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不断革命理论视阈下的十月革命若干问题再探讨

三，不断革命理论视域下十月革命有关问题的再探讨

1， 关于十月道路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

十月革命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一般认为它实现了第二次飞跃，即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但是关于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性，人们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不断革命的产物，从不断革命的角度或许可以加深我们对于十月革命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认识。

首先，不断革命是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并不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般道路，因此它并不是一种普遍的理论。对于资本主义较为发达的国家而言，并不存在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即不存在不断革命的问题，因此这些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与十月的经验必然会有较大的不同。

其次，即使放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来看，十月革命的道路也有其特殊性。不断革命是针对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的革命转变理论，但是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的国情又决定了在这些国家实现革命转变的困难。一般来说，资产阶级革命越往前发展，动力越衰减，阻力则迅速增强。民主革命获得动力最大的阶段是在动员起广大的小资产阶级来完成广泛而深刻的民主主义经济变革（如土地革命）的时候。在革命进入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以后，占社会多数的小资产阶级（农民）就会成为中立甚至是敌视革命发展的力量，这时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只能依靠占人口较少的无产阶级。更多时候，革命没有发展到这一步动力就已经消耗殆尽了，而不断革命恰恰就是要越过这个阶段继续前进！这也意味着革命要持续上升发展、要实现不断革命，常常面临着动力不足的问题，这时就需要从外部输入动力——对外战争（民族战争）、世界大战等是为革命提供“额外”动力的常见形式。显然，并非每个国家都能获得这种额外的动力的，这也决定了不断革命对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也非普遍道路，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在的时代，还是十月革命以后国际共运史的经验都说明了这点。

俄国不断革命得以实现与其有利的动力组合有关。传统上所说的俄国社会的三大矛盾，即沙皇专制制度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地主阶级与农民的矛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等，先后为俄国革命的持续上升发展提供了基本的动力，反映了俄国革命深刻的阶级内容，但是光靠这些可能是不够的。在推动革命持续上升发展的其他因素中，如下几点值得特别提出。

一是革命爆发之前俄国已经经历了旷日持久、损失严重、消耗巨大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为俄国革命设定了一个严苛的初始背景，加剧了各阶级之间的矛盾，为革命的爆发和后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俄国革命后来的面貌。

二是粮食问题在俄国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法国大革命一样[16]，粮食问题几乎一直贯穿俄国革命的始终，是推动俄国革命发展的重要因素。二月革命爆发后，最初的饥荒和危机迫使列宁主张对生产进行计算和监督，后来他进而提出了实行粮食垄断的主张。在1918年秋之后，在经历了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之后，粮食危机已经不再是分配不均的问题，而是总的粮食不够吃的问题。在内战激烈的时期，苏维埃俄国的大部分国土经常被占领，粮食和其他战略物资经常得不到保证，这迫使布尔什维克在粮食等问题上采取不断激进化的措施，由此而来的是无产阶级与农民包括中农矛盾的加剧。在这种严重的经济压力作用下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分化成为俄国革命激进化和“上升”阶段的重要内容。

第三是是外国的武装干涉。协约国就对苏维埃俄国进行的大规模武装干涉使俄国革命在一定阶段、一定时期获得了民族战争的色彩，从而从外部为俄国革命的上升发展输入了动力。从1917年到1921年，由于国外武装干涉和内战交织在一起，俄国革命长期采取激烈的武装斗争的形式。而战争在某种意义上是革命激化最好的催化剂。就像列宁说的，“在革命中所遇到的是内战中的无情的敌人”[17]，你死我活的武装斗争使得阶级斗争的“攻守逻辑”[18]特别鲜明；革命形势越危急，社会的革命潜力越容易发动起来，革命就越能向前进。因此这种阶级斗争的攻守逻辑成为支配俄国革命上升发展的重要机制。

