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章里，我不准备写我的罗曼史；以后有机会写另一种性质的回忆录时再去写它。但我要写别人的罗曼史，与政治有关的罗曼史。

恋爱与革命

“少年共产党”，从开始组织起到我离开法国为止，是那么缺乏诗意的，以致没一件罗曼史。原因很简单：没有女同志。蔡和森的妹妹蔡畅，那时尚在法国，她是否参加我们的组织，我不记得，总之两次大会都没有她，我常往巴黎也未曾见她。她的爱人欧阳泽是我的读哲学的朋友之一，在里昂大学运动中被驱逐回国的，她的母亲不喜欢欧阳泽，却看中了李富春，迫她在法国和李富春结了婚。我在莫斯科时，欧阳泽探听人说蔡畅也在莫斯科，就寄了一大本日记来给蔡畅看。我们收下了这本日记，那真是一字一泪。欧阳泽在患肺病，在吐血，但一心忘不了留在法国的爱人，又听到许许多多可忧虑的传说。他在日记里，从同居生活的回忆起，到生死观的问题止，都说到了。我怀疑字里行间沾染着血迹——从肺里吐出来的血。一九二六年春，我在上海第一次看见蔡畅，她刚从莫斯科回来，我向她提起这本日记，她只淡淡一笑。

1941年蔡畅与李富春在延安

在莫斯科也没有女同志，这话是说，当我在莫斯科时候，那里还没有中国女学生。从某些人的绰号里可以看出当时的同学如何盼望国内送女学生来。任弼时的绰号就叫做“女学生”，王人达叫做“妇女代表”，同李慰农叫做“农民代表”相映成趣。王一飞介绍陈乔年（陈独秀之子）给外国同志，说这是Kutauruka （中国女人）。东方大学有高丽女人、波斯女人、印度女人、高加索女人，等等，独没有中国女人。我们都觉得没有光彩。卜士奇回国，一到北京，便向何孟雄夫人缪伯英进攻，闹了很大风潮，连我们在莫斯科都听到了这风潮。他到上海又向沈玄庐的媳妇杨之华进攻，但没闹风潮。国内的同志觉得从莫斯科回来的人如同饿鬼一般，幸而卜士奇后面回来的，即我们一批人，比较文明些。事实证明，我们并未比国内同志有更多的性饥渴。

我们这批人回来好久没有人闹恋爱问题。那时仿佛是对于五四初期恋爱神圣观念的一种反动。蒋光赤代表那种五四观念，我们都嘲笑他。他和河南一个女学生通信多年，两人关系好似恋爱小说里面的。他很得意向别人说起这件事情，但没有人欣赏他。我们都以为“恋爱是小资产阶级的”，与五四运动初期相反，从俄国回来的人大多不反对家庭代定的婚姻了。薛世纶请假回家去结婚，留在湖南工作。何今亮从海参崴来参加第四次大会，顺便回家结婚，而且洞房花烛。任作民回家，带了他的夫人出来，一位很贤惠的夫人，一九二六年病死于上海，我因为疏忽，见面时未曾向他表示吊唁之意，惹得他大不高兴。任弼时“女学生”，回去湖南结婚，带了他的“小老婆”出来上海——不是一般意义的小老婆，而是一个既矮又小的女孩子，她在中央各机关之间传递文件，显得很能干。

我回国后，党内第一件恋爱大风潮是张太雷闹的。当事人都不是回国的莫斯科学生。江浙战争停止后，太雷把他的母亲、老婆、孩子送回常州去了，自己一个人住在慕尔鸣路房子里，夜里在民国日报馆当编辑。此时，中央宣传部连同《向导》报编辑部都搬走了，瞿秋白和杨之华恋爱成功，另租房子同居，慕尔鸣路空出许多房间。施存统一家便搬来居住。这是一个大学教授的家庭，有太太，有孩子，客人来时很有礼貌招待，过新年还打麻将。存统聚精会神对着麻将牌，慕尔鸣路房子改变了过去布尔塞维克巢穴的作风。

