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最大奇观 —— 离开人世的毛泽东却在激活天下民心！ ...

“世界历史上也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领袖，敢于如此蔑视包括两个超级大国在内的整个工业化世界，以至包括联合国。而面对整个强权世界的报复、封锁和堵截，他最终迫使强权世界不仅向之低头，而且为之喝彩，为之鼓掌。当1972年中国使团高傲地带着自己的原则和理念重返联合国的时候，中国人所得到的正是全世界这样的掌声!”

美国《新闻周刊》不是共产党的宣传工具和喉舌，而是代表政治另一极的舆论机器，不打压毛泽东算是一种客观，更没有理由刻意拔高毛泽东。美国《时代》周刊在冷战时期，破天荒，于1958年，第一次将毛泽东作为封面人物进行宣传。

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位旷世奇才，总能让那些不可一世的对手倾服并偷偷地崇拜他。20世纪60年代初期，美国总统肯尼迪，为了对付中国和其他亚非拉国家的反抗和独立，在越南战争中，争取主动，暗中认真研究毛泽东军事著作，肯尼迪生前在其办公桌上经常摆放的读物就是一套《毛泽东选集》。

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陈晋先生著文说：1965年1月，当毛泽东在北京会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时，斯诺对毛泽东说：“最近读了你的军事著作，使我想到了正在进行的越南战争，觉得和你们过去的打法很相似”。毛泽东肯定了这个看法，会心地微笑道：“只是两场战争的规模不一样”。

接着，毛泽东半开玩笑地说：“美国总统肯尼迪为了对付亚非拉的新兴力量，提出了特种战争和局部战争，有消息说，他也看我写的军事文章，这可能是真的”。这年7月26日，当李宗仁（国民党原代总统）的秘书程思远，陪同李宗仁拜见毛泽东时，也曾十分肯定地说，肯尼迪生前在其办公桌上摆着一部《毛泽东选集》。

自肯尼迪总统开始，美国历届总统和政治高层都有接触毛泽东著作，包括现任的奥巴马总统。

1972年2月，在毛泽东会见来访的尼克松和基辛格时，基辛格也对毛泽东说到，他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曾指定班上的学生研究毛泽东的著作。尼克松则直率地表示：“主席的著作感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

国民党蒋介石更不例外。早在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便开始研究学习毛泽东的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以及延安整风著作。

从1950年开始，蒋介石更是悉心研究毛泽东著作，学习他的延安整风精神和土地改革经验，并在台湾推行。通过研究，蒋介石对共产党的组织性、纪律性和精神道德，赞赏备至，而对他一手铸就的国民党腐败，则深恶痛绝。

从痛切心灵的惨重失败教训中，蒋介石深感对手的伟大与正确。要想从失败的阴影中走出来，并在台湾站稳脚根，他感到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向对手学习，为己所用。

1952年10月10日，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台湾阳明山庄开幕。蒋介石决定利用这次大会之机，大刀阔斧地对国民党进行改造。十分有趣的是，由蒋介石亲自主持修订的新党章，大量采用了毛泽东所制定的党纲要领和精髓。

国民党《新党章》总纲正式将国民党“成分”确认为“以青年、知识分子及农工生产者等广大民众为社会基础，结合其他爱国的革命分子为党的构成分子”，这与毛泽东“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新民主主义政权性质论述极其相似。国民党《新党章》规定的国民党组织原则为“民主集权制，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这与毛泽东倡导和创立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何其相似乃尔！

2013年，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福建省有关部门打算与台湾工党联合举办纪念活动，其中包括举行专题书画展览。台湾工党主席郑昭明打算把这个展览办到台湾去。

2013年12月5日，郑昭明在接受《导报》记者采访时说：“很多人不理解，你一个台湾人为何要举办这类活动？我说，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况且我们不是为宣传共产党怎么打败国民党而举办展览，只是单纯为毛主席‘祝寿’而已。现在中国跨入强国之林，一步步践行‘中国梦’，是毛主席打下的基础。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国家哪有精力搞建设。是毛主席真正统一了大陆，仅凭这一点，他就很了不起”。

台湾地区总统马英九曾在2013年情不自禁地说：“毛泽东代表的是民族良心和民族脊梁。从1963年之后，中国大陆已经具备了攻击台湾的实际能力，完全可以在短时间之内拿下台湾。但是，毛泽东没有这么做！不论是抗美援朝，还是对苏自卫反击战，或者是对印度的反击战，无不体现了一个国家脊梁的良心和胆量”。

