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AM芯片战争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中国从欧美大量引进技术。由于集成电路产品利润丰厚，全国有四十多家集成电路厂建成投产。包括四机部下属的749厂（甘肃天水永红器材厂）、871厂（甘肃天水天光集成电路厂）、878厂（北京东光电工厂）、4433厂（贵州都匀风光电工厂）和4435厂（湖南长沙韶光电工厂）等。各省市另外投资建设了大批电子企业。

1975年，北京大学物理系半导体研究小组，由王阳元等人，设计出我国第一批三种类型的（硅栅NMOS、硅栅PMOS、铝栅NMOS）1K DRAM动态随机存储器，它比美国英特尔公司研制的C1103要晚五年，但是比韩国、台湾要早四五年。那时韩国、台湾根本就没有电子工业科研基础。照片为北京大学校史陈列馆展示的器件。

引进国外先进技术——3英寸晶圆厂拖了七年

1973年，借着中美关系缓和及欧美石油危机的机会，中国希望从欧美国家，引进七条3英寸晶圆生产线，是当时世界最先进技术。这要比台湾早2年，比韩国早4年，那时候台湾与韩国还没有电子工业科研基础。1975年美国英特尔才开始建设世界第一座4英寸（100mm）晶圆厂。但是由于欧美技术封锁，最终拖了七年，中国才得以引进三条已经落后的3英寸晶圆生产线，分别投资在北京国营东光电工厂（878厂），航天部陕西骊山771研究所（西安微电子研究所），和贵州都匀风光电工厂（4433厂）。其中北京878厂的3寸晶圆生产线，直至1980年才建成，已经比台湾晚了3年，比韩国晚2年。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台湾工研院1975年向美国购买3英寸晶圆生产线，1977年就建成投产了。1978年，韩国电子技术研究所（KIET），从美国购买3英寸晶圆生产线，次年投产。1980年台湾联华电子建设4英寸晶圆厂。而中国大陆，直至1988年，才由上海无线电十四厂，与美国贝尔电话合资，成立贝岭微电子，建设中国大陆第一条4英寸晶圆生产线。这比台湾晚了八年，比美国晚十三年。在欧美联手封锁压制下，中国大陆只能买到二手淘汰设备。

1975年，就在台湾刚刚向美国购买3英寸晶圆厂时，中国大陆已经完成了DRAM核心技术的研发工作。北京大学物理系半导体教研室（成立于1956年，现北大微电子研究院），由王阳元领导的课题组，完成硅栅P沟道、铝栅N沟道和硅栅N沟道三种技术方案。在中科院北京109厂（现为中科院微电子研究所），采用硅栅N沟道技术，生产出中国第一块1K DRAM。这一成果尽管比美国、日本晚了四五年，但是比韩国、台湾要早四五年。直至1980年前后，韩国、台湾才在美国技术转移下，获得了DRAM技术突破，瞬间反超中国大陆。韩国直接从16K起步，台湾从64K起步。

1978年10月，中国科学院成立半导体研究所，由王守武领导，研制4K DRAM，次年在中科院109厂投入批量生产（比美国晚六年）。1981年中科院半导体所又研制成功16K DRAM（比韩国晚两年）。1982年，江苏无锡江南无线电器材厂（742厂），耗资6600万美元，从日本东芝引进3英寸晶圆生产线（5微米制程，月产能1万片），生产电视机集成电路。1985年，该厂制造出中国第一块64K DRAM（比韩国晚一年）。1993年，已经改组的无锡华晶电子公司（原无锡742厂），制造出中国第一块256K DRAM（比韩国晚七年）。

从上述历史，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在欧美技术封锁，以及1980年后，中国大陆减少电子产业投资的情况下，中国DRAM产业从领先韩国、台湾，然后迅速被韩国、台湾反超。尤其是韩国在美国刻意扶植下，依靠20亿美元左右的巨额疯狂投资，在DRAM产业取得了显著成果。

