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斗争谁胜谁负的问题，他说：按照八次大会所说的，基本上分了胜负的，就是资本主义失败了，社会主义基本上胜利了。是不是最后胜利了呢？那还没有。最后胜利还要有一个时期，大概要三个五年计划。至于两种思想的斗争，资产阶级思想同无产阶级思想，马克思主义同非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那就要更长一点了。我今天讲的总题目叫作思想问题，这是有理由的。尽管社会制度起了变化，但是那个思想还相当顽固地保存着。特别是在世界观方面，是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是无产阶级世界观；是唯心论，还是唯物论；是形而上学的唯物论或者是形而上学的唯心论，还是辩证唯物论。这样两种思想方面的斗争，时间还要更长一些。[15]
三月二十日上午，毛泽东在江苏、安徽两省及南京军区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在谈到当前阶段的基本特点时，他说：现在我们处在一个转变的时期，就是过去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这是我们几十年斗争的结果。拿共产党的历史来说，有三十几年；从鸦片战争反帝国主义算起，有一百多年，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就是搞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改变上层建筑和社会经济制度，这仅仅是为建设、为发展生产、为由农业国到工业国开辟道路，为人民生活的提高开辟道路。所以，现在是处在这么一个变革的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作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和后头的社会主义革命到技术革命，到文化革命。我们国家要建设，就要有技术，就要懂得科学，这是一个很大的革命。没有这样一个革命，单是政治改变了，社会制度改变了，我们国家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农业国，还是一个手工业、手工技术的国家。为了这个，我们就要进行一个文化革命。现在，似乎还有一些人不认识这么一种变化。[16]
三月二十日下午五时，毛泽东在上海市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他说，在我们面临的新的任务就是建设，建设也是一种革命，这就是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要团结整个社会的成员，向自然界作斗争。当然，在建设过程中还是离不了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在目前的过渡时期中，人与人之间的斗争还包括阶级斗争。我们说阶级斗争基本完结，就是说还有些没有完结，特别是在思想方面，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要延长一个相当长久的时间。这样一种形势，我们党是看到了的。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同志的报告和大会的决议都说到，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了。但是，至今还有许多同志对于这种形势不很清楚，还有讲清楚的必要。
他回顾了全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过程，说：在过去一个时期内，中央对于这个问题也没有作详细的说明，这是因为，这个变化还是在不久以前才成熟的。比如我在去年四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了十条关系，其中有两条，一条是敌我问题，一条是是非问题。在那个时候，还没有说到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到了去年下半年党召开代表大会的时候，才可以肯定地讲这一点。现在情况更明白了，就需要更加详细地告诉全党：不要使用老的方法来对待新的问题，要分清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必须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我们今天应该公开讲这个问题，不但在内部，在党内，而且在报纸上讲清楚这个问题，作出适当的结论。[17]
从毛泽东的讲话中可以看到，他在重申八大关于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的同时，又强调阶级斗争特别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没有结束，可能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这种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来处理的。因而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以便将全国人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我们注意到，在一九五六年四月毛泽东作《论十大关系》报告的时候，他还没有说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而到同年九月召开八大的时候，却说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这表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毛泽东的认识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随着形势的不断发展，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入，直接导致了方针政策的调整，社会主义发展指导思想的重大变化。
从毛泽东发表的系列讲话和谈话中可以看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虽然他并不同意八大政治决议中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但还是认同八大关于阶级斗争问题的判断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结束，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仍然要存在较长的时间，可以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在这种情况下，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政治生活的主题，就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了。这个时候虽然阶级矛盾仍然存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也没有结束，尽管这样还是从这个时候毛泽东发表的系列讲话和谈话中看不到他将阶级矛盾确立为社会主要矛盾的迹象。
（2）毛泽东认为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一九五七年整风运动期间右派的进攻及反右派斗争，以及一九五六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斯大林问题、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引发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深入思考，他运用对立统一规律，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对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基本矛盾进行了深刻剖析，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这种探索的思想结晶体现在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和在八届三中全会期间发生的系列讲话中。
在反右派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从理论上对反右派斗争进行了总结，提出了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一九五七年七月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说：“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18]
这是毛泽东为总结中央一级单位和省市自治区一级单位反右派斗争和匈牙利事件写的文章《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里的文字。毛泽东说这篇文章可以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互相补充。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提出了在经济战线上（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还必然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只有这样，才能使经济战线上（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获得巩固。
此后，毛泽东多次阐述不仅要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九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在谈到主要矛盾问题时说：“八大讲目前敌我矛盾基本解决了，现在看来也对，但只能是在经济方面的，如从政治方面、思想方面看，就不能这样说了。”
这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第一次谈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问题。但从这个讲话来看，当时对“敌我矛盾”和“阶级矛盾”这两个概念没有明确分清，他说八大讲“敌我矛盾基本上解决了”，实际上八大讲的是阶级矛盾基本解决了。[19]
十月七日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八届三中全会各组负责人开会，主要谈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
他说：有两次革命。一次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第二次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了一半，所有制问题解决了，但是上层建筑问题（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意识形态上）还没有解决。”“八大文件上是肯定基本上解决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现在看，这也没有错误。基本上解决，并不是说完全解决。所有制解决了，政治上思想上还没有解决。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富裕中农中的一部分人不服，八大没有完全看清楚。……那时对阶级斗争强调得不够，因为他们表现服服帖帖；现在他们又造反，所以又要强调，青岛会议文件（指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写的文章《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引者注）是一个补充。”要使到会同志懂得，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要肯定这个提法是对的，但报纸上不要发表，不要引起风波。而且现在大讲阶级矛盾是主要的，就容易把党内的三个主义（指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引者注）都挂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的帐上。要集中整风，否则只把主要矛盾集中到资产阶级与富裕中农身上，容易放松了人民内部矛盾处理。[20]
