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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华大都市如何繁华?

2017-11-29 23:50|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121| 评论: 1|原作者: 马克思|来自: 《资本论》第一卷

摘要: 即便他们口头上如何的温情脉脉,但是其行为才是真正说明一切的东西。我们总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那些阶级敌人们,毕竟他们总是以同样的方法应付人。“反革命的事业天天都在做,但是在嘴上,在官方文件上,却总是满篇的仁义道德,或者多少带一些仁义道德,从来不说实话”(毛泽东)。
原著摘录 | 繁华大都市如何繁华?
2017-11-29 马列之声

【编者按】这里,我们明确地说,我们就是在射影某场寒风中的“城市改良”运动。即便他们口头上如何的温情脉脉,但是其行为才是真正说明一切的东西。我们总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那些阶级敌人们,毕竟他们总是以同样的方法应付人。“反革命的事业天天都在做,但是在嘴上,在官方文件上,却总是满篇的仁义道德,或者多少带一些仁义道德,从来不说实话”(毛泽东)。没错,我们还射影其他的什么事情。
任何有一点马哲基础的朋友都应当了解,事物间是存在共性的。我们找到了卡尔·海因里希·马克思博士在他某篇著名的著作中的一些片段。这是其对一百多年以前“辉煌的维多利亚时代”英国首都伦敦的城市改良的论述。
稍有常识的人都会发现,两个首都的行为是多么的相似。当然,我们从社会现象来反推一下经济基础的话,大概也是能明白二者的社会生产关系是何其的相似!

以下文字摘自《资本论》第一卷
第七篇“资本的积累过程”
第23章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

最勤劳的工人阶层的饥饿痛苦和富人建立在资本主义积累基础上的粗野的或高雅的奢侈浪费之间的内在联系,只有当人们认识了经济规律时才能揭露出来。居住状况却不是这样。在这方面,任何一个公正的观察者都能看到,生产资料越是大量集中,工人也就越要相应地聚集在同一个空间,因此,资本主义的积累越迅速,工人的居住状况就越悲惨。

随着财富的增长而实行的城市“改良”是通过下列方法进行的:拆除建筑低劣地区的房屋,建造供银行和百货商店等等用的高楼大厦,为交易往来和豪华马车而加宽街道,修建铁轨马车路等等;这种改良明目张胆地把贫民赶到越来越坏、越来越挤的角落里去。另一方面,每个人都知道,房屋的昂贵和房屋的质量成反比,房屋投机分子开采贫民这个矿山比当年开采波托西矿山花的钱还要少,赚的钱还要多。在这里,资本主义积累的对抗性质,从而整个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的对抗性质[注:“任何情况都不象工人阶级的居住条件这样露骨这样无耻地使人权成为产权的牺牲品。每个大城市都是使人成为牺牲品的场所,都是一个祭坛,每年要屠杀成千上万的人来祭祀贪婪的摩洛赫。”(赛·兰格《国家的贫困》1844年版第150页)],表现得如此明显就连英国官方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也都充满了对“财产和财产权”的异端攻击。随着工业的发展、资本的积累、城市的扩展和“美化”,灾祸越来越严重,以致在1847年到1864年间,仅仅由于害怕那些对“上流人士”也决不留情的传染病,议会就制定了不下十项卫生警察法令,在某些城市,如利物浦、格拉斯哥等地,吓破了胆的资产阶级还通过他们的市政当局来进行干涉。不过,西蒙医生在他的1865年的报告中仍然大声疾呼:“一般说来,这些灾祸在英国还没有控制住。”根据枢密院的命令,1864年对农业工人的居住条件进行了调查,1865年又对城市中较贫穷的阶级的居住条件进行了调查。人们在《公共卫生》第7号和第8号报告中,可以看到朱利安·汉特医生完成的这一出色工作。关于农业工人我在后面再谈。我先引用西蒙医生总的评语来说明城市的居住状况。他说:

“虽然我的职务上的观点仅限于医学方面,然而最普通的人道不容许我忽视这种灾祸的另外一面。在灾祸达到较严重的程度时,几乎必然会使人们不顾任何体面,造成肉体和肉体机能如此龌龊的混杂,如此毫无掩饰的性的裸露,以致使人象野兽而不象人。受这种影响会使人堕落,时间越久,堕落越深。对于在这样可诅咒的环境下出生的儿童来说,这种环境本身就是一种寡廉鲜耻的洗礼。如果想让处在这种境况下的人们在其他方面努力向上,追求以身心纯洁为本质的文明气氛,那是绝对无望的。”[注:《公共卫生。第8号报告》1866年伦敦版第14页注。]

就住宅过分拥挤和绝对不适于人居住而言,伦敦首屈一指。汉特医生说:

