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上进行的三次斗争。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在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发生过三次斗争。这就是一九五六年围绕冒进和反冒进的争论、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出现的右倾和反右倾斗争、一九六二年党内出现的右倾和反右倾斗争。那么，这三次斗争的基本状况如何呢？我们下面来研究这个问题。
（1）一九五六年围绕冒进和反冒进的争论。
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上进行的第一次斗争，就是一九五六年围绕冒进和反冒进发生的党内争论。这种争论实际上就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社会生产力发展速度上存在的分歧。
一九五五年夏，国务院开始着手编制国民经济发展的十五年远景规划及二五计划轮廓。十月，毛泽东看了国家计委的报告，对设想中的发展速度不满意。十二月，在起草《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时，毛泽东提出反对建设中的右倾保守思想。[47]
当时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认为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冒进，因而在一九五六年生产计划的安排上、二五计划的编制上以及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上提出了反冒进。[48]
毛泽东和他们之间的分歧在中宣部起草的《人民日报》社论《既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中表现了出来。这篇社论是经刘少奇、陆定一、胡乔木审定，于六月二十日发表的，成为一九五六年反冒进的代表作。毛泽东并不赞成这篇社论的观点，在收到刘少奇送来的社论稿后，批了三个字：“不看了”，并对这篇文章片面引用他的话表示不满。后来毛泽东主持起草了《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方针》的社论，经中央政治局若干同志看过后于十二月十二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说，多快好省是我们搞建设的一个路线。随后，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杭州会议、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对反冒进进行了严厉批评，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在会议上作了检讨，将反冒进这股风压下去了。[49]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看到，当时毛泽东对反冒进的批评也不是没有依据的。在一九五五年年度计划的安排上，由于几次调低基建投资，砍了一些非生产性的建设项目，致使资金结余达18﹒1亿元，钢材、木材、水泥等物资也出现了较多剩余，最后还不得不将剩余物资委托苏联进行销售。[50]这说明当时的经济还是存在着发展潜力的，一九五五年年度计划的安排上确实存在着保守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提出的反冒进，自然会引发毛泽东的不满和批评。这也从客观上说明毛泽东当时提出对反冒进的批评也是事出有因的。
当然，冒进是应该反的。所谓冒进就是超越当时客观实际的可能去追求经济发展速度。这不仅难以持久，还会给经济的健康发展造成严重隐患。反冒进，就其本义来说，就是要把这种超越客观实际发展的速度降下来，回归到现实可能达到的速度上去。从这一方面来说，当然是一种认识的分歧。毛泽东也没有否认一九五六年的经济发展出现冒了。他之所以批评反冒进，说反冒进泼了六亿人民的冷水，并不是主张超越客观实际发展的高速度，而是他认为当时这个速度经过努力以后是可以达到的。一九五五年经济计划的执行情况也提供了这样的现实依据。在他看来，经济出现问题以后，对于若干经济指标的调整当然是可以的，但是在人民群众意气风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大张旗鼓地进行反冒进，就必然会削弱广大人民群众的建设热情，打击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影响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速度。这是他坚决反对的。[51]
冒进和反冒进的争论，是围绕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展开的。这种争论是对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成为国家主人的工农大众热情高涨地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从而会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认识上存在的分歧。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之所以提出反冒进，是因为他们认为当时经济发展的速度已经超出了客观的承受能力，不仅难以持久，还会造成严重隐患。毛泽东反对反冒进，并非像有些人说的那样不顾条件地片面追求高速度，而是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通过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经济是能够达到高速发展的。
从这里来看，在冒进和反冒进上的争论，实际上就是一个对社会主义建设发展速度的认识问题。这不仅反映了他们对于我国国情、经济形势乃至发展潜力上的不同认识，还反映出他们对于政治形势的估计、人民群众思想觉悟的认定、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和能不能将广大人民群众动员起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认识上存在分歧。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还是一个政治问题，路线问题。因而冒进和反冒进上的争论，从表面来看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速度问题，实际上却反映了对于我国社会政治形势的认识问题。这就是毛泽东将反冒进问题提到如此高度的原因。
当然，当时我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到底有多大，经济发展速度到底有多快才是合适的，还是有待于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的问题。毛泽东批评反冒进，主张快速发展经济，并非是一味地追求高速度，而是在多快好省的基础上保持经济的快速发展。这就要根据当时的客观实际情况制定经济发展的速度和目标，超越了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就是“左”，落后于经济发展的实践状况就是右。我们注意到，在当时的情况下，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对于我们党来说还是一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有待于在实践中进一步认识。这就要对“左”和右进行准确的界定，避免判断上的随意性，保持斗争的严肃性。
