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鞍钢宪法诞生50周年的时刻，我们重新讨论鞍钢宪法的重要性是非常有必要的。50年前，毛主席就看出鞍山钢铁公司党委坚持政治挂帅后，实行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的改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并把它命名为“鞍钢宪法”。毛主席把“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新法提高到宪法的高度，可见他对鞍钢改革是极端重视的。50年前，我们一般人无法理解鞍钢宪法的深刻意义；而今天，我们确实认识到鞍钢宪法是办好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保障企业社会主义性质的根本大法，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我们要深刻了解鞍钢宪法，还必须先了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本质上的区别。目前一些专家学者有一种说法，认为鞍钢宪法是一种企业管理的方法，既可适用于社会主义企业也可适用于资本主义企业，并认为鞍钢宪法的精华已被一些美国和日本企业所采用，因此现在中国也应该再度重视这种“管理方法”,不要再让它“墙里开花墙外香”了，好像鞍钢宪法已经在墙外香了起来。事实上，日本或欧美所实行的一套工厂管理，绝对不是我们现今所要纪念和实行的鞍钢宪法。我们千万不可把鞍钢宪法看成只是一种“管理方法”。因为鞍钢宪法是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得到实施的。

本文首先要说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本质上的区别，从而认清为什么鞍钢宪法只有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中才有可能得到实行。之后，还要讨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资本家在企业中是怎样处理资本与劳动者之间的对立关系。下面要着重说明，福特汽车公司是怎样运用泰勒的“科学管理”来提高劳动生产效率的。

到了20世纪70年代，福特制的那套管理办法已经失灵了，资本主义企业又争先恐后地向丰田汽车公司学习“瘦身管理”的办法。不管是福特制还是丰田制，它们都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和一些专家顾问们设计出来的对付劳工的策略，用来处理资本与劳动者之间的对立关系。这种策略的最终目的，是要用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来增加对劳工的剩余价值剥削，以便获取企业的更高利润。本文最后一节，要进一步讨论鞍钢宪法的重要性以及它的划时代意义。

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要了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还得从所有制谈起。目前有不少对体制改革的批评不完全正确，一般是从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角度出发，有些人用“国退民进”来说明社会上许多矛盾的起因。当然，我们理解从这个角度来批评体制改革是有其道理的。因为在体制改革进程中，工人们所遭受的苦难几乎都是由于私有化造成的。人们都看到了，当企业属于老板私人所有时，企业主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就不惜一切手段来压榨工人。但是国有制并不等于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因此只用国有还是私有来分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不正确的，因为国有制也可能是国家资本主义所有制。

改革前，中国的工业企业所实行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怎样的一个制度呢？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之下，个别企业不是一个单独的核算单位。个别企业生产所需的材料、能源、厂房、机器设备等都在国家的经济计划中统筹办理。国家根据当时经济发展的需要来决定要优先生产什么、各种产品的数量、品种来制定五年计划。在实行经济计划的五年中，有时要作一些调整。经济计划可以将有限的资金、生产材料、所需劳动力等作合理的安排。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生产资料的价格和产品的价格都不决定于价值，也就是说价格不反应价值。企业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需要支付的工人工资（包括各种福利）全部由国家提供。全国各地企业的工人都一律享有八级内的工资和应得的健康保险、住房、子女教育、食物补贴等各种福利。少许工资上的差异只是根据各地生活费用不同所作的调整，工人的工资基金由国家直接拨发。

因为价格并不反应价值，所以个别企业账目上的利润多少和有无亏损并不反应企业经营的好或是不好，也不决定一个企业应该扩张还是应该缩减，甚至关闭。企业的扩张或缩减是根据计划，不是根据一个企业的利润还是亏损。举例来说，当时国家为了促进农业机械化，就在计划中将农机的价格订的很低，这样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才能买得起农机，因此生产农机的企业在账面上是亏损的。另外，当时因为物资缺乏，在社会主义计划下，有限的物资都用来保证大多数人的基本生活，不鼓励人们在基本生活之上的消费。所以一些不是完全必要的消费品的价格就订得较高，像一只手表可能要卖一百元人民币，以当时的工资来说，这价钱是很高的。把手表价格订得高，是因为在当年国家物资条件下，不鼓励每个人都要有手表，不像今天手表价格低到有些人有好几只手表。因为手表价格高，生产手表的企业在账目上会现出很高的利润。但是，生产农机的企业不会因为“亏损”而减产或倒闭，生产手表的企业也不会因为“利润”高而扩张。亏损由国家补上，赚钱则将利润上缴国家。