1977年8月1日，北京，凳和华在纪念南X昌X起义50周年大会上。

洋跃进——800亿美元疯狂计划

而中国大陆的这一局面，主要由于政治原因。1976年毛主席逝世后，左右各派为争夺权力，展开了激烈较量，经济领域是主要战场之一。1977年中国的外汇储备还有9亿多美元，7月份国家计委提出，今后八年花费65亿美元从国外进口技术设备，重点发展石油化学工业，其中只有一个陕西咸阳显像管厂是电子项目。政治局讨论时，（凳）提出可以花100亿美元进口设备，提高中国石油、煤炭和轻工业产量，以赚取更多外汇。8月，国家计委将进口项目提高到150亿美元规模，再次得到（凳）等人的肯定。

1978年2月9日，政治局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在叶的鼓动下，华将进口规模提高到180亿美元。3月份再次讨论时，华又将进口额度提高到200亿美元。要知道1978年中国的外汇储备仅有1.67亿美元，可见当时（凳）、华等人的决策是如何荒唐。到6月份，政治局再次听取报告，（凳）说得更干脆：同国外做生意，搞买卖，搞大一点，什么150亿，搞它500亿。500亿美元的规模，是3月份拟定的200亿美元的二点五倍。

受（凳）的影响，6月30日听取谷牧出访汇报时，华再次强调步子要大一些。国家计委讨论后，提出了花费1000亿美元引进技术的设想。7月上旬，国家计委初步整理，汇总了一个850亿美元的方案，其中400亿引进外资。（凳）也同意这个方案。9月9日，李现鲶在国务院务虚会结束时宣布：今后十年的引进规模可以考虑增加到800亿美元。李还称，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决策。

从65亿美元到后来的800亿美元，这帮人完全违背经济发展规律，如同儿戏一般，将气球越吹越大。其实，1958年大跃进时期，搞浮夸风、亩产万斤的，也是（凳）、李、叶这帮老狐狸。当时他们把主席架在火上烤，以赶他下台。1959年毛下台，换了刘上台。1978年大搞洋跃进，同样是为了将华赶下台。洋跃进号称要建设“十个鞍钢、十个大庆”，其中就包括（凳）力主拿出50亿美元，从日本新日铁进口设备，建设上海宝钢。而上海长江边的烂泥地，根本不适合建设大型钢厂。

1980年9月，北京，人大五届三次会议上，赵种里与（凳）、李一批人坐在主席台上。

狂印钞票——中国经济全面恶化

1978年中国的财政收入为1132亿元，光是一个上海宝钢项目就要投资300亿元，根本不是中国国力所能负担的。没钱怎么办？开动印钞机！1979年中国人民银行增加了50亿元人民币的供应量。同时期，为了体现改革开放的好处，中央开始给工人涨工资、提高粮食收购价、给文革时期打倒的牛鬼蛇神们平反，补发工资。给老革命家们盖别墅、换进口小轿车，提高福利待遇。1980年，在（凳）、叶等人的联手打击下，华终于被赶下了台。换了胡担任种书计，赵担任总里。但是经济形势已经开始恶化。

1979年全国在建的大中型项目有1100多个，财政赤字170.6亿元。1980年又新增了1100多项，财政赤字127亿元。上述项目全部建成，还需要投资1300亿元。为了弥补财政亏空，1980年央行又增印了78.5亿元钞票。从此，印钞票如同吸毒上瘾一般，成为中国经济毒瘤。1978年中国全社会的流通现金仅有229.59亿元，到1985年已经暴增至839亿元。光是1984年的钞票供应增幅，就高达惊人的39%。连年狂印钞票引发恶性通货膨胀。许多物价都至少翻番，高档烟酒等民用消费品价格，甚至直接上涨10倍，以致一些城市出现了“抢购囤积风潮”。

为了控制宏观经济的严重混乱局面，压缩投资金额。1980年中央一下子停建缓建了400多个大中型项目，1981年又停缓建了22个大型项目。其中就包括上海宝钢、十堰二汽、大庆30万吨乙烯等战略工程。盲目贪大求洋给中国经济带来严重危害，导致汽车、电子、航空等战略产业难以发展。像上海的运10飞机，在研制15年后最终流产。北京电子管厂（现在的京东方），想上马液晶项目，也因为缺乏国家投资而流产。更严重的危机还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