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斗争意味着什么？
我们看到，在制定和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过程中发生了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制定上，表现在政权巩固和经济恢复以后是发展工业化还是休养生息、刘少奇天津讲话引起的风波、一九五○年东北变工互助的争论、一九五一年山西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的争论、一九五三年新税制问题的争论上；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执行上，表现在一九五三年解散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九五五年春围绕农业生产合作社上马下马的争论、一九五五年五月后围绕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的争论上。这说明不论是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制定还是执行过程中都发生了激烈的斗争。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在斗争中才得以取得胜利的。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农民占中国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农业的发展状况对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因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分歧和斗争就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集中表现出来。我们的研究也就以农业合作化上的分歧和斗争为考察对象。
过渡时期总路线，简称“一化三改”，就是实现工业化，完成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工业化是发展生产力，进行三大改造是变革生产关系，这条总路线实际上体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辩证发展的规律。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精辟的论述。他说：
“这些同志不知道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能离开农业合作化而孤立地去进行的。首先，大家知道，我国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生产水平，现在是很低的，而国家对于这些物资的需要却是一年一年地增大，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即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的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经营，包括由国家组织的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移民垦荒在内（三个五年计划内，准备垦荒四亿亩至五亿亩），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
“其次，我们的一些同志也没有把这样两件事联系起来想一想，即：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个最重要的部门——重工业，它的拖拉机的生产，它的其他农业机器的生产，它的化学肥料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现代运输工具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煤油和电力的生产等等，所有这些，只有在农业已经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才能大量地使用。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农业方面，在我国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由此可见，我们对于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这样两件事，决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去看，决不可以只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
“其次，我们的一些同志也没有把这样两件事联系起来想一想，即：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有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这除了直接的农业税以外，就是发展为农民所需要的大量生活资料的轻工业的生产，拿这些东西去同农民的商品粮食和轻工业原料相交换，既满足了农民和国家两方面的物资需要，又为国家积累了资金。而轻工业的大规模的发展不但需要重工业的发展，也需要农业的发展。因为大规模的轻工业的发展，不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所能实现的，它有待于大规模的农业，而在我国就是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农业。因为只有这种农业，才能够使农民有比较现在不知大到多少倍的的购买力。……我们的有些同志却没有注意。他们老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而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41]
从毛泽东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他揭示了农业合作化和工业化之间的逻辑联系。只有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才能大幅度地提高农业生产力，为工业化的发展提供原料、资金和市场，同时只有工业化的发展，才能为实现农业机械化提供物质条件，进一步巩固农业集体化。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也就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之间不仅在经济上具有密切的联系，而且也在政治上为巩固工农联盟，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奠定了物质基础。这并非心血来潮说出来的话，而是毛泽东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出发，分析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之间的辩证关系后作出的判断，是一以贯之的。直到一九六五年五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的时候，鉴于实行包产到户后会给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和全民所有制经济带来的严重破坏，在与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的谈话中，还忧心重重地再一次强调了这个问题。[42]
过渡时期总路线在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分歧和斗争，实际上就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到底是搞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上的矛盾造成的。本来在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中，就决定了由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虽然七届二中全会表决通过了这个决议，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却出现了分歧和矛盾。这种分歧和矛盾集中表现在政权巩固和经济恢复以后，是搞新民主主义还是搞社会主义，关键体现在经济上是否允许资本主义的发展，政治上是否允许资产阶级继续参与国家政权。这实际上就是对于中国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究竟采取什么样的立场、态度和方针政策的问题。这件事给毛泽东留下的印象是深远的，直到去世前他还说：“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43]争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