因为价格并不反应价值，所以企业经营的好坏，有效率或无效率是不能以企业是否赚钱来衡量的。评估一个社会主义企业的经营是否有效率，是以多、快、好、省为标准的。而且每个企业都用它过去的纪录作基础，再进一步努力，继续创历史新高。虽然不能说每一个社会主义企业都经营的非常有效率，但是至少大多数企业的效率是很高的，一些落后的企业也在努力追赶先进的企业。

每个企业工人的工资福利直接来自国家，企业不能用经营亏损为理由来解雇工人。这就是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国家可以保证工人的终身职和工人所享有的各种福利。在实行社会主义的30年中，修正主义者不断地企图用合同工来取代工人的终身职，他们想出各种办法来砸破工人的铁饭碗，并认为如果工厂实行了合同工制，工厂可以随时解雇工人，用从农村释放出来的劳动力来替代，并利用来自农村的劳动力来压低工资和降低生产成本。只是由于屡次反修的群众运动，修正主义者的计划，每次都无法付诸实现。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因此，工人生活上的各种需要包括：吃饭、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都是作为生产目的而得到保障，工资和福利都由国家直接拨发，工人的工作和生活得到保障，就是社会主义优越性中的重要一项。（社会主义还有更多的优越性，将在另一文中再作说明。）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论一个国家多么富有，也无法保障充分就业，因此工人阶级从来没有得到工作保障和免于失业的安全感。在这次经济危机中，美国有许多工作了几十年的工人、工程师、甚至低层管理者都被解雇。三年来按官方统计，美国失业的人数增加了800多万人，并且在失业人中，有40％的人已经失业了6个月以上。事实上，实际的失业人口要比官方的统计高出很多。从80年代初美国实施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以来，劳动生产效率不断地提高，资本的利润猛升，但是工人的实际工资停留在原地不动，甚至下降。与此同时，许多大公司除了将生产移向国外，还开始用大量的临时合同工来取代以前的正规工人，许多大公司将工作大量外包，以求降低成本。承包商也多半雇用不必付福利的临时工。临时工在工作忙时拼命加班，公司的生意淡下来时，就几个月没事做。这些年来，工人阶级只好用加班、做两份工、和借债来维持生活水平不下降。其实，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工人阶级相对的贫穷化。在这次经济危机的3年间，大批失了业的工人到了生活不能维持的地步，他们曾在大量广告的宣传下，靠借钱来消费，失业后无法应付大笔的债，连房屋贷款都付不出，房子就被银行收回拿去拍卖了，一家大小无家可归，好多人每天都只靠一顿的救济午餐来维持，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工人阶级的绝对贫穷化。

体制改革之后，首先各工业企业都转为单独的核算单位，然后改革者鼓励各企业之间彼此竞争，开拓市场，谋求最大利润。在企业单独核算后，企业的利润成为企业经营好坏的标准，只有能赚钱的企业才能扩大生产，亏损的企业只有大量解雇工人，甚至工厂宣布破产倒闭。改革者再进一步将企业厂长和经理的工资奖金与企业的利润挂钩，因此厂长和经理就使尽了各种办法赚钱，包括行贿，再度大规模解雇工人。改革者又允许企业将亏损部门拍卖，只保留赚钱的部门，企业再度以亏损为理由，将亏损部分关闭，解雇工人。每个企业经营的目的就转换成牟取最大利润，不再考虑工人的生活。因为赚了钱就能扩大投资，再以扩大生产规模来获取更多的利润。在牟取最大利润的前提下，即使是国营企业也必须将工人的工资和福利看成经营的成本，而“好”的经营者必须想出各种办法将这成本不断地压低。这时我们的精英们就请教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企业管理学。精英们说中国的企业人浮于事，必须裁员。当企业转变成以赢利为目的时，解雇工人，削减工资，拉长工作时间，增加劳动强度，取消工人的福利，都是必然的结果。这就是由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本质上不同，而必然产生不同的结果。

