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贼于众”者的汉奸之谥 ——驳鲁迅媚日说

其次，鲁迅固然以揭示、批判国民劣根性为其毕生使命，但他从未说过中国人是“劣等民族”，他对“中国脊梁”的盛赞，正寄寓着他对同胞的肯定与期许，更何况，他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是以医治国人的灵魂为目的，决不是灭自家威风，长别人志气，更不是为“亡国理论”作铺垫。如果鲁迅真像憨子所说的日本人、德国人那样，一味“宣扬自己的国民是神的子民”，一味“论证自己的民族是世界最优秀的人种”，以此“鼓舞振奋士气”，那他不是法西斯主义者，就是狂热的民族主义者。这是以另一种形式陷鲁迅于不义。

其三，鲁迅对中医、中文和所谓吃人历史的批判是有其特定历史语境和特定内涵的，绝不能断章取义。在新文化运动的浩荡大潮中，鲁迅主张废除文言文（不等于中文）、推行白话文，是为了普及文化、教育，也是为了摆脱“古老鬼魂”的影响以利民族新生[9]，决不是否定中国的语言和文化。他对中医的批判固然有偏颇之处，但他的出发点是弘扬科学精神，并不是逢“中”必反。他对吃人历史的批判，原话出自1918年发表于《新青年》的《狂人日记》：“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10]这是狂人的呓语，不能等同于鲁迅本人的观点。但是，这段话确实深刻揭示了中国历代统治阶层的虚伪与暴虐，切中肯綮地证明了推翻专制王朝的正当性与必要性。其用心，依然是推动中国的变革与进步，决不是“诋毁中国”，更不是“宣传亡国理论”。

关于鲁迅对抗战的态度，清水君指控说：

“很难置信，在这样一个枕戈待战的时代，在这样一个百废俱兴经济腾飞的时代，鲁迅的眼里没有日本的武士刀在屠杀和正在准备大屠杀，鲁迅的眼里没有国民政府竭尽全力于内外交困中挽狂澜于既倒的努力！鲁迅的百万雄文中没有一个字眼的抗日言论！”

“我们不明白，文艺家身为时代的记录者和表演者，怎么可以对日本的巨大威胁无动于衷？当时军队在备战，人民在奉献，艺术界发起‘抗日赈灾义演’、‘慰军演出’、‘抗日话剧’，文学界虽然有‘国防文学’、‘抗日文学’之争，但都是在尽国民的责任，为什么所谓的‘族魂’却这样冷酷无情地讽刺嘲讽这一切的努力？”

所谓“鲁迅的百万雄文中没有一个字眼的抗日言论”简直是信口雌黄，肆意诋毁。对于鲁迅的抗日立场，可以找到许多例证，《友邦惊诧论》固然已颇具说服力，但更有代表性的则是《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鲁迅在这篇文章中指出：

“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所以这政策在我是认为非常正确的，我加入这统一战线，自然，我所使用的仍是一枝笔，所做的事仍是写文章，译书，等到这枝笔没有用了，我可自己相信，用起别的武器来，决不会在徐懋庸等辈之下！其次，我对于文艺界统一战线的态度。我赞成一切文学家，任何派别的文学家在抗日的口号之下统一起来的主张。”[11]

“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不论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鸳鸯蝴蝶都无妨。但在文学问题上我们仍可以互相批判。”[12]

此外，对于日本人的宣传王道，他讽刺说：王道只是霸道的另一形式，“以谈霸道为羞”的孟子如果生在今天，也要“羞谈王道的”[13]；对于日本人的宣传尊孔，他指出这是侵略者想用孔夫子做敲门砖，并断言侵略者试图以尊孔来欺骗中国人民是一定不会成功的[14]；对于1932年日寇发动的淞沪战争，他控诉道，在这场战争当中，日本侵略者屠杀了我们许多的孩子和全部的俘虏[15]。1933年，鲁迅先后撰写了《天上与地下》、《大观园的人才》、《诗和豫言》三篇杂文抨击对日态度暧昧、立场“似战似和、亦降亦守”的汪精卫，讥嘲其“半推半就假作娇痴”，有如“老鸨婆哭火坑”[16]，又援引汪精卫本人的诗句“此辈封狼从瘈狗”怒斥其甘做日寇帮凶。[17]

对于清水君信口开河，诬称鲁迅从无抗日言论，有人当面质疑他说：“你说鲁迅不抗日，我终于找到《友邦惊诧论》，其中有‘日本军占领了东三省……’一句，不是抗日的吗？”[18]清水君辩称：

“很高兴━━你‘终于’找到了鲁迅似乎‘抗日’的一句言词，但是，请你再仔细推敲，这篇文章中的所谓‘友邦’是指谁？文章的主旨是骂谁的？我想只要不是傻子，都能看出鲁迅文中所指的‘友邦’是主要是指美国及国联，而借‘友邦’惊诧不惊诧，所骂的，是中华民国；至于提到‘日本人占领东三省’一句，则完全是用来证明美国及国联的‘虚伪’、中华民国政府的‘无能可耻’！这才是鲁迅的真正意思。”[19]