除了上述特殊的动力组合外，十月革命赖以成功的因素还有一个关键性的主观条件：一支经过革命训练和检验、坚决主张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俄国现代无产阶级的战斗力量——布尔什维克，这也是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较难以具备的。在俄国不断革命的过程中，俄国无产阶级尤其是大工业中心的工业无产阶级起到了关键性的引领作用。十月起义的成功，首先依赖的是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等大的工业中心的产业工人对布尔什维克的支持，此后革命才从城市转向农村。在以后的长期内战中，工人阶级是斗争的骨干力量，每次革命命悬一线的时候，布尔什维克都直接诉诸工人阶级并能取得胜利。对于工人阶级的这一决定性作用列宁深有感触：“彼得格勒一到危急关头就成为确实产生出新的力量的奇妙城市”[19]。而俄国无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布尔什维克，则“是一个在几十年内争得了整个工厂无产阶级即工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地位的党。这个党还在1905年革命以前就取得了这种地位。这个党在1905年领导了工人群众，从那时期……它一直和工人阶级打成一起，因而只有这个党才能领导工人阶级去深刻地根本地改变旧社会。”[20]正是在各种矛盾的交织和各种动力的综合推动下，在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俄国革命获得了持续的动力，最终发展成为与法国大革命相比肩的波澜壮阔的大革命。

2，关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性质的复杂性

通过不断革命实现的社会形态转换与按照“正常的”社会形态序列实现的社会形态转化之间的重要差别，在于前者是在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并不充分发展的情况下产生的。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进行不断革命、实现革命转变的过程，表明在革命过程中主导性的阶级矛盾也发生了变化，这意味着并不存在某种特定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能够贯穿革命全程。换句话说，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为了实现不断革命，往往需要特殊的动力组合、衔接与转换（这点前文已经述及）；在不同阶段推动革命发展的矛盾与动力之间可能只有偶然关系，它们难以统一归结为生产力较高发展程度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不断革命的特殊动力构成，决定了不断革命过程中实现的革命转变即从资产阶级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复杂性。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核心经济措施之一的大工业国有化就具有这种复杂性。俄国工业国有化是逐步发展起来的，限于篇幅，这里只能列举一些主要之点。[21]二月革命后，列宁一开始并没有提出国有化的主张，《四月提纲》中只是要求把全国所有银行合并成一个银行加以计算监督。后来在《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中列宁才开始全面论证对银行、保险和辛迪加即工业垄断资本进行国有化的必要性。1917年12月27日列宁起草了《关于实行银行国有化及其必要措施的法令草案》，这个法令很快为苏维埃所通过。法令所包含的实际内容远远超出了银行业的范围，法令的第一条就写道：“宣布一切股份企业为国家财产。”[22]这里实际上提出了剥夺整个资产阶级的任务，此后工业国有化的发展呈加速之势。在1918年上半年人民委员会陆续通过了关于商船国有化、关于铁路的集中化、关于对外贸易国有化、关于汽车业的改组和集中、关于石油工业国有化等法令。俄国第一轮国有化政策的高潮是1918年6月28日的国有化法令，这个法令规定了对主要工业部门的大企业以及蒸汽磨、地方公用事业企业和铁路运输企业的国有化。法令规定，对于固定资本在50万卢布到100万卢布以上的企业全部实行国有化。到1920年11月1日，俄国65.7%的在册工业企业已经国有化，82.92%的工人就业于国有企业。[23]

粗略来说，俄国大工业国有化有三重动力。首先是俄国长期战争后面对物资严重短缺、生产停顿、经济趋于解体的经济背景。国有化是克服无政府状态、制止危机继续发展的措施的继续，是在前期的监督和计算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而这种监督和计算是为了在产品绝对或相对不足下为了保证人人有基本的供给而采取的措施。[24]大工业国有化同苏维埃政权的很多其他措施一样，直接原因并不是生产过剩、生产力高度发展基础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失效的产物，而是社会生产（含资本主义生产）趋于瓦解、生产极度不足的产物。

推动国有化的第二个动力，是政治性的阶级斗争。也就是说，俄国国有化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对抗的产物。苏维埃最初为了解决危机和饥荒而制定的工人监督法令引起了资产阶级的反弹，后者不愿意接受工人的监督，不能容忍自己在工厂中的绝对权威为工人代表和工人委员会所侵犯，经常用同盟歇业、断供原料甚至直接变卖财产、携款逃跑的方式来进行消极反抗，这进一步恶化了苏俄的经济状况，危及苏维埃政权。资本家的这些做法在不少地方导致工人要求将工厂收归国有。[25]反过来国有化也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被加以使用。

