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八九个部队高级将领的夫人，也不知道她们是怎样串联到一起的，要求见主席，告她们的丈夫进城后生活腐化变质，看不惯她们了，想找年轻美貌的姑娘另结新欢，变成“陈世美”、“牛金星”、“刘宗敏”了；还有哪个首长离了，娶了新娘子；哪个首长暗中有好几个小老婆；哪个高级干部嫌自己评到的级别低了，不满意，不学习，不求上进，整天喝酒，骂骂咧咧，还摔盆子打碗；还有哪个高级干部怎么样要部下弄钱、享受，占好房子、大房子。诸如此类。甚至也有反映中央常委、政治局委员情况的。总之，很多党和军队的高级首长，早已忘掉了主席的“两个务必”、“进城赶考”、“不当李自成”、“不做刘宗敏”的警告了。 这些夫人都是老革命、老资格，我叫她们老大姐，其实她们当时的年龄也就四、五十岁，不是真的老了。她们都告到主席这里来了，说明各家情况是相当的厉害了。她们事先拟好了一份名单，我请她们交给我，她们不同意，非要亲自见毛主席！我向杨尚昆报告，请他见见这些老大姐。杨尚昆圆滑老练，知道那些老大姐他一个也不敢得罪，得罪了就等于得罪她们的丈夫了。出来就要听，听了就要回报，不汇报就是欺骗主席。汇报了，主席批评了那些将军、首长，就等于还是得罪了那些将军、首长，也还是得罪这些老大姐。反正里外得罪人，他干脆不见。老大姐们原以为我是收发室传达，我细心耐心、苦口婆心跟她们讲清楚，我就是专门负责接访的，有什么事跟我说是可以的，我去汇报。我进进出出好多次，不断进去报告，她们却还是不断见不到中办领导，更不用说指望毛主席知道她们来了。终于她们明白过来了，说我们来了见不到主席，也不能白来一趟，总这样跑来跑去也不是办法。我们也不想为难你，见不到毛主席的话，你拿笔来，好好帮我们记下来。我说，好，好！她们原本不想跟我说的事，这时也都慢慢跟我说了。我就一个字一个字，很认真地记录下来。完了，她们千叮咛万嘱咐：“小同志，这事不能给别人说，信也不能给别人看，我们相信你，你一定要向毛主席汇报啊！我们看你是毛主席的好干部啊。”我说：“好，好，我去整理整理，打成文件，一定及时跟主席汇报。”我真是认真去整理了。我给主席的报告不能写得太具体，都是概括性的东西，但是人名都写上了。主席很认真地看了我的报告，一个名字划一杠，一个名字划一杠，然后批示了很长一段话，最后说请刘、周几个人阅，请罗荣恒同志处理，处理完了将结果报告给他。罗荣桓怎样处理的，我不知道，因为这个处理不经过我们秘书室，是罗荣桓直接跟主席报告的。但因为是我写的报告，我很关心这事，我注意到，从报纸上面再也看不到一些人的名字了，出席国庆招待会时，也看不到这些人了。估计罗荣桓处理得很严肃，罗荣桓是个很正派的人【注2：罗荣桓】（这是进城后不久的事。1954 年高岗事发，后来说高岗怎样腐败，我就联想到这些老大姐告状的事。党内不只一个高岗啊，“高岗”太多了，情况都跟高岗差不多）。 这类问题即使有的看上去没有什么大不了，其实都是很严重的，因为它们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活、干部的变质和党的形象。这类问题，凡涉及到高级干部的，我们都不写进综合报告里，要作专题报告。主席则对这类报告特别重视，有的批示叫大区的书记去查，有的就让中央有关部门直接查，像老大姐们反映的军队高级干部的问题，就是叫罗荣桓开专门会议解决的。还有的甚至叫董老（董必武）亲自过问。我从主席这些批示中能感到，主席从那时开始就非常防范干部特殊化问题了。