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造反运动中的杂音 文革造反运动的主流，是受 17 年中未彻底改造的旧体制压迫、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对走资派不满的广大人民群众的继续革命运动。 然而，在阶级斗争大潮中，各个阶级总要顽强表现自己。在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受到毁灭性打击的旧剥削阶级的残余分子，也不可避免地参与到继续革命的阶级斗争中，制造负面的影响。一般而言，当时旧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慑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尚不敢轻举妄动。但旧剥削阶级的子弟，许多是学生，还有许多进入到劳动人民队伍。他们中许多人仍旧秉持剥削阶级世界观，怀念失去的天堂，对现实非常不满。在造反运动兴起后，这些人中有许多混入造反队伍中，兴风作浪，形成了造反运动中的杂音。 在这里举几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加以说明。一是提出“出身论”的遇罗克。“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血统论”，是高干子弟维护自身特权、为走资派服务的反动理论，遭到了中央文革及广大造反派群众的坚决反对和严厉批判。但是遇罗克的“出身论”，却主张阶级出身对一个人没有任何影响，应该一律平等。这表面上很“平等”，实际上却是为恢复旧剥削阶级特权地位、损害劳动人民利益服务的！因为当时旧剥削阶级虽然被剥夺了经济基础，但他们的子弟往往还有“家学渊源”，掌握着较高的文化知识，具有较强的活动能力。更何况他们中的许多人剥削阶级的世界观并未得到根本改造。如果无视阶级家庭出身，搞什么“一律平等”，那就必然使优质的教育资源、各种关键岗位被旧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子弟所垄断把持，而剥夺劳动人民子弟（他们在人口中占绝大多数！）的机会，从而继续再生产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不平等，最终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所以，无产阶级专政下正确的路线只能是对旧剥削阶级子弟争取、教育、改造，关键看其政治表现；同时必须对劳动人民子弟采取优待政策，以消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不平等。而决不能搞”不看阶级出身一律平等”。所以，遇罗克参与造反运动，提出“出身论“，实际上是为像他自己这样因为家庭出身而没上成大学的旧剥削阶级子弟鸣不平，说到底是想复辟旧剥削阶级子弟垄断教育资源的“天堂”，而这是与继续革命的目标背道而驰的。因此他受到革命造反派的批判是完全应该的。但是他的被逮捕和被处决，应该是林彪集团操纵的“支左”部队在“清理阶级队伍”中的扩大化造成的，这是不应由文革和革命造反派背锅的。仅仅提出“出身论”，履行出版、结社、集会自由，不应治罪，更罪不至死，应该是将其错误交与群众批判。 二是临时工造反运动中的逆流。临时工、合同工制度是 17 年中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所大力推行的一个十分反动的剥削压迫工人群众的制度。在文革运动中，广大临时工、合同工奋起造反，控诉这一反动制度、批判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动路线，斗争劳动部、总工会中的走资派，这是完全正义的革命行动，也受到了中央文革的坚决支持。但是根据文革后临时工造反运动中的一个主要组织的若干头头的自白，当时有一批旧剥削阶级残余分子混入了这一造反运动，制造了逆流。据他们坦白，他们几乎都是被新中国镇压的旧官僚、旧剥削阶级的子弟，对无产阶级专政、对毛主席革命路线都有着刻骨仇恨。在 17 年中，他们进入临时工队伍，对现实非常不满。但是他们的不满不是要废除临时工制度，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推进继续革命，而是对失去旧剥削阶级的天堂不满，是要整个地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文革群众运动兴起后，他们混入临时工造反运动，并且由于他们文化水平相对较高，窃据了造反组织的骨干位置。于是他们操纵临时工造反组织兴风作浪，妄图实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在他们操纵下，临时工造反组织行动极端化、暴力化，拒绝中央文革的合理指导，拒绝对临时工问题的合理解决方案，对无产阶级司令部采取对抗态度，制造混乱，破坏继续革命大局。他们的不正常表现，引起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警惕，经过调查，对这些坏头头进行了揭露和处理。