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舆论准备与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的产生

4月22日，毛泽东主席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

“我不相信只是吴晗的问题。这是触及灵魂的斗争，意识形态的，触及的很广泛，朝里有人。”

“逐步地展开，真正有代表性的，省市都批评一两个。军队也有。所谓朝里，不光中央，部门包括各区、各省市。朝里那样清，我不相信。”

“2月3、4、5、6、7，5天嘛，不忙那么不忙，一忙那么忙。2月3日急于搞一个5人小组文件（指“二月提纲”），迫不及待。在武汉谈整左派，我不同意。”
　　“这个通知（指正在修改的《中共中央通知》）也是3种：对、基本对或不对。3个月中央翻中央的案，无非是翻或不翻。”“各地方党委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
　　“过去没有系统管，首先从我起，没有全面地抓。只要你不全面地系统地抓，就不行。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现在抓嘛。”

“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当权，两种可能，不出或出，早出或迟出。搞得好可能不早出。早出也好，走向反面。”

毛泽东还非常严厉地说：

“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界出，党政军也要出，特别是党军出了修正主义就大了。”他认为，当前最大的问题正是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必须当机立断，“全面地系统地抓”，发动一场大革命，来解决这个已经迫在眉睫的问题。

4月24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初步通过毛泽东主席修改审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稿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在28日、29日的两次谈话中继续严厉批评彭真和中共北京市委，说彭真已经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要求对彭真的错误“彻底攻”。

这次会议为五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准备。

二

5 月1日

毛泽东主席审阅即将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与会人员名单及有关材料，批示所有材料都先发给与会人员看。

5 月4 日一 26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当时毛泽东主席在外地，会议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主持。

５月４日会议听取康生关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起草情况的介绍和对彭真的所谓揭发。随后，会议展开了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揭发批判。

５月１６日，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说：

中央决定撤销１９６６年２月１２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会议根据毛泽东主席4月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意见，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错误进行批判，并决定停止或撤销他们的职务。

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文化革命”进入了全面发动的阶段。

5 月 5 日

下午5时，毛泽东主席会见以谢胡为团长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周恩来、林彪、邓小平、伍修权参加了会见。毛泽东在同谢胡的谈话中说：
　　“我的身体还可以，但是马克思总是要请我去的。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恩格斯就没有料到手创的社会民主党在他们死后被他们的接班人篡夺领导权，变为资产阶级政党，这是不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那个党开始是革命的，他们一死变成反革命的了。苏联也不以列宁的意志为转移，他也没有料到会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事物不断地走向反面。不仅是量变，而且要起质变；只有量变，不起质变，那就是形而上学。我们也准备着。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是部分分化。”
　　“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这一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
　　“总之，要把两个可能放在心里。头一个可能是反革命专政，反革命复辟。把这个放在头一种可能，我们就有点着急了，不然就不着急，太平无事。如果你不着急，太平无事，就都好了？才不是那样。光明的一面现在看出来了，还有更主要的一面，有黑暗的一面。他们在做地下工作。列宁讲过，被打败了的剥削阶级长期还强于胜利的无产阶级。列宁又讲，农民、小资产阶级每日每时都生长资本主义。”
　　“不要怕反革命。有的时候我也很忧虑。说不想，不忧虑，那是假的。但是睡觉起来，找几个同志开个会，议论议论，又想出办法来了。”

　　5月6日

张春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他系统地介绍了彭真、陆定一等人在八届十中全会后对抗文化革命路线的情况。

5 月 7 日

毛泽东主席阅林彪5月6日报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报告说：从几年的情况来看，军队搞生产确实是一件大好事，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一）恢复了我军的老传统；（二）可以为国家开垦一批农田；（三）可以为国家提供一批粮食；（四）全生产的部队仍可进行一定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五）边疆部队搞生产，可以同发展边疆经济、建设国防结合起来，具有特殊意义。我们总的想法是：假如军队在战备时期多搞点生产，在三五年内为国家提供四五十亿斤粮食，这就等于准备好了大约七八百万人一年的军粮。这是战备的物资条件之一。毛主席阅后致信林彪：“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