由于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问题出得很多了，1951 年底，毛主席决定发起一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运动中，主席想要杀掉刘青山、张子善两个人。对毛主席的这个决定很多人当时是意见很大的，我记得华北局里面就有人说，这两个干部功劳很大，不要杀吧，要杀也顶多杀一个；有的说，他们的钱也都没用，还在那儿，拿回来就算了；还有的说，革命革了一辈子，翻雪山过草地，长征都没死，革命成功了，倒让自己人给枪毙了，杀了他们会让老干部心寒；连黄敬【注3】和其他一些很大的干部都给这两人说好话了，说毛主席自己在延安整风时说过一个都不杀的，希望毛主席刀下留人。好像只有刘澜涛、薄一波等少数人是主杀派，支持主席。我听李银桥说，毛主席一晚上都没睡好觉，翻来覆去想，杀还是不杀，最后下决心要杀，毛主席还说过这么一句话：“唉！他们也算是为革命最后做个贡献吧！” 主席这样做，有点像三国时曹操向监粮官王垕借其项上人头一样，迫不得已。当然，曹操是杀了无辜的王垕，而毛主席杀刘青山、张子善是因为他们贪污腐化证据确凿。二者性质是完全不同的。【注4：曹操借王垕人头的典故】。 凡是当时涉及到高级干部的专题报告文件，现在也应该都没有丢，它们是主席批过的，谁敢丢？除非故意销毁！如果能把这些报告和主席的批语都公开，那是能让人民更多了解建国以后党内干部，尤其高级干部腐化变质的过程和严重程度的，也能使更多的人对后来毛主席为什么要亲自发动文化大革命多一份了解和理解。但是，现在出版的主席建国以来文稿就完全没有主席的有关批示，更不用说原始报告附件。 4.4 毛主席重视民主人士的来信和友情 有一类知名民主人士的来信，从广义上讲，也属于群众来信，但又不是一般群众来信，那些来信远不如一般群众来信多，但是处理的难度很大。我刚一开始办信就遇到了这类信件。哲学家、佛学家熊十力，给毛主席送来一封信和一本他自己写的《新唯识论》。田家英交代我，把信和书的要点摘出来呈送给主席。《新唯识论》是讲佛学的。可我1950 年才19岁，马列看了不少，佛学不知其所云，也不懂佛教，更不知道佛学和佛教是不同的，只知道阿弥陀佛，到庙里逛逛，看看四大天王、如来佛的像，别的都不懂，佛经也没念过。佛经有很多术语、专有名词，比如，如是我闻，是什么意思？不知道。《心经》我背了半天还是不知道说啥，想找个出家和尚问问，附近也没什么庙。《新唯识论》，看不懂也不知道怎么摘要。由于有保密条例的限制，我还不能叫别人去弄，就只好硬着头皮去弄、去钻研。我一头扎进中南海机关图书室，找词典，但查了半天，不解决问题，因为词典主要是解决一个个词，要想看懂，就得系统研究；找哲学书籍参考，但忙来忙去好一阵子，还是许多问题一头雾水。在中南海机关图书室里，没有找到可参考的佛学书籍，我就跑到中南海北门外的北京图书馆去找，终于找到一套普及佛教知识的书，跟白话文一样。《心经》的白话浅释，《大悲经》的白话浅释，《华严经》的白话浅释，我就从这个入手。后来还查到了熊十力自己关于“唯识论”的通俗讲演稿，又反复苦读。前前后后足足用了两个礼拜，总算勉强对老先生的信和书的要点知之一二了，远不是完全领会，就是知道哪句话、哪些字是他的中心意思、扼要意思就是了【佛学与佛教不同。孟繁华等的整理没有加区分，我这里做了一点处理，未必完全妥当。孟繁华稿子中的“白话浅识”，不知道是不是固定说法，我改为了“白话浅释”，如不妥就改回。此外，“通俗演讲稿”原来材料好像说是熊十力自己的。孟繁华稿子没这样交代。我把前后材料融合在一起，且彼此不冲突。