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主义时期和市场经济时期，工矿企业处理生产与再生产的方式是不同的。前者把职工家属的家务劳动视为公共劳动的一部分，并给予表彰和政治上的承认，后者被认为是私的劳动；作为被承认的劳动，集体主义时期工矿企业对于家属进行组织和领导，家属在家庭和社区的互助性劳动成为集体主义时期单位处理集体福利事业的主要方式。
社会转型和消失的主体
1990年代中期，国企改革向着适应全面市场化的方向发展。从历史的比较视野来看，国有企业形成过两种不同结构的现代企业制度。195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逐渐形成了“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公私相嵌型的集体主义单位制度。1990年代中期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完成后，企业确立起生产和生活相对分割的公私分离型企业体制。
毛泽东时代的女工
不管以何种结构组织工业生产体系，企业都需要处理生产和再生产的问题，即，物的生产与人的再生产的关系。所谓公私相嵌型结构中，即，企业需要承担起生产和再生产两个领域的职责，安排好职工生活是生产组织者的责任，再生产领域中的职责既可以在社区这个公共空间中完成，也可以家庭这个“私领域”中完成。在公私相嵌型结构，“公”与“私”的利益和目标并不冲突，公共利益的实现同时也意味着私领域利益的实现“私”的价值体现于“公”的价值的实现中，私领域对公领域的作用和功能有可能被彰显，也可能淹没在公领域中隐而不见。逻辑上，公领域在道义上具有更高的德性。在公私相嵌型结构中，家庭仍被视为私域，只是作为完成公共目标而起辅助作用的一个功能性工具性的社会组织。公私之间的界线是虚化的，“公”因公共利益可以穿越这种界线，作为共同利益载体的单位必须关注单位成员家庭领域内的一切问题，家务劳动、家庭生活、甚至夫妻关系等一切可能影响生产的因素。反过来，单位不关心职工生活会被批评为官僚主义。“抓生活”不只是工人的福利问题，抓生活是抓生产关系的问题，当然，这一切的最终目的是为“抓生产”服务的。
公私分离型结构中，表现生产和再生产两个领域相分割，资本/企业对于再生产不承担直接责任，通过把再生产职能私人化，减少企业的生产成本和社会责任，实现资本利润的最大化。但必须指出的是，即使在公私分离型的结构内，企业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同样会承担一部分再生产领域的职能，特别是员工生命力/劳动力恢复这部分功能，比如食堂、宿舍、澡堂等。本文所指的分离，特指1990年代中期开启的剥离企业在集体主义时期所承担的“产前产后服务和职工生活、福利、社会保障等社会职能”，一切与企业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组织机构和设施都被视为企业额外负担，所谓“企业不再办社会”。最初“企业不能办社会”，并没有完全否定这部分职能应该由“社会”来承担。但是，1990年代中期以来急剧的全面市场化，特别是教育(尤其是婴幼儿养育部分)和医疗的市场化，而不是社会化———由国家通过公共服务来承担这部分职责，把这部分职能推向了私人/家庭。与这种结构性转型相呼应的是对个人能力/个人责任的意识形态建构。在传统父权制的性别分工没有得到彻底清理之前，再生产劳动的家庭化很大程度上呈现为生育、养育、照料等责任的女性化。从而，使承担家内家外两种劳动的工人阶级妇女和中产阶级妇女处于结构性的不利状况：女性所承担的家内责任特别是养育孩子的母职使女性成为劳动力市场上的“劣等”劳动力，由此造成1990年代中期大量的女工下岗，当下女大学生就业难，白领女性的隐婚，生育升晋的两难选择。生产企业对再生产领域职责的制度性解除，同样是造成农村打工群体劳动力的廉价，妇女、儿童和老人被迫留守农村的制度性原因。
企业生产体制的制度性转型，除了生产关系的重构，也重构了家务劳动的意义以及家务劳动承担者在国家/社会中的地位。在集体主义时期，生产企业/国家承认职工家属在再生产领域中的劳动———劳动的场域可以在个人家庭内，也可以在工人社区内———对于生产的贡献，并表彰职工家属的劳动。家务劳动因对生产的贡献，具有“公”的价值，并被国家承认为社会主义劳动的一部分。家属也因此获得了公共的身份和主体的地位。“工人家属”是可见的社会身份，是国家承认的劳动主体和政治主体。单位体制的解体，却无声无息地消解掉了当年职工家属在再生产领域的几近无酬的劳动对于中国工业积累的意义。如果说，国企工人还可以依其明确的“工人”主体身份获得其历史地位，以及原有国企的各种权利，那么，“职工家属”却因其原本的附属身份———家属，顾名思义是以其家庭成员资格，依存于(男性)工人的主体身份而获得的社会身份，丢落了历史中曾经拥有过的主体身份，她们的贡献也埋入历史地表之下，逐渐被世人遗忘。
昔日石油女子钻井工
本文分四个部分分析集体主义时期工矿企业中的家属工作，希望通过历史性的呈现，让“职工家属”这个群体重新回到社会主义工业史的历史图景中。第一部分，企业为什么要重视职工家属工作?即，家属工作如何被纳入工会工作。第二部分，职工家属如何被组织起来，以及组织起来的特定历史条件也奠定了家属工作的意识形态基础。第三部分，家属工作的主要内容。即，家属对于社会主义时期集体生活福利事业的贡献。第四部分，家属为什么愿意承担这种角色?即，从承认政治的角度来解释国家/企业通过对于职工家属劳动主体和政治主体的承认，实质上是承认职工家属在社会主义共同体中的集体成员资格，以及凭这种资格可享有既存和未来利益保障的承诺。
