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千人大会以后，刘少奇发现了三十多亿元的财政赤字。在经济形势的判断上，刘少奇和陈云的观点趋于一致，认为最困难的时候还没有过去。[63]后来被毛泽东批评为黑暗风。在形势的判断上，毛泽东和刘少奇、陈云等人之间产生了严重分歧。
造成困难原因上的分歧。毛泽东认为既有经验不足的问题，也有“五风”盛行、工作上的失误及自然灾害的原因。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曾以民主集中制为中心，着重阐述了人的认识规律问题。刘少奇则在对造成困难的原因没有进行深入分析的情况下，笼统地说造成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既没有将探索中的失误与“五风”区别开来，也没有对人祸进行准确的分析，这样势必会造成人们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怀疑。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也流露出这样的看法。[64]
解决困难的方法。针对出现的严重困难，毛泽东主张在坚持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前提下，探索人民公社体制的实现形式。而刘少奇、陈云等人认为要实行包到到户或分田到户。
在困难面前，毛泽东通过一九六一年的反复调研和讨论，发现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公社规模过大，在生产大队内部存在着生产队和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在生产队内部存在着人和人之间的平均主义，因而他率先抓住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问题的关键环节，提出反对两个平均主义的主张。既要反对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也要反对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65]他提议将人民公社的规模保持在原来所在的乡的范围内，把生产小队改为生产队，作为人民公社三级所有的基本核算单位，这样既缩小了公社的规模，又解决了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同时还取消了供给制和公共食堂，除去五保户等特殊人外，一律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解决了人和人之间的平均主义。这样就重新确立了新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相当于初级社的生产队。[66]
这个时候又出现了另一种解决困难的方法。中共中央提倡调查研究，使一九六一年成为一个调查年。许多中央及中央部门领导人到基层进行调研。邓子恢在调查研究后提出了包产到户的主张。田家英作为毛泽东派出的高级调查组负责人，在调查后向毛泽东建议实行分田到户。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在调查后也向毛泽东提出分田到户的主张，他甚至还说如果分田到户了，四年就可以恢复经济，否则需要八年。[67]陈云和田家英的主张获得了中央政治局四位常委的赞成。[68]如果一旦实行了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不仅否定了人民公社化运动，还否定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就会给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造成毁灭性破坏。因而毛泽东在一九六二年夏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这股闹单干的风，越到上层风越大。[69]
这个时候彭德怀给中央上书要求平反。这是要改变庐山会议的右倾定性，涉及到对庐山会议开展反右倾斗争的评价问题。当时小说《刘志丹》（上册送审样书）被认为是给高岗翻案。这两件事联在一起，被称为翻案风。[70]
党内出现的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和注意。他要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进行了大量的思想教育工作，批判了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拨正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这就是一九六二年党内出现的右倾及反右倾斗争。
毛泽东在坚持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前提下，建立了适合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人民公社体制，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相当于初级社的生产队，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针对陈云说的要实行分田到户经济需要四年时间可以恢复，否则需要八年，毛泽东一九六二年八月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不要那么多，今年一年，明年一年，六四年扫尾。后来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的事实证明了毛泽东的判断，宣告了他领导全党建立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是正确的。[71]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出现严重困难的时候，党内在当前经济困难形势、造成困难的原因和解决困难的方法上存在着严重分歧，这种分歧追根究底还是因为在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上的立场的不同造成的。况且刘少奇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问题上已经表现出了动摇。这就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警觉和注意。
一九六二年党内出现的右倾和反右倾斗争造成的影响是深远的。毛泽东后来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就曾经写出了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难道不是发人深醒的话。[72]虽然这件事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信任，但是无疑给毛泽东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对刘少奇以后能不能坚持社会主义表现出了忧虑。随着以后“四清”运动中两人分歧的出现，他们之间的关系逐步走向了恶化。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围绕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展开了三次斗争。这些斗争表明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是曲折的、充满风险的。从斗争中还可以看到，影响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的真正危险并不仅仅存在于社会上，还存在于无产阶级政党内部乃至于党的高级领导层。那么，这些斗争说明了什么呢？我们下面来研究这个问题。
4、斗争说明了什么？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三次斗争，这就是一九五六年围绕冒进和反冒进的争论、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出现的右倾和反右倾斗争、一九六二年党内出现的右倾和反右倾斗争。三次斗争表明，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并不是平坦的，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了重重阻挠和干扰，充满着艰险和困难，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是在斗争中不断将社会主义建设推向前进的。
