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斗争反映出什么？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为了贯彻执行八届十中全会制定的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出人意料的是，社教运动在进行过程中遇到了官僚干部队伍的层层抵制，面临着重重困难。尤其让人忧心的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四清”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产生了严重分歧。这并不仅仅是一种认识的分歧，而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前途和命运。不论是官僚干部队伍对社教运动的抵制和阻挠，还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中存在的严重分歧，究其根源还是由于他们在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上的分歧造成的。 就在这个时候苏共中央出现了修正主义，而在中共中央若干部门中也出现了修正主义。特别是在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问题上竟然获得了中央政治局多数常委的赞成和支持，而一旦实行了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就会对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乃至全民所有制经济造成毁灭性破坏，这就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使他对中央出现修正主义产生了严重隐忧，于是才向全党发出了中央可能出现修正主义的预警。正是因为这样，他才反复说要警惕中央出现修正主义。[107] 官僚干部队伍消极对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随着“四清”运动的深入发展，官僚干部队伍中存在的严重问题不断被揭露出来，有的简直是触目惊心，令人发指。在基层政权已经被反革命分子篡夺了的地方，就要开展夺权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四清”运动在实行过程中遇到了很大困难。这不仅来自于官僚干部队伍的层层阻挠，还是由于中央内部存在严重分歧的缘故。 这个时候毛泽东面临两种选择：一是放弃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抓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中心来安排各项工作。如果这样的话，中国必然会如同苏联一样走上修正主义道路，导致“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结局；一是顶住压力，艰难探索，总结经验，汲取教训，坚定不移地搞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将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由上级党委派出工作队来领导运动虽然是传统方法，但是一旦上级党委出现了修正主义，由它派出的工作队还能够领导运动吗？如果中央出现了修正主义，又该怎么办呢？这就要求必须突破传统窠臼的束缚，寻找新的方法。在中央内部出现严重分歧和官僚干部队伍抵制“四清”运动的情况下，为了拨正“四清”运动的方向，将“四清”运动开展下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也就只有将群众动员起来，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真正参加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洪流中，为维护他们的根本利益而斗争。 人民群众只有在群众运动中才能形成排山倒海的真正伟力，成为制约官僚干部队伍出现腐化乃至走上修正主义道路的强大力量。他们行使民主权利，进行革命斗争，维护自己利益，消除腐败现象。在群众运动中来鉴别干部，审查干部，考核干部，评判干部，选举干部，罢免干部，将广大干部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因而要将社教运动进行到底，就必须将群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在社教运动相关政策措施的指导下，积极行动起来，将党内走资派斗垮打倒，使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手中。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修正主义出现，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本保证。 （五）从两条路线的斗争来分析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建国后我们党制定了三条总路线：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围绕三条总路线的制定和执行，党内发生了激烈的斗争，形成了两条路线的斗争。两条路线的斗争，直接引发了文化大革命。 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考察中可以看到，在制定和执行这条总路线的过程中发生了毛泽东和梁漱溟的争论、刘少奇天津讲话引发的风波、一九五○年关于东北互助合作的争论、一九五一年山西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争论、邓子恢鼓吹“四大自由”、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五年春邓子恢解散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九五五年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上的争论，最终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考察中可以看到，在这条总路线的制定和执行中发生了一九五六年关于冒进和反冒进的争论、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出现的右倾和反右倾斗争、一九六二年党内出现的右倾和反右倾斗争，毛泽东领导全党在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前提下，排除干扰，坚定信心，克服困难，走出低谷，在纠“左”反右中前进，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从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的考察中可以看到，这条总路线在制定和执行中既遭到了党内官僚干部队伍的抗衡和抵制，又发生了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四清”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的分歧和争论。在毛泽东主持下以《二十三条》的制定为标志，拨正了“四清”运动的发展方向。 从两条路线斗争的历程中可以看到，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解决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问题，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解决的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问题。 过渡时期总路线，简称“一化三改”，就是在发展生产力实现工业化的同时，还要进行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只有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才能够更大限度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具体实践。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同时，还要通过进一步变革生产关系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民公社化就是在过去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将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再向前推进一步。“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的确立，不仅找到了一条从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制向人民公社一级所有制乃至于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正确道路，而且还为农村工业化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毛泽东将社有工业视为人民公社“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108]这个“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直到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国家工业化基本完成以后才出现了曙光，经过艰难的量变阶段后以蓬勃发展的态势在农村经济的发展中“异军突起”，令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深感意外，[109]农村工业竟然一度占了中国工业产值的“半壁河山”。但是由于实行了包产到户，解散了人民公社，这个辉煌的前景昙花一现就成了历史的陈迹，积重难返的三农问题出现在了中国广大的农村。 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都明确提出了要发展社会生产力，但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速度到底能够达到多快，还是一个需要在实践中探索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党内存在着严重分歧。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不仅会消除生产力发展的束缚，大大解放生产力，而且还会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促进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因而毛泽东不论是在农业合作化时期还是“四清”运动期间都反复强调不要因为运动影响农业生产，[110]而且还要发展农业生产，把是否提高农业生产作为检验农业合作化和“四清”运动成败的重要标准。