布尔什维克明确的社会主义革命改造意识是工业国有化的最后动力。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那里，大工业的国有化更多是作为俄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措施而非简单的政治措施提出的。也就是说，这里主动成分多于被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将生产资料收归国有，这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之一。列宁和布尔什维克认定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之后[26]，国有化就成为革命本身的重要内容和革命性质的体现，国有化的企业则被看作是俄国新增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列宁在论述国有化的法令的时候，指出为这些措施进行了长期的准备，这也表明国有化并不是对革命斗争环境的简单反映，而是深思熟虑的。[27]

大工业国有化的复杂动因使其具有复杂的性质，从这种多重性质可以得出两点推论：首先，由国有化的实际经济和政治斗争背景可推测，随着俄国阶级斗争的激化和经济状况的持续恶化以及对国民经济进行调节的压力的增加，国有化的范围还可能会进一步扩展；反之，一旦政治斗争和经济压力缓和，放松国家管制的压力就会增加，会在一定范围内发生停止国有化甚至去国有化的现象。其次，俄国国有化并不是这些资本主义企业在经济上失去进步作用的体现，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一劳永逸地失去了生命力，在革命后的和平时期还存在着让资本主义适度发挥作用的问题。列宁后来自己承认 “在贸易国有化和工业国有化方面，在禁止地方流转方面做得过分了”[28]。很多企业被不顾条件纷纷国有化，导致一些在经济上亏损的企业被收归国有之后给苏维埃国家带来了负担，对此列宁就曾经指示，苏维埃国家接收一个亏损的企业，还不如不要国有化。[29]

如果说大工业国有化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核心尚且具有上述复杂性质，那么在国有化基础上朝“社会化”方向进一步发展了的战时共产主义措施则更加具有权宜性。对于战时共产主义本质上是一个以应付内战和追求生存为目标的军事经济体系，对此列宁说得很清楚：“既然事情已发展到战争状态，那么一切都应该服从战争的需要，整个国内生活应该服从战争。”[30]但是一些人把它看作是俄国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的一种模式，认为它“是对未来的预见，未来闯到现代来了”[31]。布哈林也把战时共产主义抽象成理论，把它看作是向共产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一般道路。[32]虽然列宁对于这种追求极端快捷过渡的“军事共产主义”思潮进行了批评，但是他也没有完全对那种激进直接过渡的思想产生免疫力（他后来也多次承认了这点）。例如，战时共产主义期间形成的消费公社及其平均分配制度，其实是在粮食不足的情况下为了不致有人饿死而采取的方法，这种分配方式与共产主义按需分配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关系，后者是在生产力高度发展之后人们的收入已经无须同个人的具体劳动付出相挂钩的产物。然而由于消费公社排除了按要素分配，列宁把这看作是共产主义性质的[33]。只有当革命高潮退去后，在造就战时共产主义的条件和环境不复存在、战时共产主义难以为继时，人们才发现，在革命上升发展时期所赋予这一政策的共产主义性质在经济学上是多么地缺乏现实基础。战时共产主义的某些经济形式似乎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某些范畴十分接近，但它们之间却隔了整整一个（甚至多个）历史时代。

3， 不断革命的下降阶段和内战结束后的退却问题

不断革命设想的实质是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上升阶段夺取政权，实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如前所述，革命经历一个较长的上升发展阶段是实现革命转变的前提。但是，革命上升发展的反题是革命的下降发展，它意味着从革命高潮时期的各种激进政策退却，因此也表现为对前期革命上升趋势的“反动”（如果反动走得太远，以致在政治上回到了革命以前的状态，那意味着复辟）。恩格斯后来把这种“反动”看作是革命上升发展的必然补充，他写道：“在这种极端的革命活动之后，接踵而至的是不可避免的反动……”；而革命的上升——下降发展过程则是实现和巩固资产阶级革命成果的需要：“哪怕只是为了获得那些当时已经成熟而只待采摘的资产阶级的胜利之果，也必须使革命远远超越这一目的……这就是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规律之一。[34]

