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学”的三大泡沫

宫廷化

所谓“文革”史的宫廷化，是指叙事者们的目光始终聚焦国家高层，总是把历史写成一部领袖史。

前面提到的马若德，另有译名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西方“文革学”的重要创始人，著有《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三大卷。他与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共同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细心梳理了“文革”的过程和原因，最终确认“这场运动多半是毛泽东个人决策的结果。”他在书中另一处总结，是“毛泽东对革命纯洁性永无止境的追求”以及他的“非凡权威”和“民粹主义观念”，决定了这一运动的方式、面貌以及全部过程[见马若德与费正清合著《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海南出版社，1992年。]。

仅就这一点而言，他们与中国官方的定调大体接近，正如“彻底否定”“文革”的官方结论与西方主流说法大体重合。具有官修史地位《中国共产党历史》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出版，也认为在“文革”发生这一问题上，“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近些年来，国内少数几本获准出版的《“文化大革命”简史》[《“文化大革命”简史》，席宣和金春明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二十世纪中国史纲》，金冲及著，社会科学方文献出版社，2009年。]等，均持类似观点。这些书中提到悲剧发生的原因，如“马克思主义水平不高所受到的惩罚”，当然也是意指毛泽东。

这样看来：

一是个人问题。

二是认识问题。

这里隐含的逻辑是：一，如果毛泽东的位置上换了别人（不妨设想疾病、车祸、政变等事故导致换人），“文革”就可能不会发生。换句话说，在没有毛泽东的地方，“文革”大概是不可想象的，几乎没什么机会。二，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原因是他认识错误，如果他脑子好用一点，马克思主义水平高一点，如有些人设想的那样能读懂德文原著，或智商再提高20或30，事情就不会那样。如果他脑子里多一点自由主义（右翼所愿），多一点孔孟儒学（新儒家所愿），甚至多一点解构主义、犹太教、绿色思潮、计算机原理、重金属摇滚乐……事情大概也都不会那样。在不少人眼里，那种情况下的中国或可跳过十年或三十年，从1949直接切换到1978，甚至直通1980年代的欧美，脱下草鞋，开上法拉利；丢下窝头，换上人头马；私塾弟子们立即读上了《华尔街日报》。

这种历史偶然论是否太过虚玄？是不是一种变体的个人崇拜？一具肉身若神通广大到能让偌大中国下地狱或上天堂，随心所欲给历史添上几十年或删去几十年，不被崇拜一下又怎么说得过去？

说实话，我也好奇红墙内幕，相信领袖的巨大作用。但我怀疑几十年的历史只是数亿人运气太背，碰到了一支下下签，是一个喷嚏打出来的心梗致死。读这些书的时候，我很想看看作者们还说些什么。可惜的是，追责到此为止，谜底似已揭开，他们大概觉得自己已能交代得过去。

考虑到毛泽东当时的绝对威权，考虑到他在集权体制下的咳嗽一声举国静默，他当然对事情负有主要领导责任。这样说并不为错。把很多错误记在他名下，这样说有时也大体不差，特别是对于小学生来说也许够了。问题是，这里的错误是指个人崇拜、高度集权、长官经济、政治高压、文化禁锢、人权灾难等，即中国语境里的“极左”。这种极左并非中国特产。在前苏联、东欧各国、朝鲜、越南、柬埔寨……那些没有毛泽东的地方，包括在那些官方舆论起劲儿反毛、反华的地方，火烧毛泽东画像和把核弹头瞄准中国的地方，上述错误也大同小异层出不穷，诸多故事让中国人十分眼熟——这正是我当年决定翻译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主因，大概也是这本书热销的主因。

那么，上帝是否克隆了一大批操湖南口音的高个子，一个不落地分派到这些社会主义国家，让他们的个人问题和认识问题一齐发作，让诸多下下签一齐生效，从而造成了国际红色阵营普遍的失误和重挫？一个短路点就在这里：如果承认那些地方也有极左，那么极左就与毛泽东不存在唯一的因果关联；如果认定极左只是毛泽东的个人作品，独一份的发明，那么上述国家的类似情况就来历不明，殊可奇怪，与“文革”扯不上近似值与亲缘性。国人们的眼熟纯属有目无珠。

我们该往哪边说？

这种毛泽东的“群发现象”不仅出现在境外，也出现在境内。作为中国头号“走资派”之妻，王光美亲历过不少高层内情。她饱经磨难，但家中一直悬挂着毛泽东与她全家人相聚的巨幅照片。听说毛泽东的女儿病了，她联系医院寻访名医，去对方家里帮助打理家务，事后还把毛、刘两家的孩子们悉数召来，一起欢度大年除夕——这样的合家欢后来一再重现。她的道理是，账不该算在某个人的头上。用她的话来说：“‘文革’自有它的历史必然性和复杂性。毛主席用那些人也是有历史缘由和认识过程的，发动那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不可能不用那些人；即使不用他们，也必然会有和他们类似的一帮人跳出来兴风作浪，毛主席根本不可能管得住。”[见孙兴盛文《把历史的真相告诉人民——采访王光美及其子女的回忆》，载2009年12月4日《今晚报》。]