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虽然在南宁会议上说过反冒进离右派50米了的话，说他就是反反冒进的，后来在将反冒进压下去了以后，他又在成都会议上说冒进和反冒进的争论是在路线一致下的分歧。[52]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对于反冒进既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又没有将其作为路线斗争去处理，通过正常的党内斗争，采取和缓的方式予以了解决。虽然这是在制定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前夕发生的斗争，但是通过批评反冒进，毕竟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制定创造了适宜的氛围，为制定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奠定了基础。
冒进和反冒进上的争论，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上进行的第一次斗争。通过批评反冒进，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制定打通了思想，扫除了障碍，做好了准备。这关系到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究竟应该保持什么样的发展速度，能不能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这里既要反对不顾客观条件，任意拔高经济发展速度的“左”的倾向，也要反对悲观消极，无动于衷，默守陈规的右的倾向。这就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从客观条件出发，通过认真探索制定出符合实际的经济发展速度。
（2）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出现的右倾和反右倾斗争。
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随后发起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包括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主要分为农业大跃进和工业大跃进，就是要调动一切力量，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飞速发展。一九五七年随着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展开，掀起了农业大跃进上的高潮。一九五八年又以钢铁翻番，进一步掀起了工业大跃进的高潮。随着大跃进高潮的到来，在农村出现了合乡并社，掀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有的地方还出现了一县一社。
随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开展，出现了不少严重问题。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毛泽东在调查研究中首先发现了这些问题，并领导全党着手予以纠正。他先后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进行纠“左”，对一九五九年的钢铁、粮棉等指标进行了大幅下调，要求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认真读书，遵循价值规律，分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界限，人民公社不仅要生产粮棉，还要发展工业，不是自给自足，而是要发展商品生产，确立了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将相当于高级社的生产队作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一九五九年七月召开的庐山会议不过是此前纠“左”的继续，还进一步提出了将生产小队作为半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在庐山开会还带有让大家放松一下，调节休息之意。[53]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上的分歧和争论，当时在国内外党内外都已出现。苏联赫鲁晓夫集团热衷于搞美苏合作，中苏关系因为“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以及意识形态方面出现的分歧正在走向激化。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后，苏联赫鲁晓夫集团指手划脚，说三道四，攻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国内党内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批评和指责乃至挖苦和嘲笑也不断反映到党的高级领导层。[54]这种分歧和争论在庐山会议上不仅存在而且正在不断走向激化。
毛泽东召开庐山会议的目的还是为了继续以前的纠“左”，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错误改掉，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确定合适的经济发展目标，找到适合当时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人民公社体制，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是会议一开始两种不同意见就发生了激烈交锋：一方主张在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前提下来纠正“左”的错误，一方虽然没有公开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但是通过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缺点错误的批评，意图从指导思想上来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教训，实际上就是要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这种动向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恰在这个时候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彭德怀在信中虽然肯定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阐述了自己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问题的意见，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错误，一是浮夸风，二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所致。[55]毛泽东收到彭德怀的信后，觉得只是一种意见，开始并没有看得多么严重，就批示印发大会了。[56]