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5月14日，毛泽东再次致信林彪：“此件如你同意，即可印发中央军委以及此次会议（指 1966 年 5 月 4 日至 26 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让他们带回去，加以讨论，如无意见，即可执行。印时，要请中央加个批语。请你酌办。”5月15日，中共中央印发毛泽东主席5月7日给林彪的信和总后勤部的报告。毛泽东的这封信，后来通称“五七指示”。

5 月 9 日

毛泽东审阅姚文元的文章《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黑店“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删去标题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黑店”。这篇文章于5月10日在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发表，5月11日《人民日报》予以转载。

是日，《解放军报》发表了江青化名为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文章号召一切革命的同志勇敢地站起来，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5月上旬 毛泽东主席在审阅戚本禹《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一文清样时，批示：“字太小，改印五号字，今日印好，中午交来。”这篇文章发表在5月1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1966年第7期，5月16日《人民日报》予以转载。

5月10日

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同时刊登出姚文元撰写的长篇文章《评“三家村”》。这篇文章批判了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和吴晗在《前线》杂志“三家村札记”专栏上所发表的杂文。文中写道：
　　“凡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凡是阻碍社会主义革命前进的，凡是同中国和世界革命人民利益相敌对的，不管是‘大师’，是‘权威’，是三家村或四家店，不管多么有名，多么有地位，是受到什么人指使，受到什么人支持，受到多少次吹捧，全都揭露出来，批判他们，踏倒他们。”
　　第二天，全国各报刊均转载了这篇文章。

5 月 11 日

毛泽东主席阅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干部张恩慈写的《我对北京大学“四清”运动的意见》。这份《意见》对北京大学“四清”工作队、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在领导北大“四清”运动方面，以及北大在贯彻教育方针等问题上，提出了不少尖锐的看法。毛泽东审阅时把标题改为《张恩慈同志对北京大学“四清”运动意见》，批示：“少奇同志阅后，印发有关同志。”5月13日，刘少奇批示：“此件请即印发政治局扩大会议各同志。”

5月1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决议，撤销1966年2月12日中央向全党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以下简称《二月提纲》）；撤销由彭真、周扬、陆定一、康生和吴冷西组成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直接、具体领导文化大革命。会议通过并向全党下发了毛泽东主席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这个通知是4月中旬由康生、陈伯达主持起草，经毛泽东几次修改，于4月24日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基本通过，并决定提交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

《五·一六通知》指出：“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是根本错误的，是违反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路线的，是违反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指导方针的。这个提纲，对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同志在1965年9月至10月间中央工作会议上(即在一次有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关于批判吴晗的指示，阳奉阴违，竭力抗拒。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实际上只是彭真一个人的汇报提纲，是彭真背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对待这样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革命全局的重大问题的文件，彭真根本没有在“五人小组”内讨论过、商量过，没有向任何地方党委征求过意见，没有说明要作为中央正式文件提请中央审查，更没有得到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的同意，采取了极不正当的手段，武断专横，滥用职权，盗窃中央的名义，匆匆忙忙发到全党。

《五.一六通知》指出：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用“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个资产阶级的口号，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根本颠倒了敌我关系，保护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根本否认真理的阶级性。这个提纲违背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路线；违背了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等问题的指导方针；对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和关于批判吴晗的指示，是阳奉阴违和竭力抗拒的。所以通知各级党委要立即停止执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

毛泽东主席在《五.一六通知》里指出：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成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正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通知》要求，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高举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批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

《五一六通知》发出后，根据《通知》的精神，全国掀起了声讨‘三家村’（即邓拓、吴晗、廖沫沙）反党罪行，开展革命大批判的高潮。

5 月 18 日

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 集中讲政变问题。林彪说：

“政变，现在成为一种风气。世界上政变成风。”

“从我国历史上来看，历代开国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很短时间就发生政变，丢掉政权的例子很多。”

“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　

“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

“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是年9月22日，中共中央关于以《林彪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的批示的形式将这个讲话发至中共县团级党组织。中共中央的批示说：

“林彪同志1966年5 月18 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林彪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根据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严重现实，根据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特别是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党、篡政、篡军的教训，对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制、防止反革命政变、反革命颠覆的问题，做了系统的、精确的阐述。

“林彪同志尖锐地指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还可能丧失政权的问题。他指出，无论怎样千头万绪的事，永远不要忘记政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那就是糊涂人，脑袋掉了，还不知怎么掉的。

