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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归与资本主义全球化

2017-7-11 16:36| 发布者: 水边| 查看: 984| 评论: 1|原作者: 邓健苓|来自: 苦劳网

摘要: 香港回归中国,结束了英国在港一百五十多年的殖民统治,香港人不再是二等或三等公民、在自己的地方受尽歧视。更重要的是,香港回归的是社会主义祖国,有着可歌可泣的反抗帝国资本主义历史,并艰难地走出了一条属于中国人民的路。社会主义祖国为活在资本主义香港下的人民提供了一个大后盾,让我们继续思考与实践超越资本主义的可能性。 ...

今年(2017)是香港回归20年。6月底,台湾《联合报》加入纪念香港回归的行列,推出专辑。报导一开始便以“香港变了”为主题,认为香港变得“大陆化”:


大马路上都是陆资店招,港味小店消失;走进酒楼、茶餐厅,普通话多了,广东话少了,桌上摆的港点,也大多是从大陆运来的机器量产品。眼睛看到的变了,耳里听到的也变了,嘴里尝到的滋味更变了。


换言之,报导认为香港的都市面貌因为大陆资本与大陆旅客而剧变,并认为这是坏的转变。报导依据的其中一个“大陆化”指标是语言:街上说普通话的人多了,说广东话的少了。《联合报》的观察与忧虑并不新鲜;近年“本土主义”在香港抬头,有关“普通话将取代广东话”的恐惧甚嚣尘上,不少评论言之凿凿,认为广东话将会在普通话的霸权之下,成为濒危语言。


语言关乎个人与集体身份认同,是既敏感又容易牵动情绪的议题,对成长中的年青人而言尤甚。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当时正念中学的笔者也受到媒体影响,曾经以为1997年之后,香港人都只管学普通话,广东话会被忽略,“香港人”身份笈笈可危,并依此想像写了一个荒诞剧本、创造了一个“说广东话带普通话口音”的港人角色,在学校演出。事隔30多年,今天回想起当年的幼稚,不禁汗颜。不过,当年笔者的恐惧与幻想正好与回归20年后的现实形成对比——事实证明,广东话并没有被普通话取代,在香港主流社会中仍然很强势,仍然是日常生活里最通用的语言。这就说明,当年笔者的恐惧纯粹只是恐惧,没有现实基础。


可惜的是,回归20年了,众多媒体与意见领袖仍然停留在初中生的水平,不断被反共与恐共的情绪带导,以情绪化的态度来“分析”与回应回归后的香港发展,掩盖了真正的问题所在,也掩盖了转变的正面意义。


以上述的《联合报》报导为例,专题为香港“多了普通话、少了广东话”而纳闷,然而吊诡的是,在视频里,接受访问的香港人说的都是标准汉语,或报导为之纳闷的普通话,而不是专题认为正受普通话压迫的广东话。为什么呢?很明显,如果香港的受访者说广东话,台湾大部分读者就会听不懂,可能连《联合报》的记者也听不懂。这就带出一个现实:台湾传媒与民众跟香港人沟通时,需要一种共通语言,而普通话(或“国语”)就是在一国范围内,大家都认可的共通语言。台湾传媒与香港人沟通时用普通话,正好说明了为什么中国作为一个国家,需要一种大家都懂的语言作为沟通媒介。


又以笔者工作的大学为例。与香港其他大学一样,学校有来自中国各省份的同学。曾有一位来自四川的同学对我说,他是来了香港念书,普通话才有进步,因为在四川念中小学时,他在学校和日常生活里说的主要是四川方言。来到香港,因为需要与本地以及其他省份的同学沟通,才多说了普通话,普通话才有进步。这个小故事告诉我们:第一,如果不能掌握普通话这个共通语言,中国人之间连沟通也有困难(如非不可能的话);第二,大陆即使推行普通话为官方语言,也没有排斥或取代地方语言。


再回到《联合报》的专辑。那段描述指香港“大马路上都是陆资店招,港味小店消失;走进酒楼、茶餐厅,普通话多了,广东话少了”,然而它只说出了事情的一小部分。首先,即使普通话真的更普遍了,如上所述,这是国民之间增加互相交流、沟通而出现的需要,包括《联合报》在内的台湾访客也直接令香港街头多了“普通话”。第二,普通话说多了,但其使用并无排斥广东话,而是两者并存。