其实，党内出现这样的分歧和斗争，并不仅仅是一种认识的不同。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是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非常激烈。这种斗争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党内的路线斗争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党内路线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社会上的阶级斗争是党内路线斗争产生的社会根源。这是因为党内路线斗争的结果如何，会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上的阶级斗争的胜负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正视党内路线斗争和社会上阶级斗争之间的内在联系，发现阶级斗争的矛头所向，并对此保持高度的警觉。
我们注意到，这种分歧和斗争还存在于党的高级领导层，在党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展开。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过程中，毛泽东和邓子恢的斗争，实际上也是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分歧和矛盾的具体表现。从中可以看到，不论是在工业化还是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毛泽东和刘少奇都存在着分歧和矛盾。这种分歧和矛盾虽然在毛泽东的批评和说服教育下暂时得到了解决，当时也没有影响到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寄望和信任，但是造成的影响则是深远的。
当然，话又说回来，党内出现分歧和矛盾又是具有必然性的，否则的话，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一般情况下，党内出现的分歧和矛盾可以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发扬党内民主，运用整风的方法来得到解决。因而我们不能把党内出现的分歧和矛盾随意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将路线斗争庸俗化、儿戏化。但是如果这些分歧和矛盾关系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制定和执行，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前途，关系到中国社会发展的走向，那么我们就不能不正视路线斗争的客观存在，也不能不对这种斗争无动于衷，默然置之，不仅要敢于而且还要善于进行路线斗争，直到取得斗争的胜利。
虽然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制定和执行上存在着矛盾和斗争，但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党中央不仅制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而且还冲破重重阻力，提前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三大改造的顺利完成就是对过渡时期总路线正确性的有力证明。尽管如此，也显示出在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上，党内还存在着强大的反对力量。这种力量虽然在毛泽东的反击和批评下暂时偃旗息鼓了，但是他们却没有从思想上真正回归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以后还会在斗争中再次表现出来。
（三） 两条路线斗争的表现形式之二——围绕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进行的斗争。
前文我们研究了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制定和执行上进行的斗争。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了。这个时候就要在巩固社会主义革命成果的基础上，将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主要的任务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作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纲领。但是在总路线的制定和执行上也发生了激烈的斗争，社会主义建设就是在这种斗争中不断被推向前进的。
1、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形成的背景。
一九五六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了。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消灭了剥削制度，几千年深受剥削和压迫的人民终于翻身当家作了主人，社会主义建设的情绪日益高涨。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以后，虽然在生产关系的某些方面还存在着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环节，但是从根本上来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基本上建立起来以后，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出发，就要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作为主要的任务了。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其实就是一条发展生产力的总路线。不过，它不是一条唯生产力的发展路线，而是一条生产力发展上的辩证论路线。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还要不断变革生产关系，使生产关系进一步适应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具体实践。毫无疑问，大跃进就是发展生产力，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是在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下，对农村生产关系进行的变革。这是农业生产力和农村工业化的发展要求。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就是要探索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当时已经具备了探索的条件。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用了仅仅三年的时间就实现了政权巩固和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打击了美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维护了中国的国家安全。三大改造提前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得以建立。一五计划超额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初步奠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也为我们提供了经验教训。这样就以《论十大关系》的发表为标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逐步形成了工农业并举、中央和地方并举、大中小型企业并举、国家工业化和农村工业化并举等一系列“两条脚走路”的方针，促进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快速健康发展。[44]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如何制定出来的呢？
一九五八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乘风破浪》的社论。这是根据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的多次讲话精神写的。社论再次强调“多、快、好、省”的方针，并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毛泽东对这篇社论极为赞赏。二月十八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多、快、好、省，这是代表中央的，是党的一个路线，是我们搞建设的一个路线。
三月二十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发表讲话。他在谈到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时说：还在创造中，基本点已经有了，现在已经使得少数人感觉这条路线是正确的。这个路线开始形成，由于两个原因，根本的是群众斗争的创造，其次是领导机关反映了这些创造。总路线开始形成了，但是尚待完善，尚待证实，不可以说已经最后完成了。
这样经过在党内的酝酿和讨论，最终形成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标志着经过南宁会议、成都会议直至八大二次会议，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在全党予以确立，随后掀起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45]