社会主义公有制也被称为全民所有制。因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着眼于全面的发展和所有劳动人民的需要。虽然称为全民所有制并不完全正确，因为工人所享受的工资和各种福利，农民还无法完全享受到。但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根据国家计划，而国家计划是按照中国经济全盘发展的重要原则来制定的。全盘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生活上的需要，不只是工人阶级生活上的需要，也是农民生活上的需要。不论是工业的发展还是农业的发展，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和提高工人农民的生活，除此之外，加速机械化是为了减轻工人农民的劳动强度。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论是新的生产设备还是新的生产技术，都是为了增加生产，以便进一步满足人民的需要和减轻人民负担这个目的。当然，当时在帝国主义包围下，中国不得不用一些资源来保卫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也是保障人民工作和生活的稳定所必须的。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生产目的上是完全不同的，因此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生产中的劳动程序也是完全不同的。马克思把机器、厂房和生产设备看成是死劳动，其意思是说，当初生产设备是由劳动力制造的，现今这些生产设备内所含的是过去的（已经死了的）劳动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机器、厂房等是资本家的私人资本，资本家生产的目的就是为了资本增殖。所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进行生产是要活的劳动力为资本（死劳动）增殖服务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产业工人不把机器设备当成协助他们生产的工具。事实上，在流水线上工作的工人，把机器设备看成是压迫他们的东西
—— 是流水线超快的速度控制了工人无间隙地操作，是流水线上过细的分工决定着工人不断地重复一个只需几秒或十几秒的简单操作。这是从人类使用工具以来的一个新变化，因为自古以来，生产工具都是为了协助人生产的，工具等于是人的手的延伸，自从人使用生产工具以来，生产工具都是由人来控制的，也就是说生产者控制生产工具。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工具反过来控制生产者，也就是说死劳动控制活劳动。这一点在下一节中还要再仔细说明。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机器、厂房等生产设备是为生产者所用的，工人把生产用的机器设备当成帮助他们生产的工具。在社会主义的工厂中，我们看到工人如何爱护他们的机器。前几年在曹征路写的《那儿》的小说中，我们看到口述者的小舅对工厂里的那部机器如何的爱护。这说明了小舅把那部机器看成是他的助手，而不把机器看成是与他敌对的东西。在社会主义时代，我们常听说工人师傅在星期日或是节假日自动地到厂里去检查机器。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放不下心，担心工厂没人的时候机器会出什么差错，没有人去照顾。我们也曾屡次看到，在工厂的厂长宣布要关厂时，工人如何保护工厂里的机器。这样的事是不可能发生在资本主义工厂里的。在资本主义的工厂里，工人最高兴的是机器发生故障，因为他们可以趁机会喘口气。也有很多时候，工人故意以砸坏机器作为一种抗议。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面对着一个永远不能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资本与劳动者之间的基本矛盾。资本要增殖，必须在生产过程中取得利润，因此资本家必须购买劳动力。利润是靠劳动者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获取的，就是劳动者所创造的总价值减去要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那部分（即此时劳动者最必需的生活材料），这就是资本家要付出的工资和福利。要增加剩余价值，一方面必须增加劳动力所创造的价值，像延长劳动时间、加强劳动强度等；另一方面就是要降低工人的工资和福利。工厂管理者的做法是必然和工人的利益相反。所以，虽然资本主义一大堆企业管理的理论，资本主义大学中的商学院有专门设立的管理学系，每年都要制造出许多管理学的硕士来，但是这些管理论述总是不出如何从工人身上压榨出更多剩余价值的范畴。企业老板和他们雇的经理还请了心理学家来协助他们，心理学家们也有不少企业管理的论述，他们的主要贡献就是利用他们对人心理的研究，想出一套办法来使工人高高兴兴地接受剥削，而不起来反抗。但是要工人接受更低的工资、更少的福利、更长的工作时间和更高的工作强度，只有在一个条件下才可能达到这些目标，那就是工人不得不依靠这份工作才行。为此，必须有一支庞大的产业后备军。只有在失业率高，工人找工作难时，工人才只好忍气吞声地按照资本家的要求去劳动。即使这样，也无法保证他们不起来反抗。