根据文革后这些头头的自白和表现，证明文革中对他们的处理是完全正确的。 三是广州一个影响很大的造反组织，据文革后揭露的材料（是从为他们评功摆好角度写的），是由一个秘密小团体控制的。这个秘密小团体的主体是旧剥削阶级子弟，他们制定了自己的秘密纲领：要求解散人民公社、搞活经济、对外开放——实际上就是“改开”的先驱！这个秘密小团体操纵这一造反组织坚决武斗、拒绝大联合，制造了很大混乱，最后被“支左”部队揭露并处理。根据文革后曝光的材料，当时“支左”部队对这一秘密团体的处理，应该说是正确的。 以上例子说明 ，对造反运动也必须进行分析，其中确有混入的旧剥削阶级残余分子制造的杂音，这是文革复杂的阶级斗争形势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这些杂音只是支流，决不能因此认为造反运动就是被旧剥削阶级残余分子操纵的。对走资派借口清理杂音而大搞扩大化、镇压造反群众的反动路线，我们必须坚决批判和反对。 7、从一月革命到 720 事件 工人阶级全面参与文革，成为革命造反运动的主力军，标志文革已经突破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领域的斗争，而转化为无产阶级和新生资产阶级的全面斗争，转化为一场政治大革命。 当时一方面革命造反运动已使得走资派威信扫地，而走资派占据重要岗位的、曾积极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旧的各级权力机构（党委、国家机关、企事业管理机构等）及其旧运行机制也不再被群众所信任，不适合为继续革命服务，需要予以清洗和改造；另一方面走资派又煽动干部集团搞“罢工”，妄图瘫痪正常的社会经济管理，使得造反派不得不把管理的职责承担起来，也造成了夺权的客观必要性。 因此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总结当时阶级斗争形势，根据继续革命的根本目标和当前需要，提出了文革的具体政治目标：“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也就是说依靠劳动群众，通过革命群众运动，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他们从无产阶级手中篡夺的权力夺回来，建立革命群众直接参与、掌握的新的各级权力机构，建立密切联系群众、有利于继续革命的新的权力运行机制。 上海工人阶级作为全国工人阶级的领头羊，比较好地实现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略部署。上海工人造反派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后，迅速掀起了革命群众运动的高潮。而走资派操纵下的上海旧市委则采取“躺倒不干”、刮经济主义妖风、组织保守派工人组织“工人赤卫队”等措施与造反派对抗。在斗争中，上海工人造反派体现了较高的斗争水平。他们很快实现了大联合，形成了全市统一的造反派组织及领导核心，比较好地解决了内部的派性分歧问题。他们敏锐发现问题，依靠群众积极承担社会经济管理责任，开展反对经济主义的革命群众运动。他们积极争取保守派工人群众，对保守派工人群众采取了争取、团结的正确策略（提出了欢迎“赤卫队”回头革命的口号，对保守派群众不歧视、不打压）。因此上海工人造反派比较顺利地争取、联合了大多数工人阶级群众，形成了稳定的多数，使上海率先夺权的条件成熟了。 于是在上海，以工人造反派为主体，联合学生、机关等群众造反组织，团结了工人阶级大多数群众，实现了一月革命！把权力从走资派操纵下的旧市委、旧市人委夺了过来，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后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这是文革的一个伟大的胜利。 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完全支持一月革命，毛主席评价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 从上海的文革运动可以看出，只要工人阶级有这个力量和水平，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完全支持以工人造反派为主体、依靠工人阶级并联合其他革命群众自下而上地夺取权力、建立新的权力机构的，是完全支持由工人阶级的多数来直接掌握政权、控制局势的。比如关于所谓“武斗”问题，虽然无产阶级司令部提倡“要文斗，不要武斗”，但如果工人造反派争取到了工人阶级的大多数，那么对少数负隅顽抗、死心塌地保护走资派、并且制造暴力流血事件的保守派“群众组织”，无产阶级司令部是完全支持工人造反派采取群众的直接行动将其解决的（如上海造反派解决“上柴联司”的行动）。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的，是对未采取暴力手段反抗继续革命的对象采取不必要的暴力措施；是造反派内部分歧用“武斗”来解决；是在保守派群众组织还享有广泛的群众支持时，不采取正确策略争取大多数群众而贸然用武力的手段解决。 关键问题就在于，全国工人阶级总体上并没有达到上海工人阶级的水平。