[111]至于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斗争刮起了新的“跃进”风，属于工作安排上的失误，不足为训。一九六二年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吸取了这个教训以后，经济恢复和发展的任务能够顺利完成就提供了有力的证明。[112]刘少奇等人不论是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和一九六二年对困难形势的估计表明他们对此是持保守态度的。 在社会生产力发展速度上认识的不同，究其原因是由于坚持唯生产力论还是生产力发展上的辩证论这两条不同的发展路线决定的。这两条发展路线的区别在于，在经济恢复和政权巩固以后，究竟是要搞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过渡。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还要不要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一步变革生产关系，巩固和加强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具体表现为是先集体化后工业化还是先工业化后集体化，如何解决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向全民所有制经济的过渡问题，分歧的焦点则是消灭资本主义还是发展资本主义。 毛泽东认为为了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就要向社会主义过渡，通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的方式实现农业合作化，建立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完成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还要建立人民公社，将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向前推进一步。人民公社化是农业合作化在新时期的巩固和发展。 他还认为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两种表现形式，它们之间是互为依托、互相作用的。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为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发展提供原料、资金和市场，同时城市全民所有制经济又为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巩固和发展提供有力保证。如果一旦实行了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就会瓦解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随着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的瓦解，城市全民所有制经济也会遭到毁灭性破坏，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就有可能垮掉，两极分化产生，资本主义就复辟了。这不论在毛泽东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113]还是一九六五年重上井冈山前夕他和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的谈话中，[114]都一以贯之地坚持这个观点。 刘少奇主张建国后先搞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先工业化再集体化，以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115]不仅建国初期他就持有这种观点，直到一九六五年他还想从马列著作中寻找根据来证明他的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并私下对高级干部说一直到现在他还坚持他的这个意见。[116]由此看来，虽然在毛泽东的批评、开导和教育下，刘少奇从组织上服从了毛泽东，但是从思想上却没有接受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点，仍然自以为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和主张。这为后来他们之间的分歧埋下了隐患。 前两条总路线解决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问题，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解决的则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问题。 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以后，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和发展的要求出发，就必须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要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就必须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教育就是为了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实践活动。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刘少奇也多次讲到反修防修问题，对基层政权的腐化变质估计的比毛泽东还要严重，[117]但是当涉及到“四清”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问题时，他和毛泽东却产生了严重分歧。这种分歧实际上就是他们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上存在分歧的反映。 毛泽东明确主张社教运动要解决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而刘少奇却回避这个要害问题，只是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这是他们建国后在搞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过渡上分歧的进一步发展，两者具有一脉相承的联系。刘少奇认为建国后还要搞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资本主义要得到发展。既然允许资本主义有一个新的发展，那就既没有必要进行经济基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也没有必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了。这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四清”运动问题上发生分歧的根源。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到，建国后在三条总路线上出现的分歧，贯穿了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些斗争集中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展开，多数斗争与刘少奇具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两条路线斗争的分歧在于，为了快速发展社会生产力，究竟是搞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允许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是向社会主义过渡，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要求出发，还要不要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为将来向全民所有制经济过渡创造条件。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和发展的要求出发，还要不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这实际上就是在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下，要不要进行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社会主义革命的分歧，直接关系到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从这里可以看到，建国后党内出现两条路线的斗争并不是偶然的，而是贯穿于建国后十七年的斗争历程中。这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应。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并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是难以避免的必然性现象。这并不仅仅是一种认识上的分歧，而是立场的不同，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历时弥长，争论激烈，曲折回环，时隐时发，经过了十七年的风风雨雨，最终成为引发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原因。 四、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透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原因。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社会主要矛盾。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说到底还是由于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决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因而我们运用唯物史观来研究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时候，只有从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分析入手，才能揭示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生的真正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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