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官僚干部抵制“四清”运动。 为了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来统称为“四清”运动。由于“四清”运动触动了官僚干部队伍的利益，因而遭到了他们的反对和抵制。他们或者消极怠工，软磨硬抗，或者敷衍塞责，直营差事，或者默守陈规，无动于衷，以此来对抗“四清”运动，转移斗争方向，使得“四清”运动的发展遇到了很大困难。 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绝大多数省份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没有闻风而动地搞起来。一九六二年冬和一九六三年初，毛泽东在杭州、南昌、长沙、武汉、郑州、邯郸等地，分别找来一些省委负责人谈话，只有湖南省委书记王延春、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向他汇报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情况。毛泽东感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问题并没有引起各地负责人的高度重视，感到不满，决定在一九六三年二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专门讲一下。[85] 其实，不仅许多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是这样，就是中央领导人也没有引起高度重视。 一九六三年二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虽然批转了湖南、河北关于进行社教和整风整社的报告，并号召在农村开展社教运动，但从后来的情况表明，毛泽东对这次会议并不满意。原因是，他在会议最后一天，想延长会期，专门讲讲社教问题。为此采取了一个非常婉转、含蓄的办法，将湖南、河北省委书记王延春、刘子厚安排在第一排就座，想以此引起中央第一线领导同志对社教问题的关注，但中央的领导并没有领会他的意图，会议如期结束。五月，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说，二月会议的时候，我准备叫他们两人讲一讲，我也讲一讲，你们不赞成。当时为什么叫他们讲呢？无非是因为他们是从下边来的，是从群众中来的。[86] 关于其他中央领导人对社会主义教育的态度问题，从周恩来一次谈话中也可以反映出来。周恩来说：“那次，小平同志和几位同志到杭州去修改给苏共中央的复信，我陪同阿联的萨布里到上海去见主席，在上海会合。四月二十五日在主席那里谈了一次，主席就提出这个问题，说这几个文件值得很好地注意。当时主席说了，我们也听了，也说应该注意，但是也没有展开讨论。我们当时还是对反修正主义谈得多，这个问题比较谈得少。主席感觉大家还是印象不深，所以我回来不久，主席就打电话要彭真同志去，起草这些批语。这是四月底。到五月二号，就起草了对东北、河南的报告的批语。”[87] 从中可以看到，在社教运动的问题上并没有引起从中央到地方多数领导人的重视，他们没有认识到社教运动的伟大意义，而是对社教运动的发展基本上处于麻木状态，没有自觉地行动起来。这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忧虑和注意。 在社教运动过程中，党内官僚干部无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多次要求和警告，仍然在采取不同方式来抵制社教运动。 党内官僚干部抵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表现之一：在《前十条》下发后，由于在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中间存在的浓厚的官僚主义和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淡漠倾向，他们不顾毛泽东的谆谆告诫，疏于指导，放任自流，致使社教运动在试点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又制定了《后十条》。[88] 党内官僚干部抵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表现之二：由于《前十条》是约束和打击官僚干部势力的，而《后十条》则是对《前十条》的相关条款作了政策性限制和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对官僚干部队伍起着保护性作用，因而在一九六三年九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不少与会者对社教文件《前十条》和《后十条》表现出不同的态度，赞成《后十条》，非议《前十条》，这是党内官僚干部抵制社教运动的又一次显示。[89] 党内官僚干部势力抵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表现之三：毛泽东多次要求各级干部到基层去宣讲“两个十条”，进行蹲点，实行“三同”，可是不少干部却消极对抗，无动于衷。在这种情况下，刘少奇最后不得已动用组织手段才将大批干部赶到基层去。[90] 这样看来，党内官僚干部抵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在《前十条》下发后，违背毛泽东的反复教导，致使社教运动出现了严重问题；一九六三年九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前十条》和《后十条》这两个社教文件的不同处置方式；消极对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要求各级干部下去蹲点的指示，致使刘少奇最终不得不动用组织手段才将官僚干部赶到基层去。这说明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势力已经相当强大，他们不仅对于说服教育、思想整风、批评和自我批评漠然置之，而且还竟然抵制中央的社教运动。这就给党内民主生活的实行带来很大困难，迫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不得不寻找新的途径来进行反修防修，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随着社教运动的开展，党内官僚干部队伍中存在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毛泽东在一九六四年五月至六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他还指出了天津的小站、甘肃的白银被反革命篡夺了领导权。[91]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与会人员的发言进一步印证了毛泽东的这个判断。 刘澜涛说：这次社教，中心问题是夺取领导权的问题。西北地区三百二十八个省市委和城市的区委，其中烂掉的、基本烂掉的、有严重问题的，共一百四十九个，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五点六。李雪峰说：情况愈摸愈严重。山西八个重点县的县委，已烂掉三个，常委七十二人中有问题的三十八人。浙江省委书记江华的报告中说，他进村后，感受最深的是新的剥削、新的压迫的情况“确是普遍而严重的，很多基层单位已经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就他所在的那个公社来说，被敌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基层单位，不止三分之一。