全国工人造反派总体上没有解决内部派性分歧问题、没有对保守派群众采取正确策略，而全国保守派群众总体上阶级觉悟更低、感恩心理更强从而又更顽固，以上就导致造反派始终没有争取到工人阶级大多数群众。这就使得全国的文革运动不能顺利地走“上海道路“，无产阶级司令部不能仅仅依靠工人造反派团结大多数工人阶级来自下而上地夺取权力、控制局势，而不得不走迂回曲折的道路。这也制约了上海文革运动的进一步激进化发展（上海工人阶级不能脱离全国工人阶级“独走”太远）。 从一月革命到 720 事件的过程，正是全国工人阶级暴露其缺点，无产阶级司令部认识到必须调整策略的过程。 由于各地走资派纷纷勾结当地驻军，保护自己、镇压造反派群众，因此 1967 年 1 月无产阶级司令部作出部署：按照毛主席的提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要求军队停止保护走资派，支持造反派群众。但各地许多军头却按自己的利益来理解和执行这个决定，他们指鹿为马，把保守派群众组织认定为革命造反派，而把造反派组织打成反革命。他们还利用“军委八条”（规定禁止冲击军事机关等“反军”行动）， 直接动用暴力，抓捕大批造反派骨干、强行解散造反派组织。与此同时，中央对文革不满的老军头、老干部也向中央文革发难、发起攻击。这就是中央和全国范围内的“二月逆流”。毛主席领导无产阶级司令部对“二月逆流”进行了坚决反击。坚决批判了对中央文革的攻击，在全国支持造反派群众组织平反、恢复活动，通过制定“军委十条”等措施，禁止军队乱抓人,禁止军队解散革命群众组织、禁止军队把造反派打为反革命。 当走资派不能直接动用军队暴力时，他们就主要依靠保守派群众组织，通过开展武斗来压制造反派。他们暗中策划、组织了规模庞大的保守派群众组织，并供给他们经费，利用军队及民兵系统将他们迅速武装起来，操纵他们对造反派实施武斗。以武汉的保守派组织百万雄师为例，就是当地走资派直接通过人武部系统和基层干部的网络，以复原军人、基干民兵、基层干部、党团员、“先进模范”为骨干组织起来的。组织起来后，百万雄师很少与造反派开展大辩论，而是直接开展武斗，妄图凭借自身人数和组织上的优势来打垮造反派。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保守派群众组织还是有广泛的群众支持，特别是在国营大厂、军工企业中往往还占多数。再加上有走资派操纵及勾结的干部集团和当地驻军的支持，使得保守派群众组织在全国许多地方占据了优势。 以上就是“720 事件”发生的背景。 在武汉，由于在走资派操纵下，百万雄师得到武汉军区部队、湖北及武汉地方干部集团的鼎力支持，又掌握了多数工人阶级群众，因而在武斗中压制了造反派，基本控制了武汉的局面。1967 年 7 月，毛主席亲自率领王力、谢富治到武汉，支持造反派、争取保守派群众，想要解决两派矛盾。结果在武汉军区部队坏头头的煽动和怂恿下，保守派群众（包括部分军方人员）绑架了王力，并冲击毛主席驻地，制造了严重的反革命事件。由于当时保守派在武汉全市占据优势，因此使毛主席有被围困的危险。中央紧急决策，要求毛主席立刻转移。7月 21 日，毛主席离开武汉。这就是震惊全国的“720 事件”。 “720”作为一个标志性事件，鲜明地反映了当时全国阶级斗争的力量对比情况，使得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不得不根据现实的力量对比而调整策略。 由于工人阶级的不成熟，使得在文革关键时刻工人阶级发生了致命分裂。代表工人阶级根本利益和继续革命正确方向的造反派，在全国工人阶级中仍旧只占少数。而走资派则利用干部集团和工人群众中的保守倾向，也利用造反派的缺点和失误，煽动起了强大的保守派群众组织来反对继续革命。在其背后还有各地驻军的支持，从而形成了强大的势力，对造反派造成了优势。 在“720 事件”之前，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主要策略，是支持造反派团结大多数工人阶级群众，自下而上地夺取权力；支持以造反派为核心的工人阶级多数群众（并联合其他阶层革命群众）直接掌握权力、控制局势。这也就是所谓“上海道路”。然而“720 事件”证明，全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和水平，还不足以走“上海道路”。若是要坚持以造反派为主自下而上地夺取权力、支持造反派彻底打垮保守派，那就势必要发动一场与工人阶级多数群众和相当数量军队为敌的血腥内战！而这不但对工人阶级本身和人民共和国的国防是极大伤害，而且凭当时造反派的力量在这场内战中也胜算甚小。 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不得不调整策略，不得不更多地走迂回曲折的道路。因此毛主席不由得发出感叹：“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新的策略一是稳住军队，不把军队逼到对立面去，以减少继续革命的阻力。由于毛主席在军队中的巨大威望，由于林彪集团当时对继续革命表示积极支持，因此军队还是能够为继续革命所用的。而若是对军队采取直接对立的偏激策略，将其逼到对立面去，将会对继续革命造成毁灭性的影响。因此就必须对军队采取怀柔、争取的策略，就不得不对军队中一些积极支持保守派群众组织搞武斗的坏头头、实质上的走资派，予以从轻发落，从而避免矛盾激化。