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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化时期中国乡村社会研究

2017-9-20 00:35|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9352| 评论: 0|原作者: 老田等|来自: “开放时代杂志”

摘要: 集体化时期、共和国时期的研究,我很赞同“就地闹革命”的说法,有“改天换地”的一面,也有不离开“地方”的一面,地方的人文地理与历史文化有很强的连续性,这是研究集体化时期乡村社会很重要的思路。
  第二,生产大队、生产队之间社会结构的差异性,包括人的构成的差异性、阶级成分的差异性,以及生产大队、生产队之间财富分配、收入分配的差异性。比如从阶级成分来说,阶级成分对土改前后中国乡村的影响非常大,阶级成分与财富分配相关。各个生产队内部各户之间存在差异性,有的生产队里有地主、富农,有的没有地主、富农。有的村庄很特别,地主与富农集中于某个生产队。集体化时期,阶级成分的重要性毋庸讳言。生产队之间各户阶级成分的差异对于权力结构、政治运动、日常生活等方面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我们对土改前、土改后、高级社前、“四清”这四个阶段各个生产队家户的土地分配、收入分配做了一些统计,土改前的财富分配非常不平等,而且差异性大。土改以后确实有平均作用,但只是相对平均,有些地方可以看到平均化作用非常强,有些地区仍存在一些不平等,进入高级社前也不一定完全平等,差异比较大。再一个就是生产队内部各户家庭收入分配的差异性、集体收入分配的差异性也比较大。

  对于生产大队、生产队而言,何为集体化?集体化是否就是均质化、平均化?集体化时期的生产大队、生产队不仅存在规模的差异,收入分配方面也有较大差异,绝非平均,而是相对平等,差异性可能是微小的、有限的,但这种微小的差异、不平等实际上是集体化的劳动、分配制度设计,为了避免平均主义,进而使生产队有一定的积极性。这种差异是动态的,不仅是生产队家户之间,甚至个人之间,生产队在不同的领导人之间也表现出巨大的差异。

  我对外来户和人的流动性也做过一些初步研究,基本的认识就是山西好多的乡村在晚清至民国时期发生了巨大变迁,受灾荒、战乱等因素的影响而导致的人口流动,使得山东、河南有大量人口迁往山西乡村,形成外来户这样一个重要群体,他们在居住、生计、婚姻、政治方面处于一个边缘的地位,努力适应并融入当地社会,但是不易在短时期内通过经济手段实现翻身。随着中共革命的介入,尤其是土改运动,他们成为贫下中农阶级的特殊群体,不仅推动了土改运动的开展,而且重塑了村庄的政治权力格局。农业合作化运动以后包括集体化时期,随着生产资料的集体化,晚清至民国形成的数量庞大的外来户最终意义上实现了居住权的平等,对再造乡村社会秩序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对外来户而言,何为集体化?土改后,一些村庄虽然分配了土地以及房产等,但他们没有实质性进入村庄,仍旧分散居住在村外,从事个体生产,有的土地位置偏远,质量相对较差。农业合作化后,随着家户个体生产转变为集体生产,生产资料由家户私有转变为集体私有,生产的组织、分配、管理等发生结构性变化,外来户与老户隔离的生产生活空间随之发生根本改变。所以,对外来户而言,农业合作化不仅是生产资料的集体化过程,也是村庄在外力驱动下,外来户经过重新整合进入村庄,融入村庄,与老户建立新关系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看,农业集体化对乡村社会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乡村经济结构的差异性。传统乡村经济结构类型多样,既有以农、林、牧、副、渔其中某一项为主的单一经济,也有农牧等多样性经营,粮食经济作物所占的比例有多有少,对乡村经济的影响千差万别。在乡村经济结构类型多样性、农作物种植业地位存在差异性的情况下,土改时期,土地分配对乡村社会有何影响,土改后,传统乡村经济结构对经济的分化有何作用,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不仅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土改的意义,而且有利于对土改后乡村重要问题的讨论。长期以来,对土改的研究,偏重于“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分配,对土改意义的宣传,对土改问题的学术讨论也都存在把土改泛化为土地分配的倾向。通过阅读资料,我发现,每个乡村经济的特点千差万别,有蔬菜种植、煤炭开采、工厂打工,等等,面对乡村经济结构如此丰富的差异性,土改是如何开展的?土改对乡村经济结构的影响有多大?对后来农业合作化运动有什么关系?如果土改没有根本触动乡村经济结构,乡村社会经济还会延续传统的逻辑,土改以后既存在着土地买卖引起的分化,也存在着旧有经济结构引起的分化,以往对土改后阶级分化的讨论集中于土地买卖,这是不全面的。集体化时期农村社会经济结构是否是单一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里说,以发展粮食生产为主,也要发展棉花、油料、经济作物,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等等。因此,集体化时期乡村社会就是单一的粮食种植这种认识是要扭转的。

  多个村庄的《阶级成分登记表》数据库的特点在于能够涵盖一定的地域范围,建立整体性、系统性、格式化、可量化的大规模数据库。量化数据库研究,重视描述性的统计分析、比较研究。通过对现有的《阶级成分登记表》数据库的统计分析,可以发现土改前后、集体化时期山西乡村的多样性、丰富性、差异性,也可以说明集体化在村庄层面具体实践的差异性,这是个体村庄研究所不具备的。生产大队、生产队的规模大小和生产、组织、管理、分配等密切关联,也和生产的积极性、集体化的优越性密切相关。这种差异性与其他方面的关联还有待于进一步挖掘。由于生产大队、生产队之间的差异性,可以说集体化时期的村庄研究,每个村庄都是典型。本文只是一个初步研究,随着数据库的进一步建设、完善,相信会有更多的发现,这些发现会检验、反思已有的集体化时期中国乡村研究的理论,推进中国乡村研究的深入发展。

  评议

  曹锦清:从微观研究到重构宏观叙事

  这里讲的新方法是对宏观叙事不满而返回到微观上去,对原来的一般叙事不满而返回到差异性的研究,解构原来的宏观或者一般叙事,走向微观和强调差异性,这本身是这个时代学术思潮的一个反应。

  但是,在返回微观和重视差异性的同时,如果不能建构起自己的一般和宏观,那么成果就是有限的。如何返回微观和重视差异性,形成新的宏观叙事,如何颠覆整个革命叙事?所有微观的、直接的、经验的东西是重要的,然而没有比当下的、直接的、经验的更抽象的。如果不把当下的、直接的、经验的放在历史的流程里加以理解,不放在宏观的某个背景里加以理解,就不能被理解,同时还需要某种假设的理解。这样,在阅读微观的时候,在搜集微观资料的时候,就有可能钻进树林出不来。

  强调差异性是必要的、是重要的,在社会现象领域和自然现象领域有着重要的差异性,在社会现象领域中差异和一般到底是什么关系?如果你的研究对象存在如此多的差异性,比如生产队有明显的差异,我们唯一能做的工作就是分类。因为差异太多了,所以每一个村庄都是典型,这个判断我并不赞同。特殊的村庄内涵了此类的一般才显现为它的特殊性。典型性是包含了这一类的一般才叫典型性。如果这一类里面的差异很小,那么这一类就当作个体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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