这些内容请戚老留意核准】。 随后我写了一份几百字的摘要交给田家英，他再送给毛主席。毛主席看了后，在上面划了一些道，又翻了翻熊十力的书，在重要的地方做了些记号，然后给熊十力复了信。为完成这个看似简单的任务, 我整整两个星期加班加点，主席靠我搞出的摘要，给老学究回了信。知道这些之后，我就很有成就感，心里很滋润。 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像章士钊、柳亚子、符定一、黄炎培、陈叔通、黎锦熙、金息侯等人的来信，古雅的文字里常夹着生僻的典故，我都要弄懂了才能摘要。主席诗词文章、历史、哲学功力都是莫测高深。所以，这些民主人士虽然一个个满腹经纶，但给主席写信，都不敢信手写来，多是苦心孤诣，尽显文章风骚。这好是好，却为难了我们这些个晚生之辈。不过，对我而言，是个学习的机会，我很珍惜，慢慢我就形成夜读的习惯，常去中南海机关图书室和北京图书馆夜读。北京图书馆的书多，环境好，晚饭后没事，我先去那里，那里闭馆后，再回中南海，到机关图书馆继续夜读。黄炎培这个人我在上海读书时就知道，他办了许多学校，还常免除穷孩子学费。因此，我对他的印象很好，一看到他给主席的信，就马上送上去。可是，在处理章士钊的来信时，我犯了个想当然的错误。 我在上海念书的时候，看过很多鲁迅的文章和书，《鲁迅全集》也看过几集，知道鲁迅和章士钊“打过官司”，把章士钊骂得很厉害。例如，在《从胡须说都牙齿》中，鲁迅就写道：“又是章士钊，我之遇到这个姓名而摇头，实在由来已久……”。北洋军阀镇压学生运动，制造“三一八惨案”【注5】，那时章士钊是教育总长。开枪的事他决定不了，但学生请愿好几天了，他怎么不管？所以我认为他是有责任的。鲁迅的名望、革命性、战斗性是众所周知的，毛主席对于鲁迅的赞扬和肯定，我也是早就知道的。那时候，我已经读过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知道毛主席是把鲁迅的方向，确立为新民族文化的方向。我不喜欢章士钊，对他和毛主席的关系也不了解，鲁迅又骂他那么厉害。我相信鲁迅，相信他不会瞎说。想当然认为章士钊是个反动派，没资格给毛主席写信。而且他不过是对时局发表一点看法，对什么改造发表一点看法，却用古文写，字句拗口，那些问候的客气话，用词十分古怪，我看不太懂，就知道大意，让人烦，就把他的信扣压下来了。这一扣压不要紧，章士钊见给主席的信，主席不回，就到总理那里要说道。总理追就问田家英。本来，所有的来信中，北京的最重要，因为北京地区民主人士多、名人多，他们的信不能怠慢，田家英选我来管，就是因为他觉得我读了不少书，不会出错。哪知道，我要不读书就往上送了，偏偏读了一点书，又偏偏读过鲁迅，看到鲁迅和这个写信的章士钊还有那个过节儿，反而把他的信给扣了。田家英来问我，是不是有章士钊的来信？我理直气壮告诉他：“是有，我压下了。他是个反动派。”田家英一听，说：“好家伙，章士钊的信你怎么能压呢？”田家英严肃地批评了我，还和彭达彰一起，召集几个人开会，说章士钊不是像你一个小人物，他是毛主席的一个长辈、长者，给毛主席写信，毛主席一点声音都没有，不理睬人家，这牵涉到毛主席的威信问题。田家英还说要给我处分。那是我到中南海后第一次挨批评。过了一段时间，处分没有下来，我就去问田家英。他笑了笑说，批评是批评，你这个事儿，事出有因，情有可原。然后悄悄告诉我，他也犯过这个错误，也扣押过，挨主席批评了。不知者不为罪，算了，下次注意，有什么不懂的，先问我们，不要自作主张。这事就这样过去了。 