而对破坏这一策略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中的部分人员，也不得不作出一定处理（关押王、关、戚）。 二是依靠第三方力量自上而下地支持造反派，并争取保守派群众，实现工人阶级的大联合。当时工人阶级内部的力量对比表明，仅仅依靠造反派自己，无法团结工人阶级大多数群众来控制局势、推进继续革命。无产阶级司令部没有别的选择，只能使用第三方力量自上而下地来整合工人阶级的力量，制止派性分裂和对立，实现工人阶级的大联合，以进一步推进继续革命。由于中央和地方文职干部集团总体上已经瘫痪并陷入分裂，而中央无产阶级司令部又人数较少，因此当时这个第三方力量，只能是林彪集团所代表的，表示积极支持继续革命，并且在此前的文革运动中未深入介入两派斗争，未积极支持保守派的野战军军官团及其领导的部队。 所以，“720 事件”后，文革进入了为实现大联合、建立革命委员会而斗争的新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斗争策略是：由解放军野战军部队“支左”，在“支左”部队主导下实现工人阶级大联合，在此基础上建立（军、干、群）“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 8、为建立革命委员会而斗争 无产阶级司令部根据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推动野战军部队“支左”——由军队出面，支持造反派组织，同时争取保守派群众，以调解、消除派性冲突，实现工人阶级的大联合，在此基础上实现夺权，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 因此，中央文革根据文革运动中的表现，表态支持了全国各地的造反派群众组织，给与他们政治上的支持。“支左”部队也根据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支持这些造反派群众组织。这种支持，使得与造反派组织对立的保守派群众组织往往陷于瓦解（注意，有型的组织虽然瓦解，但保守派的势力仍旧存在，仍旧要在阶级斗争中发挥作用）。同时无产阶级司令部也指示“支左”部队积极争取保守派群众，要实现工人阶级的大联合。 然而在实现大联合、建立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出现了一段时期中武斗始终不能收场的局面，特别是造反派内部又发生分裂，工人阶级内部的派性分裂和对立始终不能得到很好解决。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复杂的，主要有： 一是“支左”部队采取了错误的“支一派”、“打一派”的路线。如前所述，军队实际上是社会主义社会中最大的保守集团。而当时具体指挥军队的林彪集团，表面上积极支持继续革命，实际上却是为自己争夺权力的暗藏的走资派。这就使得"支左"的部队未能如无产阶级司令部所期望的那样，成为继续革命的工作队（就像民主革命时期的人民军队那样），去充分发动和团结群众继续革命。而是在造反派群众组织中扶植听自己话的“新保守派”、同时收编保守派群众，而打压其他革命造反组织。这就势必制造造反派群众组织的分裂和对立。这是使得武斗不能收场的一个直接原因。 二是工人阶级的不成熟。如前所述，由于工人阶级缺乏政治斗争经验和传统，更没有继续革命的经验，他们没有创造出整合阶级力量的民主机制，也缺乏弥合分歧、凝聚力量的策略，缺少成熟的骨干群体，因此始终不能很好地实现阶级内部的团结。保守派群众始终对继续革命的必要性认识不足，而被走资派所利用，与造反派相对抗。造反派未能对保守派群众采取正确的争取策略。而面对内部的分歧，造反派也未能很好地运用民主协商的方式来解决。造反派对“支左”部队中走资派的挑拨阴谋也没有成熟的认识和应对策略。结果就导致许多地方派性矛盾恶性发展，形成武斗不止的局面。政治上不成熟是导致工人阶级分裂和武斗的重要原因。 三是混入造反派组织的小资产阶级、旧剥削阶级残余顽强地表现自己。在造反派组织全面兴起的时候，也不可避免地混入一些对现实不满的小资产阶级和旧剥削阶级残余分子。由于工人阶级的不成熟、工人群众文化水平及政治经验相对较低，而这些阶级异己分子又往往有着比较高的文化水平和一定的政治经验，因此他们往往能混入造反派组织领导层，发挥比较重要的作用。而在学生、知识分子造反组织中，小资产阶级、旧剥削阶级残余分子就更多、发挥作用就更大。这其中，小资产阶级分子有一定的革命性，但由于其阶级本性和世界观，使其往往“左”右摇摆，也往往具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倾向，这是导致造反派组织出现派性分裂、极“左”思 潮、无政府主义偏向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旧剥削阶级的残余分子，如前所述，他们混入造反队伍是妄图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恢复失去的天堂。因此他们往往兴风作浪，推动、操纵造反组织行动极端化、暴力化，拒绝接受无产阶级司令部和“支左”部队的调解、拒绝工人阶级大联合。这也是导致一些地方持续武斗、大联合迟迟不能实现的一个重要原因。