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弹与脊梁——1964年的今天,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现在说起来，新中国第一笔用于发展原子能的外汇数字不大，但是亲历者钱三强对此刻骨铭心，终生没有忘。在他逝世前两年，1990年写的一篇1万多字的文章中，关于带外汇的事有一段话是这样写的：“当我得到那笔用于发展原子核科学的美元现钞时，喜悦之余感慨万千，因为这些美元散发出一股霉味，显然是刚从潮湿的库洞当中取出来的，不晓得战乱之中它曾有多少火与血的经历，今天却把它交给一位普通科学工作者。这一事实使我自己都无法想象。尽管五万美元对于发展原子核科学所需不是过分的要求，然而他们的远见卓识和治国安邦之道，一举之中昭然天下，让人信服，给人希望。”

第三件事，中南海的最高决策。1955年1月14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他的住处约见了地质学家、地质部长李四光，核物理学家、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那时候不叫原子能所。近代物理所用过三个名字，一个近代物理所，后来改物理所，1958年原子核反应堆建成以后，就改成原子能研究所——钱三强。当初钱三强还有一个职务是中国科学院学术秘书处的秘书长。周总理是约他们来谈原子能研究的有关问题，和我们国家铀资源的情况，谈的时间很长。

关于我们国家启动决定国家命运的原子弹研究计划，没有任何正式的文字材料，只有两件旁证材料。一件就是周总理谈完了以后，当天晚上给毛主席写的一封便信。第二件是周总理办公桌上的一个台历，记下来14号约李四光、钱三强、刘杰谈。找不到任何正式文字记录，因为研究这个事情不让记录，不留任何文字材料。现在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国家原子能研究的最高决策书记处扩大会议成了一个研究的课题。

我把周总理写给毛主席的三页纸的信告诉大家。“主席：今日下午已约李四光、钱三强两位谈过，一波，刘杰两同志谈过，时间谈得较长，李四光因治牙痛先走，故今晚不可能叙谈。现将有关文件送上，请先阅。最好能在明日下午三时后约李四光、钱三强一谈，除书记处外，彭真、彭德怀、邓、富春、一波、刘杰均可参加。下午三时前，李四光午睡，晚间李四光身体支持不了。请主席明日起床后通知我，我可先一小时来汇报今天下午所谈，以便节省一些时间。明天下午来谈时，他们可带仪器来，便于说明。”20世纪80年代末期，钱三强接到中央研究室的约稿信，要他说明一下当年与周总理谈话谈了什么内容，另外要钱三强告诉当时他的职务，同时寄来了周总理写的这个信的打印稿。钱三强看了周总理这封信的这个打印稿，当时跟我说，他也没有想到，这样一个大的会议，中央书记处的扩大会议，还考虑到李四光的身体，他说周总理关心人、关心科学家真是入微入心。

周总理谈完后第二天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研究发展原子能的问题。李四光和刘杰汇报我们国家铀资源情况，钱三强介绍了从原子能、原子核、原子弹到氢弹，从铀裂变和链式反应讲起，用最普通的语言通俗地讲出来。他还带了三张示意图——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图——一张是原子弹结构图，一张是氢弹结构图，还有链式反应的图，挂在墙上讲解。大家的兴趣很大。

毛主席听完了讨论以后最后讲了这么一段话：我们的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1954年在广西发现了铀矿），尽管开始认为它是一个贫矿没有开采价值，但是说明我们国家铀资源是有的。所以毛主席说了：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基础，创造了一定条件。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地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会后，毛主席请他们几个人吃饭。毛主席举起杯子说：“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大家共同干杯。”国际上好多研究中国原子能事业发展的著作文章，都把1月15号作为中国发展原子弹的一个起始日。