香港的变:语言与市貌


不过,《联合报》专辑倒令我想起香港正面临的另一个市貌转变。就在今年的“七·一”回归纪念日前两星期,笔者与亲戚在港岛区上环一家西餐厅晚膳。亲戚退休前,在上环上班多年,但那里近年变化很大,不少旧楼宇重建成门面光鲜的甲级写字楼或服务式住宅。又正如《联合报》所言,小店的确消失了;但取而代之的并非什么“陆资店”,而是高级西餐厅与酒吧。套用都市研究的术语来说,上环经历的就是所谓的“士绅化”过程,其中一个后果就是如报导所言,物业价格与租金急升。晚饭前,我想把餐厅的准确位置告诉其中一对亲戚夫妇,但发觉有难度——这对夫妇,女的略懂英语,男的则完全不懂,但餐厅不仅没有中文名字,就连所在大厦也只有英文名称。最后,我只能把街道名称与门牌号码告诉他们。到达后,他们也因为看不懂大厦的英文指示,花了半天才找到餐厅。


这家餐馆吃的是比利时菜,餐牌也是没有中文,而只有英文和法文。餐厅经理是白人,只跟顾客说带有法语口音的英语;侍应生则是深皮肤的,也是只跟顾客说英语。我们点餐后,亲戚不禁问,不懂英语的话,怎么能够来这里用餐?其实,类似的情况今天在中、上环很普遍。在一些餐厅店铺,不懂英语的话,是连购物用膳也没有可能。很明显,这些食肆店铺以西方人和本地中产阶级为对象。亲戚提出的问题反映,上环的市景与语言转变是排他的,排斥与歧视大部分本地居民。


诚然,在香港这个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消费场所向来都是排斥性的,排斥低下阶层,这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的不公平之处。然而,中、上环近年的市貌转变更在在令人想起英殖民地时代的种族隔离。英国统治者早年在香港实施华洋分隔政策,如港岛山顶区只有欧洲裔人才能居住,华人只能挤居于上环与西环一带,环境十分恶劣。离岛的长洲早年也有类似规定,长洲山顶是洋人与西洋教会的专属地带,中国人只能聚居于山脚。今天,长洲环境优美的山顶区到处都是教会与教会物业的踪迹,就是这段种族隔离历史的见证物。


为使他们的种族隔离措施合理化,英国人以卫生与文明论述包装其种族主义。中国人被指集肮脏、落后、嘈吵于一身,于是需要与英国殖民者及其他欧洲裔人分隔开来。在种族主义的层层压迫之下,欧亚混血儿尽管地位比华人高,但同样受到白人殖民者歧视。不过,出于管治需要,英国人扶植了一小群买办精英,容许他们发财及拥有一些特权。在殖民地制度中,这些买办都是二等公民,但又比绝大多数的本土居民高了一等,成为统治结构的一部分。著名买办、欧亚混血儿何东就是显著的例子。作为英资洋行买办,何东游走于洋人老板与华人社会之间,得以致富,亦成为他后来发展家族企业的基础。他也是首个获港英政府准许在山顶区居住的非欧裔人。


虽然买办精英阶层在殖民者眼中只是次等公民,但精英们凭中间代理人身份,在殖民地统治之中得到甜头,加上殖民地教育,本地精英们内在认同了西方殖民观,亦自视与西方精英看齐,并仿效西方殖民者,歧视本地与内地的贫穷同胞。香港精英这种心态,与大陆沿海大城市租界精英的心态一脉相承。列强侵华的巨大屈辱与压迫一方面驱使千千万万中国人民抛头颅、洒热血的反抗,另一方面,养尊处优的沿海精英则与贫穷的同胞切割,把屈辱难以承受之重留给后者承担,自我则认同为“跨越国籍界限”的“大都会”(cosmopolis)一员。近年一些文化研究者主张以超越国界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来理解上海、香港等沿海城市,认为这个范畴比国族更加贴切、更加“普世”。由上述观之,世界主义并不那么具备世界性或普世,而是含有阶级性与阶级歧视,排除了大部分人民。