为了执行这条总路线，就要求全党上下动员起来，群策群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使全党全国人民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洪流中，加速中国工业化的实现。
2、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基本内涵。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基本内容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46]在总路线的指引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发起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总路线是纲，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目，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在总路线指引下的具体实践活动。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被称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三面红旗。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前所未有的战斗精神，鄙视列强的英雄气概，率领全国人民向着工业化进军的伟大征程。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又具有什么样的基本内涵呢？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体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矛盾运动的发展规律。这是因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总路线的实践活动，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矛盾规律的具体体现。大跃进是发展社会生产力，而人民公社化运动则是要变革生产关系。大跃进的发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修建，农村工业化的实行，单单依靠当时的高级社是难以完成的，这就为人民公社的建立提出了客观要求。生产力的发展，需要生产关系的变革，同时生产关系的变革，又进一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因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体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规律。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必须要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依靠谁、发展的目的为了谁的问题。这就要明确社会主义建设的依靠对象和发展目的。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消灭了剥削阶级，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广大人民群众从枷锁中解放出来作了国家的主人，具有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自觉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力军。他们战斗在生产和科技的第一线，兢兢业业，任劳任怨，艰苦奋斗，节衣缩食，表现出冲天的干劲和战斗豪情，展现出中国人民一旦站立起来就具有的战天斗地勇往直前不屈不挠所向披靡的斗争精神，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在一穷二白的大地上书写出壮丽的画卷，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
社会主义建设既然依靠人民群众，那么发展的成果就必然为人民群众所享有。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建立，按劳分配的实行为人民群众共享劳动成果提供了根本保证。
按劳分配是调动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的重要手段。这是因为这种分配制度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建立为前提的。在公有制经济下，消灭了剥削，清除了经济上的阶级对立，是按照人们提供的劳动量来进行分配。这种分配方式比较公平，只要处理得当就不会产生较大差别，便于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在共同劳动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不过要注意反对两种倾向：一是忽视按劳分配中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对按劳分配放任自流，直至走向两极分化；一是以防止两极分化，体现社会主义公平为名，实行平均主义，挫伤人们的劳动积极性。这就要求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既要限制按劳分配中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又要反对绝对平均主义。在分配中既要发挥按劳分配的积极方面，又要限制其消极方面，精神激励为主，物质奖励为辅，社会上既存在差别，又不会发生两极分化，使按劳分配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推动力。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就是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当时的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实现工业化。从国家安全考虑，必须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建立以“两弹一星”为龙头的国防工业体系，解决中国工业布局问题。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有着勤劳而智慧的人民，在工业发展中又面临着市场、资金、技术、原料等诸多因素的严重制约，这就要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的优势，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群策群力，协同作战，万众一心，共同奋斗，将人民群众的精神力量转化成社会主义建设的物质力量，加速社会主义建设。
速度和效益的统一是社会主义总路线的鲜明特点。速度虽然是总路线的灵魂，但是这个灵魂是以效益为躯体的。速度和效益的统一，就如同灵魂与躯体不可分割一样。总路线要求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多快是说建设的速度，好省是说建设的效益，因而社会主义建设就是速度和效益的统一。既不能离开速度去谈效益，也不能离开效益去追求速度，而要把速度和效益统一到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我们不仅不会忘记而且必须正视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了只讲速度不讲效益的情况，但是绝不能因为出现了这种情况就认为总路线中没有包涵着速度和效益相统一的辩证观点。在社会主义建设上要坚持两点论，排除一点论，准确把握速度和效益的统一。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实际上体现了生产力和生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规律，社会主义建设依靠人民群众，发展的成果也就为广大人民群众共同享有，要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将精神力量转化成改造中国的物质力量，追求速度和效益的统一，这些特点就构成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基本内涵，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实践中表现了出来。我们在研究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实践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时候，不要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五风”和缺点错误所误导，而要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来准确把握其本质内涵，真正认识到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就如同灯塔一样照耀着中国人民为实现工业化而进行的奋斗历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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