可是，渐渐地张太雷和王一知（存统夫人，存统在《觉悟》上发表文章，常用她的名“一知”或“半解”）谈得投机了，二人常常去逛大世界或天韵楼。有一天夜里，在民国日报馆编辑室里，存统伏案号啕大哭，哭了很长久。叶楚伧、邵力子摸不着头脑，存统自己又不肯说。不久，一知就和太雷正式同居了。太雷此时是ＣＹ新任总书记，我知道有许多人攻击他，使他不能安于工作，但我不知道是哪一部分同志攻击他，也许是上海大学学生。有个时候，我听说，中央要派他去外蒙古，做中国共产党常驻代表。秋白说：这是充军了。由秋白说情，这位ＣＹ总书记派去广州替鲍罗廷当翻译。他携带一知同去，存统的孩子也去。存统跟发了疯一般。这是一个神经质的人。他住进医院，上海大学女学生钟复光写信给他，表示同情和愤慨。慢慢地，这位施光亮先生就“复亮”起来了。

上面说过，这是我回国后第一次看见的恋爱风潮。后来，我在武汉同太雷一道工作时，我们曾解决湖北省委组织部一个姓魏的干事的恋爱问题。太雷提出一个原则，说：“恋爱只要不妨害政治，就是私人的事情，团体不来干涉。”我抬起头来向太雷看看。别人自然没有注意到我的表情，他们也不知道太雷这话的一切含义，因为他们不知道太雷自己的恋爱史。

上面既然提到瞿秋白和杨之华，那就不妨说说他们二人的恋爱史。两人恋爱成功在太雷闹事以前，但确实没有“妨害政治”。那时，杨之华漂亮，温柔，聪明，能干，但已是沈玄庐的媳妇。在法国与我同属于“图书馆”的无名（吴明）于里大运动中被驱逐回国，在上海主持青年团中央的工作。一次，青年团召集什么会议，上海不方便，沈玄庐叫他们去萧山开。无名被杨之华的美色所迷，几乎发疯了，写了许多绝望的情书。可是杨之华不理他。沈玄庐大发脾气，说“共产党内有拆白党”。沈玄庐第一次退出共产党，与这件事不无关系。可是，他的儿子和媳妇并不相爱，沈剑龙爱了一个高丽姑娘，冷淡了杨之华，之华遂给她的女儿取名“独伊”，以表示她的悲哀，而且自己离家去上海大学读书。秋白此时新丧偶，他的爱人姓王，是丁玲（当时名蒋冰之）的朋友，害肺病死了的。他和之华怎样恋爱起来的，我们都不知道。有一天，约在黄仁案发生，秋白和何世桢同时离开上海大学以后不久，我们晨起读报，忽然看见《民国日报》上有三个奇特的广告：一是“某年某月某日起，沈剑龙和杨之华脱离恋爱关系”。一是“某年某月某日起，瞿秋白和杨之华结合恋爱关系”。一是“某年某月某日起，沈剑龙和瞿秋白结合朋友关系”。那时，上海小报中最有名的《晶报》，由主笔张丹斧（丹翁）执笔评论此事，但把当事人的姓名都改换了。沈剑龙改为审刀虎，瞿秋白改为瞿春红，杨之华改为柳是叶，沈玄庐改为审黑店，上海大学改为一江大学，商务印书馆改为工业印书馆。我们以后好久都叫秋白做春红。有一天，我到秋白和之华的新家去，说话间来了一个人。他们介绍说：“这位是剑龙”。秋白同他亲密得如同老朋友。之华招待他，好像出嫁的妹妹招待嫡亲的哥哥。后来，之华有一次对我说，剑龙为人高贵，优雅，她自惭庸俗，配不上他。沈玄庐则没有儿子那种度量。玄庐背后骂秋白：“这个人面孔狭窄，可知中心奸狡。”不久之后，玄庐再度退出共产党了，不能说同这件事没关系。但即使没有这件事情，玄庐还是要退出共产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