事后我才知道，毛主席和章士钊的公交、私交都很笃实，非同一般，其渊源落在上世纪20 年代前后。那时毛主席还只是个热血青年，章士钊初次读到毛主席的文章，被其文采、抱负、气势和论事道世鞭辟入理、雄辩无比所震惊，说过“不得了啦，湖南要出帝王了”，还亲自接见了毛主席和蔡和森——这是周总理告诉我的。章士钊是个民主派，是坚决反对封建帝制的，他这话不是说毛主席要做皇帝，不过是个借喻而已，用以赞叹毛主席有雄才大略，中国的革命，要在毛主席手里出个非凡的新气象。后来，章士钊给毛主席好几万块钱，毛主席把这些钱一部分用于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一部分用于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毛主席赞扬章士钊真心为民主是很坚决的。由于两个人有这层关系，他们就一直有来往。章士钊给毛主席写信，毛主席都有回信的。我把他的信扣压下来，自然是“惹下大祸了。 说到他们两人的交情，有件关于主席给章士钊送鸡的事就不得不说。那是1955 年的一天，晚饭后毛主席让警卫买两只鸡给章士钊送去。那时候鸡很紧俏，天黑了，商店已关门、摊贩也收摊，警卫只好去找人帮忙才买到鸡，等把鸡送到章士钊家中，已是半夜了。章士钊收到鸡，连声称谢。这事很稀奇，大家传来传去，却都不知道个中缘故。有人问田家英，他也搞不懂，仅说主席给老人送点礼是常有的事。1967 年，我向康生问及此事，他给了我一个出人意料的解答。康生没有正面回答我，只叫我去翻翻《三国志》，看曹操和乔玄的故事。我按图索骥，找到这个典故。原来，曹操二十多岁时尚不得志，默默无闻，一次去拜见乔玄，乔玄却很赏识他，说：“如今天下将要战乱，能够安定天下的人除了你还有谁？”在乔玄眼里，曹操是“命世之才”。从此，曹操引乔玄为知己，与他成了忘年交。乔玄临死时请曹操照顾自己的家庭，还要求曹操以后路过他家乡的时候，要拿一只鸡来坟前祭奠他，否则“车过三步”就会肚子痛的。曹操果然照办。毛主席初识章士钊的时候，也是二十多岁的青年，能得到章士钊的欣赏，大概是有曹操遇乔玄的感怀吧。他给章士钊送鸡，我推测似乎是在表明他们之间有类似曹操与乔玄之间那样的彼此相知和彼此不负。两只鸡就把相隔近两千年的两段佳话传之于后人了，毛主席的玩笑与幽默，也是大风大雅。 主席不光对章士钊另眼相看，对其他很多民主人士和名流也是相敬如宾的。毛主席过生日是不让人祝寿的，有些名人像齐白石、叶公绰、张伯驹、陈半丁这些人，就会作一幅画，例如画个长寿鹿什么的，赠送毛主席。毛主席知道：画是要钱的，他们给我画画，虽然不是为了要钱，但我也得给人家一点东西。那时，主席还没有稿费，他就想拿他的津贴买些礼品。杨尚昆知道了，就说人家给主席画画，实际是给共产党画的，这个钱由办公厅从办公费里报销，不要用主席的津贴，主席的津贴也不够。买什么礼品呢？主席很讲实惠，说不要买什么花花草草的，就买火腿，一个人送一条火腿，另买些糖果，糖果要买软糖，他们年纪大的，硬的不一定咬得动，再买些买好的糕点【材料用了“后来杨尚昆知道了”这个说法，那么到底主席是先用了自己的津贴，“后来杨尚昆知道了”再改用办公费用呢？ 还是一开始杨尚昆就知道了，根本没有用主席的津贴？】东西买好了谁去送呢？田家英说，大学生都还是小孩，代表毛主席去送礼不大合适。当时，来信组年纪最大的叫俞永廉，三十多岁，胖胖的，长得比较老成一点，可他脖子上长癣，不太好看。剩下的那些人，小的小，瘦的瘦，不太上相。我给田家英提建议，让俞永廉穿件新衣裳，把衣领往上提一提，把脖子遮一遮，就蛮好的。可田家英看了半天，还是决定让我去。