家属工作纳入工会工作
家属工作纳入工会工作范围，或者说被生产单位所重视，并不是社会主义生产体制的预先规定或是理论上的内在要求。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再生产领域的职能最终应该通过社会化来实现。是在实践中，在创建集体主义生产体制的探索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家属(在再生产领域的)劳动对于企业生产的重要性，以及利用家属的无酬劳动来处理再生产领域职能，对于国家经济上的节约和便利，国家/生产单位才逐渐把家属工作纳入企业日常管理工作(通过工会)之中。而且随着工业化加速，国家对家属工作的重视程度逐渐提高。与之相伴随，国家对于“职工家属”的性质及其在国家经济政治生活中的定位也有一个历史演变过程。
1．体制内女权主义者的推动(1949年前后)
建立一个新兴工业强国是中国现代性追求的百年目标。以近代工业集中的城市为基地，把消费城市改造成生产城市是中共在西柏坡就定下的方针。为建政后如何开展妇女工作确立方向的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49年3月24日———4月3日，北平)，明确了妇女工作的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确立了“组织妇女参加生产为中心”的工作方针。邓颖超在这次大会所做的《中国妇女运动当前的方针任务报告》中，分别对女工、职业妇女、知识妇女、农村劳动妇女的工作内容作了明确指示，“职工家属”没有作为一类劳动妇女或是有独立社会身份的妇女类别进入当时妇女领袖的关注视野。刘亚雄以东北的城市妇女工作为例，介绍城市妇女工作经验时，提到了在南满系工业区中女职工、工属、女知识分子都占重要比例，但仍称“可惜我了解情况少，贡献不出可供参考之材料”。当时，职工家属是作为城市家庭妇女的一部分，被定性为“不事生产的妇女”，为转化成“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而需要改造的对象。
1949年7月23日———8月16日，在北平(北京)召开了全国工会工作会议，目的是为了转变工会在秘密工作条件下的工作方式，为建政以后的工人运动确立方针、方法和具体任务，提出用一年左右的时间，把全国工人阶级首先是产业工人基本上组织起来，作为工会工作的首要任务。这次会议为建政以后的工会工作搭建起基本的组织框架和工作模式。当时体制内的女权主义者努力的目标是为女工工作争取体制内的合法地位。时任女工部部长蔡畅在会议的发言中，⑥针对一些干部认为不必单独强调女工工作、不必另设女工部的认识偏差，从女工在产业工人中的数量(占16%强，表明重要性)和女工的特殊性(因历史原因女工技术理论赶不上男工；女工特殊困难包括生理和家务)，论证了在工会工作中“单独提出女工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提出女工工作的任务和范围，其中把“工人家属工作”纳入了女工工作的范畴。提议工会组织家属工作委员会与女工部配合工作，并建议以“家属代表会议”这种组织形式，组织家属集体参加妇联会，成为妇联会的团体委员。这是家属工作之工作模式的最初设想。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生产体制的初创时期，体制内女权主义者希望把家属工作纳入生产企业的管理体制之中。但笔者猜测“职工家属”这个群体进入妇女领袖的视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职工家属的性别和从组织妇女的角度出发的。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妇女领袖基于性别意识，比工会领袖更早看到了“家属对于工人生产影响很大”。正因为此，要求把集中居住的职工家属纳入工会工作而不是地方妇联。
1949年前后，中国的妇运领袖们从东北工业区的工属经验中认识到工人家属的家内劳动与职工在工厂的生产劳动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但这只是为了消除“拖后腿”的负面因素来对待工人家属，既不认为家务劳动是劳动，也没有把工属的家内劳动提高到生产劳动的一部分的高度来认识。正因为如此，女工和职工家属在妇女领袖心目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女工是作为促进生产的积极力量，要求被组织起来并解决女工的特殊困难(如，妇婴福利)。女工工作的另一个正当性理由是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维护女工在工人阶级内部的地位和阶级内部的性别平等。而在1949年的工会会议上，职工家属是作为影响生产的负面因素被提出来的:“许多家属生活浪费、腐化，使工人负担很重”，需要教育她们“好好过日子、好好治理家事，按时做饭或送饭，使工人不迟到、不误工、不操心家务，得到适当休息，配合工厂更好的完成生产任务。”这与同时期国家对于家庭妇女是“寄生虫”、需要改造的认知是一致的。即使从增加家庭收入的角度提出要组织工属参加生产，主要目的是“为她们将来能成为工厂的后备军”作准备。当年的妇运领袖和工运领袖都还没有认识到需要把家属组织起来，对家属工作的定位是对家属个体进行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