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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怎样落入权贵资本主义陷阱的

2017-6-21 07:06|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3095| 评论: 0|原作者: 于中宁 赵瑜|来自: 华岳论坛

摘要: 我们的发展和欧美100多年前的发展落入了同样或相似的“陷阱”,如果欧美落入的可以称为“强盗资本主义陷阱”,我们落入的,经过委婉化后,可以称为“权贵资本主义陷阱”。欧美是付出了大萧条和世界大战这样沉重的代价后,认识到了“强盗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病,顺应民意,在强有力的政治领导人的带领下,才爬出了陷阱,我们是否也要付出同样的代价? ...

    科斯分析了“外部性”中加害方和受害方的成本关系,认为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而不是行政限制解决其中的利益得失。科斯的问题在于,他没有认清,有些“外部性”属“经济”领域,可以界定成本—价格,通过交易或法律辅助的交易解决,例如“牛进花园”;而更多的“外部性”不属于或不全属于“经济”领域,不能界定成本—价格,不能用市场交易解决,特别是涉及人的生命和健康的安全和环保问题,例如毒气、毒水、毒食品,紧急救治,救灾等等,以及贫富差距造成的不公平感所带来的社会动荡。

     

    科斯对“社会成本”的扭曲,原因就在于他忘了他在30年代就提出的具有突破性的“交易成本”。例如烟囱排烟,并不仅仅是不舒服和补偿,很可能潜藏下危害生命的因素,而双方对此根本不知情,这里存在寻价缺失,也就是交易成本,因而达成交易的补偿不可能是公平合理的。

     

    交易成本理论是自斯密至今,经济学最重大的理论突破,因为它部分推翻了经济学的根基——“看不见的手”,或称为“市场有效”理论。其实斯密自己一手“缔造”了“看不见的手”理论的内在矛盾。

     

    斯密在《国富论》中建立了经济学的两个基础,一个是分工组织带来的高效率,一个是市场的“看不见的手”的高效率。斯密对这两个部分都没有充分展开论述,尤其是没有勾勒它们之间的关系。而这两个部分存在内在的逻辑上的矛盾:既然“看不见的手”,也就是竞争能带来效率与公正,为什么还需要建立在合作基础上的,有领导的,按计划生产的分工组织?

    或者用现代经济学语言说,既然市场是有效的,为什么这种有效性(假设它真的有效),从来而且只能建立在官僚的,有计划的,分工合作的企业组织之上?或者用带有哲学意味的话说,为什么市场的有效性只能建立市场的无效性基础之上?为什么“看不见的手”只能建立在“看得见的手”的基础之上?

     

    科斯认为,寻价和讨价还价是主要的交易成本,当这个成本超过了参与者的承受能力,他们就会寻找替代物,以有效节约这些成本。而“企业的显著特征就是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也就是说,企业是市场竞争机制的替代物。企业之所以能够成为这一替代物,就是因为企业能够有效地降低寻价和讨价还价的成本,在科斯看来,这就是企业的本质。

     

    显然,科斯架起了斯密论述的两个经济学基本假设之间的桥梁,否定了在任何情况下市场都是有效的,肯定了有领导有计划,分工合作的制度架构的效率性。

     

    按照交易成本理论,市场交易成本过高,成本就会内化为一个等级机构,这个机构可能是企业,为什么就不可能是一级政府呢?

     

    有些交易成本是通过市场寻价可以解决的;有些交易成本需要企业家的寻价能力解决,就形成了企业;而一定有些交易成本是市场和企业都无法解决的,这就是政府产生的原因。政府和企业一样,也必定有其合理边界。

     

    政府的合理边界在于而且仅在于,它的职责是消除那些无法定价的社会成本,提供公平良序环境的,其中包括安全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法律的和政治的。在正常情况下,它不应扩大合理边界,干预它不应干预的事物。

     

    显然,科斯的“社会成本”与“交易成本”有深刻的内在矛盾,科斯没有能够解决这个矛盾。而科斯主张的交易方式,除了“碳交易”这个非市场的政府间交易外,世界各国政府都敬而远之,那些自由派经济学家没有一个研究出能被接受的操作方法,原因就在于交易成本太高,太难于操作。

     

    如果说斯密“看不见的手”悖论为经济学奠定的哲学基础是有重大缺陷的,那么,经济学的另一位创始人李嘉图为经济学奠定的技术基础也是不可靠的。

     

    李嘉图考察了农业生产的性质,提出收益递减的概念,马尔萨斯正是在这个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他用饥荒和战争消灭人口的主张。以后的边际学派在这个概念的基础上提出边际收益递减理论,这个理论又成了马歇尔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基础,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学的经济学的主流内容。

     

    但是,马歇尔已经注意到他总结的经济学与经济现实的差异。因为19世纪末,最早的一批规模化企业已经出现,这些企业呈现出规模收益递增的倾向。马歇尔研究了这个问题,但由于整个经济学体系已经固形化,与新的经济现实无法相容,因此放弃了进一步的研究,并希望后人在掌握大量实证数据的基础上解决这个问题。可惜,马歇尔的经济学后人出息不大。

     

    其实今天我们被告知的经济学,并不是它创立时的样子。斯密在名著《国富论》中阐述了通过分工合作,计划生产的企业所具有的高效率,在“看不见的手”规则下运行的市场所具有的高效率,以及政府对提供公共产品所具有的职责,在另一部名著《道德情操论》中,他又阐述了同情心这类的道德对利己心的约束。

     

    完整地看,斯密为经济学安了4条“腿”,这就是企业、市场、政府和道德。实际上斯密为市场规定了“边界”,市场只是构成“经济”的部分之一。每个部分都有自己的运行规律,相互交叉融合而成为“经济”,显然,这才是经济学更坚实的基础。

     

    但是,经济学后来的发展抛弃了3条“腿”,成了独腿怪兽。市场无边化取代了“经济”。交易成本理论的出现,本有可能改变这种状况,使经济学回到斯密,但是,很可惜,这种可能被经济学利益集团扭曲了,阉割了,人们今天看到的经济学,仍然是200年前的陈糠烂芝麻。

     

    此外,经济学框架主要反映和总结的是农业和小企业占主导地位时期的经济,20世纪的大企业,其命令性、计划性、合作性、福利性,以及其股权的社会化,与经济学基本理念相悖,面对大企业已占主导地位的现代经济,经济学理应与时俱进。

     

    但是,很可惜,经济学的发展不像是一门科学,倒像是一门宗教,它的发展不是越来越复杂,而是越来越简单,简单到就剩一句话甚至两个字。这种简化就是为了易于宣讲及煽动起无知的膜拜,并使“教士”们获得权威地位,就像基督教曾经的发展那样。你能想象物理学的所有发展都为了证明牛顿的一句话吗?你能想象物理学家凭一句话就可以走遍天下吗?而这正是经济学和某些经济学家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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