由于伴随着阶级利益的重要调整，同革命上升发展一样，革命的下降发展过程很可能也是通过统治集团的更迭来实现的。法国大革命就经历了这样的下降发展，热月政变就是革命从上升转向下降发展的转折点。从不断革命中产生的社会主义革命面临的一大挑战，是如何应对革命下降发展的趋势、顶住“热月反动”甚至是复辟的压力。[35]十月革命自然不能例外。在内战结束前列宁多次表述过没有世界革命俄国革命就无法维持下去的思想。[36]1921年5月在《关于粮食税的报告的两个提纲》中列宁写道：“是‘热月政变’吗？头脑清醒地看待，或许是的？会发生吗？会见分晓的。”[37]如何防止资产阶级复辟、尽可能多地保存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成为内战结束后列宁思考问题的出发点。

历史地看，尽管布尔什维克政权没有被“热月反动”所推翻，但十月革命仍然不可避免地经历了自己的下降阶段。内战结束后俄国形势趋于缓和，阶级敌人的存在已经不那么明显，工人阶级的精华在内战中损失殆尽，普通群众在战后困难生活的重压之下革命激情开始衰退。推动革命发展的动力逐步减弱或消逝，要求“退却”的呼声在各个领域发展起来，提出这种呼声的，不但有“不可靠的同路人”（喀琅施塔得的水兵还举行了暴动，其口号之一是“没有布尔什维克参加的苏维埃”），也有工人内部的各种反对派。俄国革命迎来了自己的拐点。

布尔什维克顺应了形势的发展，在经济领域主动实行了退却，即实习了著名的“新经济政策”。退却意味着部分否定自己过去的政策，尤其是否定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一些引起小农不满的极端做法（余粮收集制、禁止商品流通等）。但是许多布尔什维克对新经济政策不理解，对他们来说这不啻于一场政变，很多人甚至为此痛苦流涕。[38]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多次谈到的“退却”一词，应该在主动适应革命下降发展的意义上来理解。

面对革命的下降发展，俄共在政治领域的反应则更为复杂——在处理阶级之间关系时不但没有退却，反而带有局部“进攻”的特点，即延续甚至某些方面强化了内战期间的一些做法。俄共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前提下缓和工农关系，经济上对小资产阶级做出部分让步，但是政治上毫不动摇——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前镇压了喀琅施塔得水兵起义，此后对小资产阶级阶在政治上充满警惕、对小资产阶级政党采取更加严厉的态度。面对内战结束后的复杂环境，列宁多次指出，“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反革命势力是导致白卫分子卷土重来的政治跳板”[39]，并提出必要时对小资产阶级实施强制[40]等。但是在处理阶级内部关系方面，如在民主和集中的关系上，政策的天平继续向后者倾斜:内战期间产生的委任制替代选举制、一长制替代集体领导等做法保留了下来；为了在革命下降阶段的退却时期“保持秩序”，俄共强化了党内纪律，1921年俄共十大通过了禁止党内派别的决议；在政党、工会等关系上也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先锋队的作用进一步加强等等。俄共的无产阶级性质、俄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希望落在了“堪称党的老近卫军的那一层为数不多的党员”[41]身上。

不过，内战结束后俄共在退却的同时也保存了较大的延续性。在经济方面并没有改变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建立的较为集中的计划和调节体制，也基本没有触及在革命过程中完成的国有化；[42]在政治方面，对小资产阶级的严厉态度和战时产生的一些制度继续存留，这也使得苏维埃的政治结构带有了一定的集中色彩。苏维埃政权没有在革命退潮时被击垮，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得以保存，说明布尔什维克的上述应对是有效的。但是，苏维埃俄国的退却是否充分、俄共对革命下降发展趋势的应对策略是否最佳，似乎还是可以从理论上继续讨论的。尤其是考虑到，革命下降阶段的终点同时也是苏维埃俄国和平发展的起点，那么讨论在革命下降阶段退到哪里，就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如果我们承认一个新政权初始的政治经济制度对于后续发展有重要影响的话。自然，退却的“终点”在很大程度上受具体历史条件的制约，但是是否具有符合实际的理论准备和理论指导，其结果又会有着很大的不同。限于篇幅，这些问题只能留待他文再论了。

作者简介：曹浩瀚，男，1982年7月生，中央编译局马列部副编审、副处长，主要从事马恩著作编译工作，研究方向为马恩著作文本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