景。最后，两千亩地实现灌溉，不再“靠天吃饭”。“我看着老百姓能吃饱、有钱花，他们的命运开始得到了改变，这种感觉很好。”
一步步地，钟志民成为共青团瑞金县委副书记、书记，共青团赣州地委副书记、书记，中共南康县委副书记。
1987年，他被任命为江西驻深圳办事处主任，负责招商引资。这个原本沉入中国乡村最深处的退学大学生，阴差阳错来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深圳，接受了市场经济和国际先进管理经验的脱胎换骨般的洗礼。
“在内地，几块钱就可以吃得很好了，而我第一次请港商吃饭，花了600元，我看着账单都愣了。”
钟志民逐渐意识到，靠带着农民种地、修水利来致富太慢了，只有经商才是最好的发展之路。
1997年，他辞去公职，正式下海。几经浮沉之后，他投身燃气业，只身南下云南曲靖，从零做起，如今已是一个近500人规模的燃气集团的总经理，旗下有17家子公司，拥有完整的产业链。
记者面前的钟志民，操着相当熟练的曲靖方言。从瑞金开始，他每到一个地方，都会立刻学会当地的方言。
他管理的这个小社会，始终带着当年的痕迹。每个员工都要轮流在大门口站岗，以锻炼意志。单位小卖部不用及时结账，记账即可，一周一结，以考察员工的诚信。
退休前任《人民日报》事业发展局局长的谷嘉旺告诉记者，当初班上的30个同学，多数进入了军队内，最高已是军级干部。只有钟志民一人选择了下海。以钟志民的聪明和勤恳，如果在体制内一直干下去，可能如今已是高位。
但钟志民却认为，自己始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其实并不适合在体制内。
钟志民的身体略有些发福，当年的棱角像是被逐渐磨去，说话的时候始终面带微笑。他说，经历了这么多，他才能说，对于自己当初的选择，他无悔。
(2014-03-31
07:44: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