但需要指出的是：阶级异己分子虽然在一些地方的文革运动中发挥了恶劣的作用，但在整个革命造反运动中不是主流。决不能像保守派、走资派所污蔑的那样，把革命造反派说成都是由阶级异己分子操纵的。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和旧剥削阶级家庭出身而参加造反派的人员，不能一概认为是阶级异己分子，而主要应看其实践活动——其中还是有不少世界观改造得比较好的，革命的一面占主流的好同志。特别应该注意的，是“支左”部队中暗藏的走资派往往以存在阶级异己分子为借口，大肆打压造反派，在随后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把造反派中出身不好的同志往往不分青红皂白地予以清洗、镇压——这实际上是镇压文革运动的阴谋。这就提醒我们一定要对革命造反派中混入阶级异己分子的情况有恰如其分的认识，而不能像某些“泛左翼”分子那样跟着保守派、走资派屁股后面恶意攻击造反派。 面对武斗不能收场的局面，中央无产阶级司令部只能更多地依靠“支左”部队，依靠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调解，做促进工人阶级大联合的工作。中央文革多次直接组织各地对立两派到北京谈判、调解，“支左“部队也采取多种方式调解、制止武斗。无产阶级司令部还号召造反派要清理阶级队伍，把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清洗出去（这一方面对消除派性分裂、制止武斗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在各地实践中、特别是“支左“部队的具体操作中，存在扩大化、借机镇压造反派的情况，这在后面还要提到）。对妨碍大联合、鼓吹武斗的极左思潮和派别，无产阶级司令部也予以批判和必要处理（但在具体操作中也存在被暗藏走资派利用而扩大化的问题）。对一些武斗迟迟不能解决的机关、单位，无产阶级司令部实施了军管或派驻工人阶级宣传队以制止武斗。对武斗已严重影响到国防安全和人民生存的地方，也不得不采取一定强制措施来制止武斗。 这样经过艰苦的工作，到 1968 年，终于在全国各省市（除台湾外）基本制止了武斗，实现了大联合，成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达成了“全国山河一片红”。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党的重建工作，于 1969 年召开了党的九大。这标志着文革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9、与林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 全国省级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中共九大的召开，标志文革进入了新的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按照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略构想，应该是搞好“斗、 批、改”，也就是说要全面巩固落实文革群众运动的成果。那就是：斗垮走资派势力，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及一切封、资、修错误思想，改革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中一切不合理的、带有资本主义残余并被文革群众运动证明已经过时的旧体制，从而促进生产力的跃进，把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推进一大步，并为继续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为此，毛主席做出多次重要指示，中央无产阶级司令部也推广了不少先进经验。 然而要落实“斗、批、改”的任务，就需要有一支具有继续革命觉悟、接受无产阶级司令部革命纲领、与群众密切联系的骨干队伍，来领导广大劳动群众。无产阶级司令部原来的设想，是从文革中涌现出来的造反派队伍中、特别是工人阶级造反派中组织这样的骨干队伍来带领广大劳动群众直接掌握权力，领导“斗批改”。然而工人阶级内部的力量对比和派性分裂，使得无产阶级司令部最终不得不依靠“支左”部队来实现工人阶级大联合、组建革委会。这就无法避免地使得“支左”部队的领导干部在各级地方政权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无产阶级司令部希望这些干部及其领导下的"支左"部队能像民主革命时期的人民军队一样，成为继续革命的工作队——依靠并引导造反派群众、争取保守派群众，放手发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充分发挥其主人翁作用，搞好“斗、批、改”，继续革命。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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