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学”的三大泡沫

道德化

道德化是“文革”研究中另一个普遍的毛病。

与马若德和费正清的看法不同，生于比利时的勒斯（Simon Leys）在《主席的新衣：毛和文革》[Chairman’s new clothes: Mao and the Culture Revolution, Allison Busby，1981。]一书中认为：中国的“文革”除了名称，与“革命”和“文化”统统无关，纯粹是欺世盗名，不过是毛泽东感到大权旁落，为了夺回权力，不惜发动运动，于是把中国推入万丈深渊。

这位译过《论语》的汉学家其实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特别是听多了一些宫廷故事，满脑子都是大人物晃来晃去，都是他们威风凛凛的排场，一旦发现他们的说词大而不当，高调不实，离奇古怪，有东没西，几无学理逻辑和务实关切，人们的“权力斗争”印象便肯定更为深刻。

在一个大争之世，一口咬定所有人都在干坏事，对于干过坏事或想干点坏事的人来说，当然也是方便的自我心理宽慰。

政治人物并非圣人，因利益、面子、意气、人脉关系等发生相互磨擦，继而发生挤压或对撞，都实为寻常，与市井纠纷和家长里短没有太大不同。政治高压下的个人安危，滋生各种抱团和依附的生存策略，滋生派别之间的争权夺利，也确实构成了“文革”面貌的一部分——在运动后期尤其如此。不过，说毛泽东曾“大权旁落”，活在中国的人恐怕打死也不会相信，特别是在“文革”之初刘少奇、邓小平等已被边缘化的情况下，更不符合事实。更重要的是，把一部十年或三十年的大国史仅仅归因为权争，归因为个人的心理阴暗和欲望变态，归因为领袖的道德败坏，不仅过于通俗化，接近茶馆龙门阵的口吻，而且很容易让人想起“文革”时代的宣传。在那种宣传里，在有关小说、电影、展览馆里，坏事都是坏人做的，坏人都必做坏事。蒋介石生有梅毒，宋美龄奢侈得天天用牛奶洗澡，刘少奇早就叛变投敌，布哈林是个阴险的谋杀犯，美国兵只会泡妞喝酒并且撅起屁股战场逃命，地主都獐头鼠目或青面獠牙，国民党女性差不多都是妖艳风骚的烂货……这种把对手妖魔化的习惯，哪怕经过后来数十年的文化淘洗，直到今天仍余迹尚存，足见顽疾难治[如王朝柱编剧的某些革命历史题材影视片，造神旧习仍多。出版于2009年的《二十世纪中国史纲》，金冲及著，虽在内容和文风上有很多改进，对蒋介石等人的妖魔化仍有残痕。]。

一些左翼人士怀念红色文化，但他们不明白，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一报还一报，徒弟打师傅，红色文化中多见的妖魔化这一飞去来器难免伤己。想必是打小就熟悉政治宣传，出身于红色官员家庭的张戎继一本《鸿》在西方引起轰动，再度与其英国丈夫哈利代（Jon Halliday）联手，推出新作《毛：不为人知的故事》[Mao: The Unknown Story by Jung Chang and Jon Halliday，Jonathan Cape，2005。]，把颠倒版的妖魔化又一次顺溜溜地回报给故国。在这本书里，毛泽东一伙被写得一生坏透了顶，集杀人狂、二流子、阴谋家、贪污犯、神经病之大成，似乎新中国不过是这一类魔头的偶然得手，靠一路造假最终登上了不那么“假”的天安门，靠一路使坏最终把中国折腾成“坏”到了家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以至美国耶鲁大学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后来在《纽约书评》的长篇书评中，也认为该书最大的败笔是材料可疑。热烈吹捧该书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纪思道（Nicholas D. Kristof），在《纽约时报书评》上也不得不留下一笔：他担心有些材料可能出自伪造[转引自香港《亚洲周刊》2005年第48期。]。