与此相关的是,一些文化研究者用“国族”来掩盖阶级性,把资本利益说成是劳动人民的利益。罗永生在其著作《勾结共谋的殖民权力》(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5)里,以殖民地买办、贸易商等华人士绅、精英与殖民者共谋为证,提出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对峙是“虚假”的,并由此引伸反殖民的“中国国族主义”是“受害者叙述”,其副作用是“沙文主义”。罗永生的说法正犯了漠视阶级的毛病,以“国族”来混淆、掩盖了同一国族之内的阶级分野,把资本与劳动的利益捆在一起,混为一谈。罗永生在书中引用许宝强的说法,指在香港割让给英国为殖民地后,从东南亚和其他地区涌进香港的华侨劳力和资本是“极具投机性的迅猛浪潮”。这种说法完全漠视了劳动力给资本剥削的事实,而且,许罗二人以“投机性”来形容劳力,更是忽略了劳动人民的艰苦处境。(页16-17)


如果殖民地果然存在罗永生所形容的“共谋勾结关系”,那么必须指出的是,与殖民者勾结共谋的是买办精英阶层,两者一起共同压迫劳动人民。殖民者的卫生与文明论述亦被这些精英内化,通过累积文化资本(学外语、用舶来货、消费西方文化与卫生产品)来“提高文明质素”,以示自己与“不文明”的本国贫穷同胞不一样,高人一等。




殖民地歧视性的卫生与文明论述在“后殖民”香港得到延续与复制。殖民者贴在中国人身上的标签——肮脏、落后、嘈吵,现在被一群“高等华人”应用到内地同胞身上。针对内地同胞的“蝗虫论”,还有“大陆人随地便溺”的说法,过去数年在香港甚嚣尘上。与殖民地时期买办一样,“高等华人”不仅有能力消费各式各样的文化卫生产品,而且会说外语,有品味,出入洋人场所。就如当年何东获恩准在山顶兴建中式大宅一样,本地精英累积了足够的财务资本与文化资本后,便彷佛能够与西方白人看齐,能够出入中、上环的高级餐厅与场所。


文化资本是本地精英赖以获得优越感的本钱,与财务资本同样重要。而那些渴望跻身这个阶层的本土公民,非但不会批判这些场所“广东话少了,英语多了,令本地小店消失了”,




殖民地歧视性的卫生与文明论述在“后殖民”香港得到延续与复制。殖民者贴在中国人身上的标签——肮脏、落后、嘈吵,现在被一群“高等华人”应用到内地同胞身上。针对内地同胞的“蝗虫论”,还有“大陆人随地便溺”的说法,过去数年在香港甚嚣尘上。与殖民地时期买办一样,“高等华人”不仅有能力消费各式各样的文化卫生产品,而且会说外语,有品味,出入洋人场所。就如当年何东获恩准在山顶兴建中式大宅一样,本地精英累积了足够的财务资本与文化资本后,便彷佛能够与西方白人看齐,能够出入中、上环的高级餐厅与场所。


文化资本是本地精英赖以获得优越感的本钱,与财务资本同样重要。而那些渴望跻身这个阶层的本土公民,非但不会批判这些场所“广东话少了,英语多了,令本地小店消失了”,而且还会拚命学会一口流利英语,或说话中英夹杂,出入高级场所,以示自己与“说普通话”的内地人不一样。在这些精英或希望晋身精英阶层的本土公民眼中,即使内地同胞有钱消费,他们也是没有文明教养、只会穿金戴银的“土豪”。因此,要与“没有文明”的“内地人”区分开来的话,“香港人”便愈要累积、愈要晒出“说英语”、“文明”等文化本钱。正因如此,“本土派”或“港独派”其实是误称。他们并不真正本土,也不真正独立,而只是反对香港回归中国,转而把希望寄托于英美等西方国家,希望香港永远是西方的附庸。“本土派”或“港独派”经常挥动象征港英殖民统治的“龙狮旗”,就是明证。

回归后的新买办阶层


如上所述,香港精英与准精英通过攀附殖民者、内化殖民者价值观与生活方式来晋身优越阶层的做法,并没有随着香港主权回归中国而结束。这与香港从来没有经历真正意义上的解殖有关,也与回归前后的全球资本主义发展有关。作为“全球城市”的香港,在结构上催生了一个新阶层,性质上与买办阶层极其相似。他们是跨国公司区域总部高级行政人员、律师、投资银行家、传媒行政编采人员、教育工作者、高级管理顾问,虽然并不真正拥有生产资料,但他们是一个超国家、抽象的跨国统治集团成员,拥有实质权力,指挥跨国资本的流动与分配,也在意识形态上配合资本的掠夺与游走。