尽管中苏关系后来破裂了，甚至到了敌我的状态，但是我们实事求是地说，中国发展原子能也包括原子弹的初期，苏联对我们的帮助是很大的，这是历史。我就举两个事。我们中苏在原子能合作方面有两个协议，一个是关于核物理研究方面的协议。钱三强到苏联去，1956年签订的，后来建在我们原子能所的两件基本设备，一个原子反应堆，一个回旋加速器，就是这个协定签订后苏联援建的。第二个协定，国防科技协定，这是聂荣臻1957年到苏联签订的。这个协定就是要搞原子弹，包括那个协定当中就包括苏联要给中国一个原子弹的教学模型，所谓教学模型就是里头不装核材料，外面结构都是和原子弹一样的。但是好景不长，老大哥在原子能合作方面，因为中苏关系破裂也变卦了。先是1959年的6月20号，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决定暂缓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当时开始是借口，尽管是个教学模型，但是里面存放的仓库不符合保密要求。后来临时把仓库加密，苏联专家验证了符合保密要求，它还借口，原子弹模型不运到中国来。再紧接着，1959年8月23号，在中国原子能系统工作的233名苏联专家全部撤离中国，重要的图纸资料都带走了，当然原来协议规定还要提供的帮助也一概没有了。可以这么说，新中国刚刚起步的原子能事业，面临着半途而废的境地。

这里简单说一下中苏关系破裂的直接导火线。赫鲁晓夫1958年到中国来，说服毛主席要允许在我们中国建一个潜水艇基地，中苏合用，还要建一个长波电台，中苏合用。大家知道，如果说建一个潜水艇基地，我们的海洋安全还有吗？它的潜艇可以随时随地进来，如果长波电台是共建的，我们通信设备保密还有吗，这是一个国家的主权啊，所以毛主席跟赫鲁晓夫在中南海谈判的时候，到了吵架的程度，拍桌子。毛主席最后拍着桌子说：“英国人、日本人，还有别的许多外国人已经在我国土地上待了很久，被我们赶走了，赫鲁晓夫同志，最后再说一遍，我们再也不想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这就是主权啊，同志们。一个国家没有主权，一切都没有的谈。

关于主权问题，我们中苏关系还比较好的时候，毛主席1958年5月16日在二机部的报告上有一段批示。我们值得把这段历史记住。毛主席这么写的：“就共产主义者队伍说来，四海之内皆兄弟，一定要把苏联同志当做自己人，根据总路线同他们多谈，政治挂帅，尊重苏联同志，刻苦虚心学习，但又一定要破除迷信，打倒贾桂，贾桂（即奴才）是谁也看不起的。”括号里头“即奴才”三个字也是毛主席写的。年轻同志可能不知道，年老的看过京剧《法门寺》的同志都知道，贾桂是明朝刘瑾手下的一个太监，典型的奴才相，叫他坐，他说站惯了舒服。

最后一个问题，请历史记住他们。我要感谢科技工作者为国家做出的贡献和争得的荣誉。大家要记住那个年代，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那一批老科学家，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把两弹一星和好多高科技搞起来。那个年代，不单单是国际环境险恶，同时我们天灾人祸降临，使得全国人民的生活极端困难。年轻同志不知道，饿肚子吃不饱那是全民现象，全国都吃不饱。而我们的原子弹还要搞，我们原子能战线的科技工作者，好多年过半百的科学家，饿着肚子来搞科学研究，来攻关，为的是早日实现我们原子弹强国梦。在最困难最艰难的关键时刻，我们科学院人是敢于担当的，我们抽调四分之一的精锐力量，最好的人，最好的设备，20多个研究所，参与到原子弹的研究。

我仅举1961年的数字。这一年我们全科学院承担二机部的攻关任务一共是83项，有222个研究课题，参加的人员到了3000多人。而我们科学院承担的任务都是最尖端、最关键的。我举个例子，铀扩散分离膜，这被称为原子弹当中最绝密、最关键的一个技术设备。铀扩散分离的一个计算的薄膜，什么材料都不知道，苏联跟我们关系最好的时候我们都看不到，中国的科学家看不到，文字材料没有。科学院那个时候的副秘书长钱三强、副院长裴丽生亲自到上海组织联合攻关的研究室在冶金研究所第四研究室，分三个大组来进行攻关。1961年交代的任务，1963年年底交给工厂量产。几千支扩散分离膜，使我们西北铀扩散场瘫痪的几千台分离机启动了，因此我们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核材料铀就是从这里弄进来的。可以这么说，最尖端的、最硬的仗是我们科学院人来打的。