他还说：“八大文件上只讲所有制、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没有讲人与人的关系，这反映那时的情况。八大决议说，目前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将来还会有，因此这句话从长远讲也对，但现在看则不适当。”现在我们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基本上还是适合的，但不是完全适合，与斯大林的提法不一样。“八大决议的那句话是不适当的，但也没有坏处，它不妨碍生产，不妨碍反右派，同时也反映了一个要求，要求加强物质基础（和外国比较，我们是很落后）。既然没有害处，现在就不必去改它，否则引起麻烦和争论。将来再作适当解释。”[21]
从毛泽东的讲话中可以看到，八大认为阶级矛盾已经不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了，从生产资所有制上来说这个判断是正确的，但是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却不能这样说。因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阶级矛盾不是主要矛盾了，可是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阶级矛盾不仅仍然存在，还是主要矛盾。这是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基础。当然，从有利于整风的现实需要出发，毛泽东还提醒全党暂时不要因为过分强调阶级矛盾，影响对党内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处理，放松对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
毛泽东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以后他多次谈到这个问题。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五八年三月，在成都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重印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一部分按语。毛泽东为此于三月十九日特地写了一个说明： “这些按语见《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是一九五五年九月和十二月写的，其中有一些现在还没有丧失它们的意义。其中说，一九五五年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决战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这样说不妥当。应当说：一九五五年是在生产关系的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在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以及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即思想战线方面和政治战线方面，则或者还没有基本胜利，或者还没有完全胜利，还有待于尔后的努力。我们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浪，也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由此得到教训：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应当准备对付国际国内可能发生的许多重大困难。无论就国际方面说来，或者就国内方面说来，总的形势是有利的，这点是肯定的，但是一定会有许多重大困难发生，我们必须准备去对付。”[22]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武昌扩大会议上讲话时又一次谈到这个问题。他说：我在一九五五年写的批语中，其中有一条（指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为《机会主义的邪气垮下去，社会主义的正气升上来》一文写的按语中说的“一九五五年，在中国，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决胜负的一年”。——《毛泽东年谱》编者注）就是不妥当的。阶级哪一天消灭，我看还是吊着，总是要完全有保障，基本上没有害处了，才能够宣布。我看宣布阶级这一条不忙，谨慎一点。[23]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的时候，毛泽东没有认识到除了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要解决生产关系其他方面以及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种认识不是此前，而是在一九五七年国内发生的右派进攻及反右派斗争和一九五六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重大事件以后才产生的。后来他曾经不止一次地谈到过这个问题。
在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时也曾说道：搞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也是不知道怎样革法。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使我们搞出了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提法。现在看来，这方面的革命是非常重要的。
他还说：在过渡时期中，要“进行一切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这个提法原则上对。所谓一切社会关系，应该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包括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方面的关系。
只说经济生活的一切领域中展开谁胜谁负的斗争，这是很不完全的。我们的提法是，在经济、政治、思想三个战线上，都要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24]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毛泽东一开始就有的认识。他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在社会实践和理论思考中逐步认识到这个问题的。
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不仅要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只有这样才能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其主要原因还是由于阶级矛盾仍然是社会主要矛盾的缘故。
当时，正是基于这种判断，毛泽东才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下午，八届三中全会举行闭幕式。毛泽东再一次谈到当前的主要矛盾问题。他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现在的任务跟过去不同了。过去主要是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那个任务已经完成了。那末，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八大’的决议没有提这个问题。‘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我们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全国胜利以后，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后头没有公开提，但是事实上在那里做了，革命已经转到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干的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件事。三大改造是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已基本完成。这是尖锐的阶级斗争。”[25]
虽然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做出了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这个论断在党内也达成了共识，后来也公之于世了，但是在程序上完成对主要矛盾的修改还是八大二次会议。
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的工作报告中确认了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关于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即：“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26]
这样阶级矛盾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经过八届三中全会在党中央达成共识，再经过八大二次会议成为全党的共识。这一判断成为以后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依据。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毛泽东虽然不赞同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但是他从八大至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始终没有对社会主要矛盾做出判断。其实，自八大以来，他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七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三月十二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回答人民内部斗争为主还是阶级斗争为主这个问题时，他虽然没有直接了当地回答，但意思还是人民内部斗争为主。[27]这表明毛泽东对这个问题仍在进行着研究和思考，还没有做出明确的判断。
直到一九五七年整风期间发生的右派进攻及反右派斗争，当把这种斗争与此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若干重大事件联系起来进行思考的时候，毛泽东才做出了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他的这个论断又经过八届三中全会和八大二次会议先后被党中央和全党所接受，成为以后斗争的指南。由此看来，在社会主要矛盾的问题上，毛泽东是慎重的，也是符合组织程序的。有人在这个问题上对毛泽东的攻击是无中生有的，也是没有事实依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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