“林彪同志把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在这篇讲话中，他对毛泽东思想作了全面的、正确的、科学的评价。他指出，全党和全国人民，都要以毛主席为中心来团结，以毛泽东思想为中心团结。他号召在全国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同志著作的群众运动。他指出，这是保证我国防止修正站主义，避免资本主义复辟，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最根本的关键问题。

“林彪同志说，毛主席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思想是永远的普遍真理。谁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林彪同志这个讲话，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是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文件。全党全军都应当认真学习，认真讨论，认真领会，把它运用到文化大革命和一切行动中去。”

5 月 21 日

康生通过电话向在杭州的毛泽东主席汇报正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情况，请示准备组织一个审查委员会审查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问题，并在大会上宣布，以及江青等人提出让姚文元参加文化革命小组等。毛泽东主席表示同意。

5 月 23 日

毛泽东主席审阅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草稿）》，批示：“小平同志：此件已看过，同意。”该文件于5月24日发出。

是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决定：

一、停止彭真同志、陆定一同志、罗瑞卿同志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停止杨尚昆同志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

二、撤销彭真同志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撤销陆定一同志的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职务

。三、调陶铸同志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并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调叶剑英同志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兼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他们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

四、李雪峰同志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五、上述决定，地方通知到县委以上，军队通知到团级以上。

5月25日

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与哲学系另外六位教师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的名义在北大食堂东墙上共同贴出了《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矛头直指北大党委书记陆平等人，乃至北京市委大学部和各个大学党委。一向以党的代表自居的北大党委认为，自己是北大最高的领导机构，是共产党的代表，神圣不可侵犯。谁敢反对党委，造党委的反，谁就是反党，就是“现行反革命”。在北大党委授意下，聂元梓等人被扣上“邓拓的帮凶”、“赫鲁晓夫式的阴谋家”、“党的叛徒”、“严重违反党纪国法的大坏蛋”等帽子。遭遇到了上千张大字报的围攻。据首都24所高等院校有记录的统计，当时的工作组把10211名学生打成了“右派”，把2591名教师打成了“反革命”工作组的镇压行动遭到了全国各基层单位的强烈反对，在全国人民中引发了不满情绪。

5月28日

毛泽东审阅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商定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名单，表示同意。同日，中共中央把这个名单发到县团级党委。（详见附件：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 ）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议，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

中央文革小组以原《五·一六通知》起草小组作为基础，人员有：陈伯达（中央政治局常委）任组长、康生（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任顾问；江青、王任重（中南局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刘志坚（解放军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张春桥（上海市委文教书记）为副组长；成员有谢镗忠（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长）、姚文元（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王力（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红旗》杂志副主编）、关锋（《红旗》杂志编委）、戚本禹（《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尹达（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考古所副所长、历史研究所第一副所长）、穆欣（《光明日报》总编）、郭影秋（北京市委文教书记）、郑季翘（东北局吉林省委文教书记）、杨植霖（西北局青海省委第一书记）、刘文珍（西南局宣传部部长）等。同年8月2日，增补陶铸（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宣传部部长）任中央文革顾问。

5月29日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开会研究，决定由陈伯达率临时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由张承先率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

是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高年级的几个出身于革命干部、工人、贫下中农家庭的学生，在学校附近的圆明园废墟上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红卫兵组织。这几个中学生受到当时政治气候的影响，经常聚在一起分析、研究、评论政治形势，出于对党中央、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阶级感情，他们决定建立一个组织，保卫党中央和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他们的誓言是：“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人类是我们的责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我们宣誓：为保卫党中央，为保卫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坚决洒尽最后一滴血。”
　　在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影响下，北京地质学院附中、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北京大学附中、北京矿业学院附中及北京市第25中等学校的学生，也相继成立了类似的红卫兵组织。自此开始，“红卫兵”成为中国最革命的青年学生和最革命的群众组织的代称。后来，红卫兵组织逐渐发展到北京市各大、专院校和全国各地各类学校，作为一种社会力量，步入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5月30日

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关于派临时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一事致信毛泽东主席。信中写道：“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在陈伯达同志直接领导下，到《人民日报》社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毛主席批示：“同意这样做。”

5月31日

陈伯达率领有穆欣、唐平铸等人参加的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并改组了报社领导班子。自此，以陈伯达为首的工作组掌握了《人民日报》每天的版面，同时控制了新华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广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