[92] 这些严重问题是由主持大区和省委工作的一线领导人讲出来的。这是他们调研中发现的问题，而并非闭门造车主观臆造的产物，直到现在也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他们在发言中说的情况是虚构的。从他们的发言中可以看到，当时地方确有不少领导机构已经腐化变质，这说明在领导机关和社会上存在的阶级斗争有多么严重！如果这种状况得不到解决，党和国家就有可能改变颜色。这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这在他阅读农业机械部部长陈正人在洛阳拖拉机厂社教蹲点报告上写的批注中表现了出来。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至一九六五年一月毛泽东在阅读这份报告时写下批注：“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是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93] 毛泽东虽然是针对陈正人的调查报告有感而发，但是通过洛阳拖拉机厂的情况反映，还是让他看到了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就是在干部队伍中存在的官僚主义，严重脱离群众的倾向，以及腐化变质的严峻状况。他将党内的官僚干部势力称为官僚主义者阶级，指出这是和工农尖锐对立的阶级，有些人已经蜕变为资产阶级分子。这就要采取果断措施将问题予以解决，否则党和国家就有可能走上修正主义道路。因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不仅对群众也要对干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以此来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觉悟和认识水平。同时，还要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展开夺权斗争，将反革命分子篡夺的权力夺回来，使权力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手中。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社教运动开展起来以后，官僚干部队伍的态度是冷漠的。不仅如此，他们还采取措施来抵制社教运动，致使各地的社教运动要不开展不起来，要不流于形式，要不偏离运动的方向，造成扩大化。这是因为社教运动本身就是要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清除干部队伍中的官僚主义，取消他们谋取利益的特权，剥夺他们窃取的既得利益，使他们以人民公仆的面目出现，能够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成为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大路上前进的带路人。正是因为这样，他们才或者公开地或者暗地里对社教运动进行抵制，表现出冷漠的态度。 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并不仅仅是一个认识问题，而是一个立场问题，也就是在社教运动中究竟是站在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官僚主义者阶级）立场上的问题。这个时候随着社教运动的深入发展，发现了更多的问题。有一些领导机构已经腐化变质，蜕变为反革命政权。在这种情况下， 就要首先开展夺权斗争，然后再进行社教运动。因而社教运动中出现夺权斗争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还是具有必然性的。 不论是社教运动遇到了官僚干部队伍的漠视和抵制，还是不少基层政权机构腐化变质的严峻现实，都说明在社教运动中单单依靠思想教育是难以取得实质性成效，将社教运动进行到底的。这就要求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领导全党全国人民进行新的探索和选择。 （2）“四清”运动期间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和斗争。 在“四清”运动期间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出现了严重分歧。这种分歧表现在“四清”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分歧首先在“四清”运动的方法上出现，而后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分歧集中体现在“四清”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上。在毛泽东的主导下，先是在《十七条》中解决了他们在“四清”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上的分歧，而后又在《二十三条》中进一步批评了刘少奇的观点，解决了他们在“四清”运动方法上的分歧。虽然以《二十三条》的发表为标志为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四清”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的分歧作了一个总结，但是对他们之间的关系及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所造成的影响则是深远的。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上的分歧产生于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五日至六月十七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在这次会议后，六月二十八日到七月二十四日，刘少奇在河北、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河南，同各省市党委座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问题。回到北京后，刘少奇于八月一日召集在京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负责干部大会，就农村社教运动发表长篇讲话，系统阐述了他在社教运动问题上的观点。王光美总结的“桃园经验”就是践行刘少奇社教观点的一个标本。讲话后，刘少奇到南方修改《后十条》，田家英在向毛泽东请示对修改《后十条》的意见时，毛泽东谈了两点：不要把基层看得一团漆黑，不要把工作队布置在一个点上。从中不难看到，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四清”运动方法上的分歧。[94] 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上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四清”运动性质上的分歧。毛泽东认为“四清”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刘少奇认为“四清”运动的性质是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交叉。 在“四清”运动主要矛盾上的分歧。