“那些人”当然是指一大批，遍布各地、各业、各级的大小推手，包括各个推手下面同样“管不住”的若干人。撇开其中的恶棍，就连很多不幸的蒙难者，真诚的革命者，运动的诸多攻击对象，如王光美的丈夫刘少奇，其实也不时闪灼毛泽东的影子，有点“小号毛泽东”或“疑似毛泽东”的味道，分享了某种共同气质。以现在的眼光看，这些人也曾极左，至少是不乏偏左、易左、防左无力的思想特点。陈云在参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讨论时强调：“毛主席的责任是主要的。党中央作为一个集体来说，有责任，没有坚决斗争。”“毛主席的错误，地方有些人有相当大的责任。”[转引自《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邓小平对外宾坦言：“失误的责任不能只放在他一个人头上。我们这些人也要负责任 。”[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的《文献与研究》2011年第21期。]这是一种谦逊之词？还是一种宽容之态？如果看一看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在不少政治、经济、文化问题上的立场和观点，便可知他们后来的反省事出有因。如果再看一看刘少奇主持的1947年解放区土改、1964年前后的农村社教……后人还不难发现，当某些极左倾向冒头，倒是毛泽东表现出质疑、审慎、诘难、劝阻、反对，甚至彻夜难眠。这样的事例可以拉出一个长长的清单[比如在推动“大跃进”的过程中，毛泽东从1956年写《论十大关系》，到1958年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同年的武昌会议，到1959年第二次郑州会议，到1960年中央《紧急指示信》，到同年12月北京会议，到1962年召开“七千人大会”……他多次强调反左，压指标，肯定商品经济，肯定价值规律，反对“共产风”等，其低调态度屡屡遭遇很多下属的抵触。]。很多时候他对同事们“打击面过宽”的严词纠正，同样构成了历史的一部分。

“打击面过宽”是一种含蓄的公文语言，对于受害者来说却可能意味着恐吓、羞辱、拘禁、抄家、失业、离婚、私刑、死亡——1947年后有些地方极左的“流血土改”便是例证之一，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也是。据马若德周详考证，相对于彭真、陆定一、刘少奇等反右“强硬派”，毛泽东倒是一直“温和”。但他对鸣放的鼓励，对“人民内部矛盾”提法的固守，还有“恳求宽大”和“阻挡对右派的全面政治迫害”都无济于事，最终只能迁就强硬派的愤怒，与各方磨合与“妥协”[引自马若德《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1卷，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2年。]。于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成了所谓引蛇出洞的“阳谋”，他必须认账，必须加以圆说。马若德这一描述还有待更多解密档案加以检验，但哪怕只有部分真实，也足以让很多人惊讶。显然，这一些运动已是“文革”的相似形，“文革”的初级版。“文革”并非1966年突然砸在天安门的一个天上怪物，更像是从历史深处慢慢长出来的政治肿瘤，不过是毛泽东所怀疑和反对的错误，与他所赞成和推动的错误，相克相生，纠缠错杂，交叉感染，反复震荡，最终滑向了天下大乱。这一段乱纷纷的往事怎能不让王光美这样的过来人千回百结！

从总体看，毛泽东不过是毛泽东“群发现象”中威权最高的一个，最有影响力和能见度的一个，如此而已。最有影响力，使他对“文革”不可能不承担主要领导责任。最有能见度，则可能遮蔽了他被掣肘、被裹胁、被引导、被影响、被代理、被推动、被造就的大量隐情，遮蔽了聚光圈外的体制条件和环境制约，即看不见的历史之手。

这几乎是一切领袖人物的命运。

很久以来，我们多是从众多史学著作和传记影片中熟悉这些人物的。我们看他们如何口授机宜，沉思踱步，激情演说，计上心头，妙语博笑，指挥千军万马，接受万众欢呼，让秘书、警卫员、参谋长、同盟者们佩服得五体投地或感动得热泪盈眶，于是很容易相信他们无所不能，一个指头就能拨动历史。他们的一台电话机和一枝铅笔几乎就是历史的全部秘密。出于趣味的考虑，出于体例的传统，或出于政治外行的想象，一些文艺范儿的制作者，很少让我们看到那些人的身不由己，看到他们的无奈，看到他们妥协的加减乘除，看到他们想做的事做不成，不想做的事却偏偏成了，想做成甲的事不知为何竟做成了乙……“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唐代罗隐诗句）”这种深刻的感悟不大进入这些作品，成为具体描写和生动形象。

这样，历史就成了一部部领袖史。

这种文本诚然记录了部分真实，如同大脑指挥四肢的真实，却不明白躯体也反过来制约和决定大脑——大象的身上是不可能长出一个猴子脑袋的。退一步说，即使大象身上成功嫁接了另一个脑袋，也不大可能使象腿变成鸟翼，变成鱼翅或鸡爪。相反，只要大象的庞大身躯和五脏六腑依旧，大象所依存的气候、地理、物产、天敌等生存环境因素依旧，一个哪怕成功移植的猴子脑袋，还是很可能长出长鼻子和大耳朵。这也许有助于我们推想：为什么唐太宗再开明也不可能签署中国的《自由宪章》，为什么拿破仑再强霸也不可能成为法兰西的苏丹，为什么老子再睿智也不可能在竹简上创立后现代主义……这些人物都有自己特定的位置，不是可以随意装来装去的脑袋。

时势造英雄，时势也灭英雄，也流产或夭折英雄。他们的大有为，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再是历史大势与合力的产物，不再是某种平衡点和聚合点。历史上的思想家（如老子）、科学家（如爱迪生）、艺术家（如提香和塞尚）、体育明星（如博尔特和姚明）都不过是身后同类群体、同类次群体、同类次次群体中的最终出线者，合适的形象总代理。

领袖史（俗称为帝王将相史）夸大个人作用，充满太多花哨的宫廷故事和偶然情节，却容易让人们舍大求小，放过对制度与文化的检讨。

难道这就是我们所自得的批判？

毛泽东手书清代严遂成《三垂岗》：

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

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萧瑟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