这三次党内斗争的出现，从根本上来说是如何做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协调发展，从实质上来说是要不要走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从性质上来说关系到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从认识上来说是如何看待探索中出现的缺点和错误，究其原因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上的分歧造成的。
毛泽东批评反冒进的时候，就警告说反冒进离右派只有50米远了。这实际上就类似于右倾了。在将反冒进压下去以后，他又说这是在路线一致下的认识分歧。后来他在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九日写的按语中将反冒进与一九五六的国际方面发生的风浪相提并论，并与一九五七年右派的进攻联系起来。[73]这就可以进一步说明，虽然毛泽东没有将反冒进作为路线错误来予以处理，但是反冒进的右倾表现则是明显的。
庐山会议上的斗争表面上是针对一些具体的缺点错误，实际上则是围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展开的。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现在的反社会主义的纲领，就是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不要被他们的花言巧语所迷惑，例如说，总路线基本正确，人民公社不过迟办几年就好了。”[74]
关于庐山会议上的斗争与社会上存在的阶级斗争的关系，毛泽东在修改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稿《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时加写了一段文字：“资产阶级残余的思想政治活动既然存在，就一定会在共产党内找到他们的代表人物。而现在果然出了一小批（在中央委员会内是四个人）代表他们说话的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部分共产党人的悲观主义思潮，右倾机会主义思潮，是社会上资产阶级反社会主义思潮在党内的反映。”[75]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毛泽东在《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中写道：“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是毫不足怪的。没有这种斗争，才是不可思议。这个道理过去没有讲透，很多同志还不明白。”[76]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认为庐山会议上出现的斗争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这是因为这种斗争是围绕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实践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展开的，是在生产力发展的速度、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协调发展、要不要探索一条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以及如何看待探索中出现的缺点错误等问题上存在的分歧。
一九六二年党内出现的右倾和反右倾斗争，是围绕如何看待当前的困难形势、产生困难的原因及解决困难的方法展开的，集中在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上表现出来。当时毛泽东认为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产生困难的原因是由于经验不足、干部的浮夸及自然灾害造成的。这就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前提下，通过探索适合生产力发展的人民公社体制来摆脱困难。刘少奇等人不仅认为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而且还主张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对三面红旗表现出动摇。这就不仅否定了人民公社化运动，而且还否定了农业合作化。这是关系到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事。
这个时候出现的激烈争论，就是在三面红旗上的分歧造成的。冒进和反冒进上的争论已经初见端倪。庐山会议上出现的争论是在纠“左”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的情况下发生的。一九六二年的右倾是在下调粮、棉、钢等经济发展指标，重新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相当于初级社的生产队的情况下才出现的。这些斗争表明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上党内出现了右倾和反右倾的斗争。这三次斗争具体表现在对当时经济发展的速度、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协调发展、如何看待探索中的失误、对困难形势的估计和造成困难的原因及解决困难的方法等方面的不同认识上，实质上则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上的分歧造成的。试想，如果在总路线的根本立场上是一致的话，即使在具体问题上有些不同意见，又怎么会产生如此的分歧和斗争呢？
这样看来，当时分歧的焦点集中在是否坚持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上。这不仅关系到是走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还是照搬苏联模式，还关系到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因而毛泽东才说这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继续。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我们可以借鉴，但是不能照搬。这就要求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立足于中国国情，借鉴苏联经验，汲取苏联教训，排除干扰，顶住压力，坚定不移地去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
要正确看待探索中出现的缺点错误。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探索中出现缺点错误是在所难免的。这就要将探索中出现的缺点错误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本质特征区分开来，还要将浮夸风弄虚作假与探索中出现的缺点错误区分开来，纠正“五风”，取消“一平二调”，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纳入正常发展的轨道。既不能因为探索中出现了缺点错误，就否定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也不能因为要维护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就置探索中出现的缺点错误于不顾，掩耳盗铃，视而不见，知错不改，默守陈规。
由此看来，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上的斗争，集中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探索一条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还是照搬苏联模式、应该如何看待探索中出现的错误、对当时困难形势的估计、造成困难的原因及克服困难的方法等问题上。这说明在党中央内部已经出现了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党内出现的这些斗争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和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存在着密切联系。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这种斗争直接关系到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关系到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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