毛泽东认为“四清”运动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刘少奇认为“四清”运动的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95] 在“四清”运动重点上的分歧。毛泽东认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96]刘少奇却不同意这个观点，还反问毛泽东，在中央机关内究竟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说煤炭部的张霖之就是。[97] 在“四清”运动方法上的分歧，又具体分为几个方面： 从依靠对象上说，毛泽东认为主要地不是派人去的问题，而是要依靠群众、地方干部（包括放下了包袱的干部）和工作队来进行运动；[98]而刘少奇主张撇开基层干部和组织，依靠工作队开展运动。[99] 从工作队的权限和规模上说，毛泽东认为工作队不能包办运动，不要把大量工作队集中在一个点上，实行大兵团作战；[100]而刘少奇主张将众多工作队集中到一个点上，实行大兵团作战，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工作队要接管地方政权。[101] 对基层干部和组织的判断上，毛泽东认为不要把基层看得漆黑一团，干部的主流是好的，要用说服教育、洗“温水澡”的方法来进行运动；[102]而刘少奇在这方面则比毛泽东看得严重得多，他认为基层组织和干部队伍存在的问题非常严重，在运动中不能依靠他们。[103] 在具体的方法上，毛泽东主张要将政策告诉干部群众，通过群众来开展运动，在斗争中造出领导人；而刘少奇主张通过扎根串联开展秘密工作的方法来开展运动。[104]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四清”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存在着严重分歧。这种分歧首先从“四清”运动的方法上表现出来。毛泽东通过田家英向刘少奇提出过不同意见，却没有引起刘少奇的注意。毛泽东虽然对此表示不满，但是却没有立即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只是当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他们在“四清”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上发生分歧以后，才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觉，采取措施解决了这些业已存在的矛盾和分歧。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仅仅是“四清”运动的方法问题，还可以看作是一个认识问题。但是这个时候他们的分歧显然不仅是一个方法问题，而是在“四清”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上产生了严重分歧。“四清”是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解决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通过这次运动就是要进行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在苏共中央已经出现修正主义和中共党内也已产生修正主义的情况下，作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与毛泽东在这个关键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这就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忧虑和警觉。 本来，“四清”就是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指导下进行的社教运动，是为了在实践中探索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战略举措。虽然刘少奇也多次提出要反对修正主义，对基层组织和干部腐化变质的估计比毛泽东还要严重，在主持运动期间也采取了不少“左”的措施和手段，但是他却撇开“四清”运动的阶级性，孤立地就事论事，回避中共党内业已出现修正主义的严峻事实，认为党内不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否认“四清”运动在反修防修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斗争中的伟大意义，这就在实际上否定了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因而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上的一系列分歧实际上就是他们在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上存在分歧的反映。这不仅仅是一个认识问题，而是一个立场问题，是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前途和命运的严重政治问题。鉴于刘少奇在党和国家领导层的地位，一旦将来他掌握了中央权力，将他的主张付诸于实践，就会给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而毛泽东后来说，正是这种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才引起了他的“警惕”，对刘少奇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认为刘少奇不适宜于再继续做党的接班人了。[105] 正是因为这样，刘少奇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检讨说对主席不够尊重时，毛泽东回答：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来不让步的。[106]由此可见，他们之间的分歧并非意气用事，而是事关中国究竟是走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道路的路线斗争。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四清”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出现了严重分歧，这种分歧实质上是他们在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上存在分歧的反映。这种分歧使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成为后来刘少奇在党内地位变动的决定性因素，对后来中国政局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由此我们看到，“四清”运动不仅遭到了官僚干部势力的抗衡和抵制，在运动中又发现了新的问题，不少领导机构出现了腐化变质的严峻状况，同时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又发生了严重分歧。这表明在“四清”运动过程中发生了激烈的斗争，致使“四清”运动的发展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那么，这种斗争又反映出什么呢？我们下面继续来研究这个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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