“有两点是肯定无疑的:第一,在伦敦,大约有20个大的贫民区,每个区住1万人左右,这些人的悲惨处境超过了在英国其他任何地方所能见到的一切惨象,而这种处境几乎完全是由住宅设备恶劣造成的;第二,在这些贫民区,住房过于拥挤和破烂的情形,比20年前糟糕得多。”[注:同上,第89页。关于生活在这些贫民区里的儿童,汉特医生说:“我们不知道,在这种贫民密集成堆的时期以前,孩子们是怎样被教养成人的。现在,孩子们同各种年龄的人混到深更半夜,酗酒,猥亵,寻事,他们就是这样在我国史无前例的环境下受着使他们将来成为危险阶级人物的教育;要是有谁敢预断这样的孩子将来会有怎样的品行,那他就是个大胆的预言家。”(同上,第56页)]“即使把伦敦和新堡的许多地区的生活说成是地狱生活,也不算过分。”[注:同上,第62页。]

在伦敦,随着城市的不断“改良”,旧街道和房屋的拆除,随着这个京城中工厂的不断增多和人口的不断流入,随着房租同城市地租一道不断地上涨,就连工人阶级中处境较好的那部分人以及小店主和其他下层中产阶级分子,也越来越陷入这种可诅咒的恶劣的居住环境中了。

“房租过高,只有少数工人才付得起一间房子以上的租金。”[注:《菲尔德的圣马丁的医官的报告。1865年》。]

在伦敦,几乎没有一所房产不寄生着无数的“中间人”。伦敦的地价总是大大高于土地的年收入,因为每个买地的人都抱着投机的目的,指望迟早会按审定价格(即征用时由陪审员确定的价格)再把地抛售出去,或者会由于靠近某个大企业而能诈取异常高的价钱。结果是,买卖快到期的租约成了一项经常的交易。

“对于从事这种营业的绅士们所能期待的,就是他们会象他们所干的那样去干——尽量从房客身上榨取一切可能榨取的东西,而把糟到不能再糟的房子留给他们的后继者。”[注:《公共卫生。第8号报告》1866年伦敦版第91页。]

房租是按周支付的,所以这些先生们不会冒任何风险。由于市内修建铁路的关系,

“不久前,我们看到伦敦东头有许多家庭从自己的旧住所里被赶出来,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背着少得可怜的家当到处徘徊,可是除了投奔贫民习艺所,找不到任何栖身之处”[注:同上,第88页。]。

贫民习艺所已经有人满之患,而议会批准的“改良”措施不过刚刚开始执行。如果工人因拆毁旧房而被赶了出来,那他们并不离开自己的教区,或者,最远也只是搬到紧靠原来教区的地方。

“他们自然想要尽量住在自己劳动场所的附近。结果原来住两间房的人家,现在也不得不住一间。即使出的房租比原来的高,住的房子却比他们被从中赶出来的那些糟糕的房子还要糟糕。住在滨河路的工人,有半数要走两哩路才能到达劳动场所。”

滨河路的主要街道虽然使异乡人为伦敦的富庶而惊叹,但是这条路本身可以作为伦敦人口拥挤的例子。据保健医官计算,在滨河路的一个教区里,每英亩面积就住有581人,而且还把太晤士河的一半水面算了进去。很明显,每一项卫生警察措施,都由于拆毁不适用的房子而把工人从某个街区赶出去,其唯一的结果就是使他们更加密集地拥挤在另一个街区,在伦敦历来就是这样。汉特医生说:

“或者是必须把这一整套办法看作荒谬的而予以停止;或者是必须唤起公众的同情〈!〉,让公众关心现在可以毫不夸大地称为国民义务的事情,这就是为那些不能出资自建房屋,但能定期交纳房租以报偿出租者的人提供住房。”[注:《公共卫生。第8号报告》1866年伦敦版第89页。]

让我们来赞美资本主义的公正吧!土地所有者、房主、实业家,在他们的财产由于进行“改良”,如修铁路、修新街道等等而被征用时,不仅可以得到充分的赔偿,而且按照上帝的意旨和人间的法律,他们还要得到一大笔利润,作为对他们迫不得已实行“禁欲”的安慰。而工人及其妻子儿女连同全部家当却被抛到大街上来,如果他们过于大量地拥到那些市政当局要维持市容的市区,他们还要遭到卫生警察的起诉!

十九世纪初,在英国除伦敦外再没有一个10万人口的城市。只有5个城市超过5万人。而现在,超过5万人的城市已有28个。

“这种变化的结果,不仅是城市人口大量增加,而且原先人口稠密的小城市现在也变成了中心,四周建筑起许多房屋,挤得简直没有地方让空气自由流通。这里已不再合富人的心意了,于是他们搬到爽心悦目的郊外去。继这些富人之后而来的住户,住进这些较大的房子里,每家一间,往往还要再收房客。这样一来,居民就都被塞到不是专为他们盖的、完全不适合他们住的房子里,周围的环境的确会使成年人堕落,使儿童毁灭。”[注:同上,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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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水边 2017-11-30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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