对毛泽东由衷的赞佩和敬仰，是所有敌人或对手，对毛泽东共同的“条件反射”，正如当年美国总统尼克松怀着朝圣一般的心情到毛泽东书房觐见毛泽东一样。在毛泽东面前，尼克松显得是那样的虔诚和低微，简直像小学生敬拜老师一样。

生前，毛泽东凭借他天才般的智慧、勇气、胆识和所向无敌，征服了同时代的所有敌人、对手、战友。无论毛泽东身处何种陋室，哪怕是深山密林、破旧窑洞；无论毛泽东行装如何陈旧，哪怕是衣衫褴褛、七十几个补丁。只要一拜见他，无论是政治豪杰，还是社会名流，无论是科学巨匠，还是文学大师，都会不约而同地产生一种顿悟：茅塞顿开，如梦方醒，宛若受到一次前所未有的思想洗礼。

正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所评价的那样：“毛泽东身上，的确能发出一种压倒一切的魄力，让人能感觉出一种力量、权力和意志的颤流”。

1944年，美国联合社著名记者爱泼斯坦随中外记者团到延安采访毛泽东。仅两个小时的会谈，毛泽东就给爱泼斯坦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解放后他自愿加入了中国国籍。让一个美国人自愿加入中国国籍，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在当时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中国并没有什么可以用来吸引外国人的物质魅力。

1940年6月1日，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奔赴延安窑洞拜见毛泽东，经过一番交谈，陈嘉庚先生如获至言，他感概万分地说：“我未往延安时，对中国的前途甚为悲观，以为中国的‘救星’尚未出世，或还在学校读书。其实，此人已经四五十岁了，而且做了很多大事了。此人现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经过十余年深入了解，建国之后，陈嘉庚发自肺腑地说：“就毛主席而言，文武才干，英明智慧，不但为我国历史所未有，亦为世界所仅见”。此言并非媚谄之谈，而是发自一位爱国华侨内心的心灵写照。

与毛泽东同龄的梁漱溟，既是一位大哲学家，又是一位尊孔的大保守派。抗战时期，目睹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和祖国河山的大片沦陷，梁漱溟对抗日前途充满悲观。为了寻找抗日答案，梁漱溟经请示蒋介石并获得同意，亲自远赴延安拜访毛泽东。来到延安，时值早春时节，天气仍十分严寒。梁漱溟与毛泽东在一间简陋的瓦房里，从傍晚6点一直谈到凌晨。谈话间，梁漱溟表达了对抗日前途的极度悲观。毛泽东听完梁漱溟的叙述，充满自信地回答说:“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中华民族是不会亡的，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没有”！多么干脆果决的回答！令人充满力量和信心。

接着，毛泽东十分详尽地分析了国内、国外，“敌、我、友”三方力量的对比；敌我强弱的转化；战争的性质；人民的力量；战争发展的几个阶段等等。最后又回到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结论上。毛泽东分析得头头是道，入情入理，令梁漱溟佩服至极，顾不得大学问家的面子，情不自禁地说:“毛先生，可以这样说：几年来对于‘抗战必胜；以至如何抗日、怎么发展？’还没有人对我作过这样使我信服的谈话，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您今天的谈话，使我豁然开朗，精神振奋”。梁漱溟是一位满腹经纶的哲学家，差不多的学者都不会放在眼里。如果毛泽东没有学富五车、舌战群儒的卓越才识，又何以致学贯中外的梁漱溟心悦诚服呢？

国民党高级起义将领刘斐，在1949年4月到北平参与国共和谈，与毛泽东第一次见面谈话后，深受震憾。他说：“毛主席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深感百闻不如一见。毛主席的谈话，也坚定了我选择新道路的决心”。1949年8月13日，刘斐联合44位国民党知名人士，在香港宣布起义，同国民党政府公开决裂。在解放战争期间，刘斐曾任中华民国国防部参谋次长、军令部厅长、军政部次长，中将军衔，掌管着国民党的战事机密。

历史已经证明而且正在不断证明：毛泽东是人类历史上唯一能够在生前和生后不断创造神奇的超级巨人。在他仙逝几十年之后，其影响力和围绕其产生的争议，还是那么巨大，有关毛泽东的话题一天也没有停歇过，而且越来越成为未来社会聚焦的重心。

这一奇特的社会现象，也许会改写人类八大奇观之说，毛泽东仙逝后的影响力和炽热度，可能会排在八大奇观之首，成为第一大奇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