某些研究全球化的学者以“跨国资产阶级”来指涉这个新兴买办阶层。所谓“跨国”,指的就是这个阶层的精英跟西方及其他国家的精英基于利益、意识形态上的吻合,他们之间的共同之处,比他们与本国低下阶层的共同之处更多。


1997年香港结束殖民地统治,但回归前后正值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全速发展期,香港成为区域性的国际金融中心。殖民地的买办阶层“顺利过度”为回归后的跨国资产阶层,指挥与促进跨国资本的累积与流动。而且,由于金融资本主义以美国为首,买办阶层也由昔日以亲英人士为主,发展成现在以亲美人士为主。殖民地时期,由于英国要保障自身的利益,英国或“英联邦”大学以外的海外大学学历不获港英政府正式承认。因此,家长往往不愿意送子女到美国升读大学,唯恐花了一大笔钱,回港后子女的学历却不被认可。这个情况随着英国结束在港的殖民统治与金融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转变。受美国或美式教育的精英熟悉金融资本主义的语言与运作规则,组成了跨国资产阶级的核心。这些精英在英殖民制度下未必能够脱頴而出,一些甚至是本地菁英教育制度中的失败者。但在美国受教育后,适逢新自由主义在全球抬头,香港进入全球资本主义中心,他们的美国学历与经验,让他们顺利成为跨国统治集团的一员。这个经历让他们真心相信美国制度是自由的、开放的,也更为优越。


可以说,港英殖民时期,英国殖民者姿态高高在上,没有多少个本地华人幻想自己可以跻身拥有特权的买办阶层。但随着香港在上世纪七、八○年代的经济发展,本地中产阶层逐渐形成、膨胀,生活质素与经济实力上升,到了九○年代进入全球资本主义年代,伴随着美国文化与制度的“自由开放”形象,更多本地人看到跻身跨国资产阶层这个现代买办阶层的希望。此外,由于“民族主义”成为了污名,现代买办获得实利之余,不再背负道德重担,甚至更以推动“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之名,理直气壮地反对中国,同时为美国为首的金融资本主义在全球各地攫取利益鸣锣开路。


2014年的雨伞运动正是全球资本主义躁动的表现。运动以推翻全国人大常委会的“8.31决定”为诉求,促使在“两制”下作为金融资本主义中心、但宪制上属于一国之下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在政治制度上全面配合国际金融资本的推进(所谓符合“国际标准”的“真普选”)。“占中三子”本身就是跨国资产阶层的代表:一个是法律系教授,一个是社会学教授,一个是基督教会牧师。


在当今全球金融资本主义时期,这些以“普世价值”之名宣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更为优越的跨国资产阶层,与上世纪初以“卫生现代性”之名宣示西方制度优越的沿海精英互相呼应。两者俱自视与本国同胞不一样,自认为已跻身全球跨国精英之列,骑在劳动人民头上。只是,在西方“政治正确”的薰陶之下,受过高等教育的现代跨国资产阶层不会口出恶言。“支那”、“蝗虫”等赤裸裸的歧视性言论便由雨伞运动直接催生的“本土派”代言。然而实际上,无论是跨国资产阶级精英,还是渴望有一天晋身这个阶层的“本土派”都担当着代理人的角色,在各地扫除尚未全面纳入资本主义制度的“污垢”障碍,积极推动全球资本主义进程。