这真是强盗逻辑。如果鲁迅对“日本人占领东三省”无动于衷，又怎么会愤怒斥责美国及国联的“虚伪”、中华民国政府的“无能可耻”？

其次，清水君对文学史的常识也不甚了了。他两次提到所谓“国防文学和抗日文学”的口号，斥责鲁迅讽刺这两个口号，并将其视为“鲁迅对国民政府的一切活动都无不尽冷嘲热讽挖苦诬蔑之能事”的证据之一。这真是让人啼笑皆非。事实是，文学史上只有“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之间的论争，一个由周扬提出，一个由同为左翼文论家的胡风提出，简称“两个口号”之争，并没有所谓“国防文学”、“抗日文学”之争，而且，无论是“国防文学”，还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实质都是“抗日文学”。鲁迅支持“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认为它有助于“推动一向囿于普洛革命文学的左翼作家们跑到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前线上去”。[20]这恰恰证明了鲁迅的抗日立场和“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21]的大胸襟、大智慧。清水君等人斥责鲁迅“冷酷无情地讽刺嘲讽”一切抗战努力、在日寇入侵时“给中国人民泄气”，真不知道是无知，还是判断力有问题？

关于鲁迅与日本的关系，憨子指控说：

“每次国家有难，他首先想到的是往租界日本人家里躲，这都是有据可查的。他的密友内山完造是个日本特务头子，以上海为根据地，以鲁迅这样的中国文人朋友做掩护，不知道为日本皇军侵华做了多少铺垫和准备。1932年日本军入侵上海——也就是凇沪抗战（也叫128事变），鲁迅挟全家老小躲到外国租界日本人内山完造的书店里……”

张生则援引一位“研究者”的观点指出：

“1906-1909年鲁迅滞留东京历史很值得怀疑，没职业也没家庭资助，但在东京却过着富裕悠闲的生活，雇日本女佣，还资助二弟留学。资金何来，推测是日本特高科发工资，密探留学生动向。直到特高科派他去中国另有任务，才离开东京。一二八抗战爆发，他躲到特高科驻上海的联络站内山书店。”

不过，张生本人也意识到“不能仅凭鲁迅在日本经济来源不明和日本间谍关系密切就认定他是汉奸”，所以他以更骇人听闻的臆测与曲解来“完美诠释”“一个汉奸的准确定位”：

“为了报答日本主子，凡是对日本有利的事情，鲁迅都是大力支持。凡是对中国有利的事情，鲁迅都大力反对。……中国青年动辄被日本人杀戮，不是因为日本人残酷残忍，而是因为我们不认真！我们的大水也没有日本的水温柔，总之中国甚么都不如日本！鲁迅认为日本人是注定要像蒙古人那样征服中国的。”

对于内山完造是日谍、鲁迅和他关系密切有汉奸之嫌的言论，鲁迅本人曾愤怒地驳斥说：“至于内山书店，三年以来，我确是常去坐，检书谈话，比和上海的有些所谓文人相对还安心，因为我确信他做生意，是要赚钱的，却不做侦探；他卖书，是要赚钱的，却不卖人血：这一点，倒是凡有自以为人，而其实是狗也不如的文人们应该竭力学学的！”[22]且不论鲁迅的“确信”是否有盲点，但根据谁指控谁举证的原则，那些指控鲁迅替日本作密探或打手的人必须提出确凿证据，如仅凭臆测作出判断，则纯属诛心之论。

对于清水君从鲁迅杂文中“提炼”出来又被张生“复制“的“中国青年被日本人杀戮是因为我们不认真”、“中国的大水不如日本温柔”、“日本人是注定要像蒙古人那样征服中国的”等“媚日反中”的观点，只要放回原文的语境，就可以清晰地看出鲁迅的本意和“鲁黑”们曲解的“功力”。

所谓“中国青年被日本人杀戮是因为我们不认真”之说，见于鲁迅的杂文《今春的两种感想》，原文如下：

“昨年东北事变详情我一点不知道，想来上海事变诸位一定也不甚了然。就是同在上海也是彼此不知，这里死命的逃死，那里则打牌的仍旧打牌，跳舞的仍旧跳舞。打起来的时候，我是正在所谓火线里面，亲遇见捉去许多中国青年。捉去了就不见回来，是生是死也没人知道，也没人打听，这种情形是由来已久了，在中国被捉去的青年素来是不知下落的。东北事起，上海有许多抗日团体，有一种团体就有一种徽章。这种徽章，如被日军发现死是很难免的。然而中国青年的记性确是不好，如抗日十人团，一团十人，每人有一个徽章，可是并不一定抗日，不过把它放在袋里。但被捉去后这就是死的证据。还有学生军们，以前是天天练操，不久就无形中不练了，只有军装的照片存在，并且把操衣放在家中，自己也忘却了。然而一被日军查出时是又必定要送命的。像这一般青年被杀，大家大为不平，以为日人太残酷。其实这完全是因为脾气不同的缘故，日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却太不认真。中国的事情往往是招牌一挂就算成功了。日本则不然。他们不像中国这样只是作戏似的。日本人一看见有徽章，有操衣的，便以为他们一定是真在抗日的人，当然要认为是劲敌。这样不认真的同认真的碰在一起，倒霉是必然的。”[23]

这段文字将“九一八”事变后上海抗日青年的“不认真”与日军杀害抗日青年的“认真”态度作了讽刺性的对照。上海抗日青年的“不认真”体现在练操没有恒心和马虎对待操衣、抗日徽章等物品，以致于严峻的抗日形同“作戏”。与此相反，日本人在镇压抗日青年时却极为“认真”，凡有徽章、操衣者，虽然“并不一定抗日”，通通捉走杀害。很显然，鲁迅的本意是对“招牌一挂就成功”的“招牌主义”做事风格与中国青年对待抗日的儿戏化态度加以揭示和批评，决不是赞赏日本人的认真“杀人”，更不是对中国青年的惨遭屠戮冷嘲热讽。“鲁黑”们之所以将“中国青年被日本人杀戮是因为我们不认真”之说看成是媚日言论，一方面是断章取义，另一方面是读不懂鲁迅的反讽语气和“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悲愤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