科学院的彭桓武先生，大家熟悉，他是周光召的研究生导师。核武器研究所一般的人得了浮肿病，还有好多人肝功能不正常，缺乏营养，饿着肚子，而且一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彭桓武先生的腿和脚肿得布鞋都穿不上，但他是核武器研究所的副所长，他要不上班他们下面的人员就要停摆。我们领袖毛主席不吃肉了，周总理晚上睡不好觉，聂荣臻元帅利用他元帅的身份向各个军区募捐。我们科学家对这些募捐的东西谁都不愿意接受，都是一句话：我没有关系，我能挺得住。那个年代你讲起来，那都是激动人心的。钱三强先生1992年5月29号在人民大会堂一个纪念聂老总的会议上有一个发言，他就讲那个年代的这些事情，讲着讲着他哭了，不是流泪，是哭了。这个时候钱三强已经两次犯过心肌梗死，当天晚上心脏病严重复发住院，从北京医院走了。

王淦昌说我愿意以身许国。许多人真是以身许国。郭永怀，把他从我们力学所副所长调到核武器研究所做副所长。他1968年12月5号到基地做完第一颗热核弹头实验准备工作后，飞机降落失事坠毁，起火牺牲了。有一个场景：他牺牲的时候，把装有数据的皮包紧紧地抱着。人烧得面目全非，但是胸口部分的人体水分比较多，数据得以保留了下来。

还有一个女科学家，叫王承书。她1960年回国，美国密歇根大学的教授，丈夫叫张文裕，是我们科学院后来高能物理研究所的所长。王承书回国之前，把她和丈夫张文裕先生多年积累的很珍贵的一些文献资料，让美国邮局包了300多包，从附近好几个城市的邮局寄，陆陆续续寄到了国内的姐姐家。她回国以后就在钱三强的研究所。1961年3月份，钱三强要她来搞铀分离膜，有了，机械能开动了，但是铀的浓缩理论没有过关，要王承书带一个理论组搞攻关。铀浓缩是一把钥匙，铀浓缩随着温度时间变化，有一个曲线图，她带着十几个年轻人到现场攻关，做了三年多时间。1964年4月1号，按照她计算的理论方向，这一天机器开动后铀浓缩应该达到几级，果不其然，那一天铀浓缩达到90%。

再讲一个点火中子源，这也是我们科学院攻关攻下来的。他叫王方定，院士，当时是只有30来岁的助理研究员，钱三强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中子源是什么？原子弹两块核材料之间要有一个乒乓球大小的中子源，是一个放射源，用它来点火。这是很绝密的，也是很重要很关键性的一个东西。他是怎么做出来的？棚子就是攻关解决了原子弹中子源的一个实验室，这是什么条件？夏天到了40度，工作人员还要戴着防毒面具，冬天零下十几度他们冻得跺脚做实验，经过了三个寒暑。1963年12月中子源制成了四个，经过检验，完全符合要求，派人送到了基地。

再讲氢弹。别的国家，像美国、英国、苏联，从第一颗原子弹到第一颗氢弹都是七年、六年、五年的时间，我们中国才用了两年零八个月。什么原因？这又是我们中国科学院人的聪明才智。钱三强安排了一个小组，这个小组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于敏、黄祖洽，还有何祚庥，人最多的时候将近40个人，做理论预研制。核武器理论组攻原子弹的关，我们同时启动一个所摸索氢弹的技术问题，一共写出了69篇文章。解决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氢弹的结构，一个是氢弹启动的可行性。

1977年9月28号，钱三强讲过这样一段话，我把它介绍给大家。“我国从原子弹到氢弹花了两年多的时间，而外国要用五年、六年、七年，速度上我们一下子就超过去了。1970年人造卫星上天，世界上两大尖端我们都有了。正是由于各方面的胜利，尼克松往我们国家跑了，你要是没有这些，他会来？我看不见得。所以一个国家的政治没有实力支持，说了半天也是空的。有时候不说，实力摆在那儿，这些实力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下形成的，人家无形之中就对你尊重。人家不会闭着眼睛不承认。相反，工作搞不上去，说了半天空话没有用，反倒被人家笑话。”这值得我们学习。

葛能全，生于1938年，1963年起在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所工作，1992年起兼任中国工程院筹备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等。本文根据同题报告摘录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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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葛能全。来源：原载于激流网会刊《红色年华》2014年第五期。责任编辑：邱铭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