贫富悬殊是全球化的结构性问题


2016年,香港的坚尼系数为0.539,创45年来新高,反映贫富收入差距十分严重。研究全球化的社会学者早已指出,“全球城市”是一个劳动密集的结构模式,需要大量劳动力支持其运作。这些金融中心城市的贫富悬殊扩大,并非偶然、而是必然的现象。最直接的原因是,有品味的跨国资产阶级不会满足于由机器大量生产出来的消费品,而是渴求“手工”、“有机”的精致制品,凡此种种都需要工人之手;中、上环的高级餐厅与食品店需要大量服务员贴身侍候,满足高级顾客各类刁钻的要求;港岛核心商业区的高档办公室与商场需要大量清洁工把地方打扫得一尘不染、闪闪生辉。在老牌英资财团太古集团拥有的金钟太古广场,不时会见到身穿中式“马姐”衫裤制服的女清洁工,手挽着藤篮到处检视地方的清洁度,“主仆”形象甚具殖民地色彩。遇到地上哪怕是一点污迹,这些清洁工便伏在白色云石地板上用力擦。雨伞运动期间,占领者以他们打扫了金钟的“五星级公厠”为荣。不过,占领文宣没有提到的是,当时占领者更多使用离占领区不远的太古广场六星级商场的六星级厕所。也因此,厕所清洁工在雨伞运动期间工作量大增,往往到午夜时分仍然忙个不停。为雨伞运动善后的,还有替占领者清理墙上无数单张的清洁工。


清洁工、服务员等低薪劳动阶层有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更多是大陆新移民,也有英语能力较高的南亚裔居民。由此可见,贫富悬殊不断扩大是全球金融中心的结构性问题:一端是极高收入的金融、地产、法律界,另一端是低薪的劳动阶层。


一些人批评,两年前的雨伞运动只争取“真普选”,并无把贫富悬殊提上议程。这个批评原则上没有错,但就等于批评资本家只顾赚钱一样,几乎是说了等于没说。如上所述,贫富悬殊不断扩大是金融中心的结构性问题,必然出现。既然雨伞运动的“真议程”是在跨国资产阶级的领导下,推动金融资本主义的扩大与深化,又怎能期待运动提出消灭这个进程必会造成的贫富悬殊?


地理研究学者也指出,在全球城市出现的士绅化过程是以新形态出现的白人殖民主义。香港中、上环、金钟等核心商业区的高级住宅与商店不再如上世纪初的殖民统治者那样,以赤裸裸的种族歧视排拒中国人,而改以英语与其他欧洲语言来区分非我族类。能够在这些新殖民地带出入的华人不仅要具备消费力,还要说英语,并认同西方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




正视回归的意义


传媒与学术界不少人把回归20年来香港发生的所有问题都归咎到回归与中央头上,彷佛一切的错都是回归的错。他们并非完全没有意识到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上述的《联合报》专题就指出,“香港和许多先进国家一样,正面临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瓶颈,包括贫富差距加大、人口老化、年轻人低薪与社会阶级流动减缓”。然而,在冷战思维与反共意识形态主导下,这些“意见领袖”还是会放大与夸大“中国因素”的影响,把20年来的问题有意无意表述为“回归后出现”,把时间上的吻合与因果关系混为一谈,甚至不惜扭曲事实,把中国资本说成是即将“买下全世界”的新金融霸权。


要真正面对香港的问题,必须清楚辨析问题的根源。我在这篇文章尝试指出的是,香港现正面临的问题源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结构矛盾,亦有历史原因;把问题一股脑儿推到中国或中资头上并不公平,也与事实不符。尤有甚者,最积极反中反共的跨国资产阶级本身就是金融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推手,也就是贫富悬殊等问题的根源。


香港回归中国,结束了英国在港一百五十多年的殖民统治,香港人不再是二等或三等公民、在自己的地方受尽歧视。1997年7月1日是光荣的历史时刻,值得全国上下庆祝与骄傲。当然,香港与内地经过长年分隔,由制度以至文化等许多方面都存在差异,时会产生隔阂与矛盾。但小矛盾不应掩盖回归的正面意义,也不应扩大或夸大为主要结构矛盾。


更重要的是,香港回归的是社会主义祖国,有着可歌可泣的反抗帝国资本主义历史,并艰难地走出了一条属于中国人民的路。至今,中国在某程度上加入了世界资本主义的运作(可以不如此吗?),但自一九九零年代以来,中国仍然保持快速的生产性投资增长,以及在世界经济日益金融化的背景下保持相对的非金融化(参考卢荻〈中国面对“新帝国主义”〉)。在流行文化层面,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得以在国内大热,反映了社会主义理想与实践在普罗群众之中,仍然找到极大共鸣。换言之,社会主义祖国为活在资本主义香港下的人民提供了一个大后盾,让我们继续思考与实践超越资本主义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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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水边 2017-7-11 0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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