捕风捉影，有罪推定，信口开河，道德诛心，使一场严肃的反思可能降至大字报水平，沦为八卦和扒粪。于是历史清算成为一个半拉子工程，反增了清算的难度。与其说这是批判“文革”，不如说这是暗中延续“文革”中常见的思维方式和言说风格。擅长此道的京夫子，著有《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中南海恩仇录》《北京宰相》[台湾联经出版社于1990年代陆续出版。]等畅销书，原笔名古华，曾以长篇小说《芙蓉镇》获大奖，其才情一度广获赞誉。他来自湖南郴州乡下一偏僻之地，以至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古怪方言让我难懂，在省城里看个电影或买双鞋也得求人带路。但这一份土特产到加拿大后变身为秘史专家，一举揭发出红墙里的秦始皇和西门庆，还能以“他想”“他突然想到”“他心里明白”一类话，把描写对象的脑神经信号悉数挖出公之于众，实让人惊奇。有一次，我随着他的描写进入中南海，过新华门后便成了瞎子——门内的路径、楼台、花木、器物的形貌和位置一片空白，似乎当事人都是直接从大门外一步跳进密室，在无形无貌的真空里生活，于是不能不让人怀疑作者是否真进过这张门，京夫子的“京”是不是一枚假商标。吕正操老人曾对我说：“我当铁道部长那时，脱离身边人员的视线二十分种，也得报告国务院办公厅的。一个国家首脑怎么可能独自走出中南海西便门，撑一把雨伞，戴一个口罩，坐上公共汽车，跑到居民区去会情人？”[吕正操指艾蓓《叫父亲太沉重》中的情节，该书由香港明报出版社1984年出版，为诸多“揭秘”红墙道德内幕的流行作品之一。]

从一个土夫子变成京夫子不难，当上历史神探却非易事。我在乡下遇到的一位喜欢抬杠的人，对毛岸英“镀金”一说也大不理解。说到毛泽东当年送儿赴朝参战，这位农民说：“他还要镀金？他还用得着镀金？不是说他老爹当朝圣上么？一个东宫太子，就算睡上几十年，耍上几十年，谁敢不让他接大位？为何偏要送他去打仗？”

老汉所知不多，比方不知去北京该翻几座山，更不知当时朝鲜战场的制空权尽在美军一方……但这类土夫子的日常逻辑正支撑另一些想象。

我不是什么知情者，也不愿意参与这些想象。我只是看不出神圣化与妖魔化之间的无聊打杀有何乐趣，看不出圈占公帑或猎取版税的商业策略有何不同。我只是怀疑那种纠缠于离婚、薪水、疾病、稿费、房产、后人吃啥喝啥[关于毛泽东后人的情况有各种传说，其中有知情者称他们并未大富，甚至十分清贫，如简妮《近期李讷三访》文，载《海南纪实》杂志1989年第8期。]的喋喋不休，怀疑那种长舌妇和民间神探，对于历史反思有多大意义。

当然，道德这事很重要。道德是历史过程中时隐时现的强大引力，但具体到个人评价，道德与政治似乎并不能重合为一把尺子，倒像是纵横两个坐标。换句话说，道德尺子能量出这一派的A型和B型不一样，那一派的B型和C型大不同，但如果要把善恶分别挂钩某种政治站位，实行对口管理，特别是在公众利益出路不大明朗时，则可能有点冒险。硬要划出这种链接线，则一定自添其乱。马丁·路德·金算不上操守严谨。作为一个牧师，他通奸和嫖妓。作为一位博士，他抄袭和剽窃。这些在美国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但他领导的民权运动仍无可否认。军阀吴佩孚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人称“六不总理”，连他的敌手如董必武等也承认他治军有方，律身有则，统兵数十万却一生“没有私蓄，不置田产，有清廉名”[见董必武文《日寇企图搬演新傀儡》，载1939年2月《群众》周刊。]。但这位大善人对抗北伐和反对共和，仍是负面政客形象，在人们的记忆中逐渐黯淡。

造神者与擒妖者如何对付这一份人的复杂？目光再放远一点，伏尔泰、卢梭、华盛顿等同样在个人品行方面留下了巨大争议，留下一大堆关于情妇和私生子的闲话[传伏尔泰被富婆包养，卢梭有不少私生子，华盛顿蓄有不少奴隶，都属于私德有亏。]，他们在政治或文化方面的卓越建树却很少被后人怀疑。有关研究者似不会拿几个道德标签贴来贴去，把历史变成一种善恶排行榜，一种好人好事大评比，一种道德偶像的十进五或五进一。

说到这个份上，即使一个毛泽东所受到的品行指责全部算数，全部入账，对“文革”的反思是否就算大功告成？ 

毛泽东手书庾信《枯树赋》：

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