为了对付工人的反抗，资本家就借助于国家机器来镇压。资本主义国家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

资本主义是一种资本剥削劳工的社会制度。要维持这种剥削制度的稳定，不能只靠个别的资本家和经理，它需要一个适合于资本积累的经济和社会的大环境。这个大环境就是要靠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来创造和维持。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一方面企图调和资本与劳动者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另一方面还要调和资产阶级内部彼此之间的矛盾。为了便利资本的积累，国家的任务也包括修桥梁、建公路和铁路、建海港和机场，改进交通和通讯系统。资产阶级国家更需要设计一个金融和信用管理体系，还需要一种适合资本主义运转的教育制度。要维持一个适合资本积累的大环境，就必须有军队、警察、法庭等暴力机器来镇压工人的反抗、维护资本主义的秩序，还要一套适合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再生产机制。所以，要维持资本主义再生产，就需要建立一套庞大的国家官僚体系。

在美国工业快速发展的20世纪初期，美国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不允许产业工人组织工会（后面说的技术工人的小型行会组织除外）。当时许多产业工人开始组织起来进行非法罢工（也称野猫罢工）。特别是到了30年代经济大恐慌时，产业工人组织工会已经达到空前的热潮，发展到资产阶级国家无法镇压的地步。资产阶级逐渐认识到，如果允许工人组织工会，反而有可能比较容易控制工人的行动。工会可以将工人的行动正规化，可以明文规定只有在与资本家谈判达不到协议时才准许罢工，这样将不会搅乱生产，反而有助于资本家维持生产的秩序，有利于资本积累。因此美国的资产阶级国家就通过法律将组织工会合法化。社会上很多的改变都是经过这样一个过程，先斗争，斗争胜利了，原本不合法的行动就变成合法了。但是在美国的产业工人工会成立后，政府就千方百计地控制工会，把领导组织工会的积极分子（像美国共产党党员）赶出工会，使工会一步步失去了领导工人向资本家斗争的能力。

战后50年代，经济发展的很快，失业率低，这个时候各工会能为会员争取到较高的工资增长，在福利方面也有很大的改善。这时，美国国会就赶紧通过了对工会不利的法律。各大公司像福特、通用汽车公司，各大钢铁公司等都加紧进一步机械化来取代工人，使得工会会员不断减少。到了70年代，一方面大企业用提高产品售价的方法把高工资的负担转嫁给消费者，另一方面因为美国侵略越南战争带来的政府预算和国际收支的赤字，使得美国的物价上涨失控。这样的发展无利于资本积累，因此到了80年代初，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就带头重新整顿世界资本主义的次序，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是由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来为美欧垄断资本打头阵，利用由它们所控制的世界金融贸易组织，来迫使全世界国家放松或取消对资本的管制，使资本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任意自由流动。美国的资本家就可以加速把生产迁移到发展落后的国家，从墨西哥、南韩、台湾到中国。这时美国的各大公司都不用再去理会工会的要求了，他们随时以把工厂迁移到别的国家相要挟来迫使工会退让。在资本帝国主义全球化下，全世界没有工作的人都成了美、欧、日资本的产业后备军。与此同时，美国的工人阶级逐渐进入了相对贫穷的困境。

这一节主要说明社会主义公有制与资本主义在本质上的不同。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工人阶级和企业之间的利益不是对立的，因为工厂的生产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满足工人、农民和一般都市居民的需要，而不是为追求个别企业的最大利润。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企业管理者不是为了最高利润而用尽一切伎俩来压榨工人。在经营社会主义的企业时，工厂的管理者不把工人的工资和福利看成是必须不断压低的成本。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下，企业和工人之间是对立的关系，这个对立的关系是资本与劳动力对立关系的具体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