彭德怀的信印发后引起了强烈反响，实际上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问题上，双方围绕彭德怀的信发生了更为激烈的争论。这个时候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张闻天发言支持彭德怀的观点，阐述了自己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系列观点。毛泽东召集大区书记开会，听取他们的意见。柯庆施、李井泉等人对此表示不满，认为彭德怀的信是对着总路线的，希望毛泽东出来讲话，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57]会议动态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林彪进行了长达五个小时的谈话以后，商定第二天开大会。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不点名地批评了彭德怀的观点。[58]此后，会议由纠“左”转为反右。
现在不少人对毛泽东七月二十三日讲话后，会议由纠“左”转为反右感到不好理解。本来会议是纠“左”的，怎么突然就转为反右了呢？
其实，只有把当时国内外、党内外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议论，与庐山会议上发生的激烈争论结合起来去分析，才有可能揭示其真相。当时已经进行了九个月的纠“左”，虽然还没有完成，但是毕竟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有的是没有经验，有的是干部浮夸造成的，这就要弄清原因，分清是非。对于犯错误的多数干部究竟是追究他们的责任，还是从保护他们的积极性出发，在他们改正缺点和错误以后，继续使用他们。这是存在严重分歧的。虽然争论的双方都打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旗帜，但是争论的焦点恰恰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也是毛泽东关注的重点。
会议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决定在全党开展反右倾斗争。当时庐山会议上出现的右倾并不是人为制造的，而是客观存在，这就是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为借口，去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如果不是毛泽东及时领导了反右倾斗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很有可能会被否定。而一旦否定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也就否定了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这样就必然会导致两种结果：或者是照搬苏联模式，或者是倒退到一九五三年社会主义改造之前。这两种结果都是毛泽东所竭力避免的。要避免这两种结果的出现，就必须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探索一条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这才是庐会议上发生反右倾斗争的深层原因。
庐山会议进行的反右倾斗争本来是正确的。令人惋惜的是，在处理反右倾和纠“左”的工作安排上却出现了严重失误。本来，庐山会议上出现的右倾已经被批判和纠正了，在全党来说纠“左”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这个时候就应该继续进行纠“左”。可是却将庐山会议反右倾的文件传达到了县以下，中断了纠“左”的进程，在反右倾的斗争中各地又掀起了新的跃进风，成为造成三年严重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59]
这是工作安排上的失误。我们不能因为工作安排上的失误，造成了严重后果，反过来说当时在庐山会议上进行的反右倾斗争是错误的。一九六二年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汲取了这个教训，就使得此后进行的经济恢复任务顺利地完成了。这就是一个例证。[60]
（3）一九六二年党内出现的右倾和反右倾斗争。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以后在全党上下开展的反右倾斗争，中断了纠“左”的进程，于是又出现了大办工业、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养猪、大办文教等活动，在全国掀起了新的跃进高潮，结果造成了国民经济更为严重的比例失调。这个时候发生了连续三年的大面积自然灾害，同时又因为偿还苏联债务等因素，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的困难。
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导致党内出现了严重分歧。这种分歧主要表现在对当时经济形势的判断、造成困难的原因以及克服困难的方法上。这种分歧不仅在地方存在，就是在党中央领导层中也同样存在。这集中表现在毛泽东和刘少奇等领导人之间展开。虽然在毛泽东主导下，通过召开会议，进行思想教育工作，在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基础上，克服了困难，使经济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但造成的影响则是深远的。
经济形势判断上的分歧。从一九六○年冬开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纠正业已出现的严重经济困难。毛泽东不仅召开会议，听取汇报，还派出三个高级调查组分赴各地，进行调研，对年度经济发展指标作了大幅度压缩，在坚持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前提下，探索适合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人民公社体制。
一九六一年九月召开庐山会议的时候，毛泽东认为现在已经到了谷底了，最困难的时期过去了，以后会一天天好起来的。这个形势判断不仅在当时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取得了一致意见，而且在一九六一年底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也获得了党内的共识。[61]但是，在党内乃至高层不同意见仍然存在，陈云就因为持不同意见才拒绝毛泽东要他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的要求。[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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