因为我当时虽然年纪也才刚20 出头，但脸比较黑，看上去快三十岁的样子，算是比较老成了。后来，彭达彰给我们要了两部车（那时只有主任、副主任才有资格要车）。我就照着名单，挨家挨户代主席把礼物都送到了。时至今日，还总有那么多人，说什么主席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时受了胡适的冷遇，就开始仇恨知识分子，说得有鼻子有眼，还说主席建国后从来就不重视知识分子。那么，主席与这些大知识分子和名流们之间如此笃实的交情又说明了什么呢？ 4.5 我自己在为毛主席处理群众来信中的一些感悟 上面列举的都是我自己在为毛主席处理群众来行中所直接经历的部分重要事情，实际上其他同志都有各自不同的重要经历，要都汇总起来，说不定就是一本专著。即使我自己经历的，以上也只是便于归类的一些事情而已，还有很多是没归入的。比如，庆贺电报宽泛地说，也算是一种群众来信。建国初，群众热情高涨，一碰到什么事情或者节日，就给中央和毛主席发来祝贺与致敬的电报，热情洋溢却没有什么实质内容。那些电报数量巨大，有时堆满整个房间，让秘书室领导们不胜烦扰。刚开国，中央机关的纸张很紧张，我们办公都要利用用过的废纸甚至旧报纸的空白处，这些电报纸纸质不同，不能再利用。所以，我们也都很头疼。而且那时拍电报的费用很昂贵，这么多电报需要多少钱啊！秘书室把这个情况反映到毛主席之后，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一定是当地的领导让群众或者以群众的名义发来的。然后，他就让中央办公厅发文，禁止了这种做法。这不是打击群众的热情，而是因地制宜，体谅群众，爱护群众，也是关心我们秘书室同志的工作，不要我们耗费时间在无谓的事情上。 还有一种来信也比较特别，看似很普通，却不是通过秘书室，而是通过机要室直接呈送主席的，任何人都不能看的。当时，有些主席批下来的信到了我这里，我一看这信不是由我们秘书室送上去的，就知道主席另外还有通讯渠道。后来我知道，主席为了更全面掌握情况，到各地视察，常会就地找一些人直接给他写信。他们中有农民、小学教员、知识分子，演艺界人士，各行各业都有。反映的情况也十分广泛，都涉及群众生活和群众迫切关心的问题。有个红线女，是个越剧演员，她就可以直接给主席写信。一次她到外地演出，了解到那里的物价高，烟酒都跟着涨价了，就把情况写信告诉了主席。主席后来在一次中央会议上问，为什么烟酒涨价？参会的人都被主席的问话搞得不知所措，也都不知道主席是怎么知道的。这样的信是寄到北京XX 信箱，写上“XX 收”。毛主席后来有交代，我们一见到这样的信，谁也不能拆，必须交给徐业夫，由徐业夫交毛主席本人拆看。叶子龙管机要室，经过机要室给主席的信，密级就是最高的了。这样的信密级却还要高。写这样信的人就是后来大家知道的主席的“通信秘书”，李锐就是其中之一。主席是看李锐在长江三峡水利建设上有些好的意见，才让他担任自己的通讯秘书的。主席用了一批这样的通信秘书，他们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主席秘书。 1950、1951、1953 这几年秘书室的年度报告都是我写的。这是因为田家英看到我处理群众来信的具体成绩比较优秀，写起来言之有物、下笔有情，而且我那时也还协助他搞《毛泽东选集》编辑，他对我了解最多，非常信任我（我还因为经常给中央反映重大情况当选了XXXX 年中直机关劳动模范）。但到了1954 年，情况变了。有一次，杨尚昆的秘书孟繁述在吃饭的时候跟我说，秘书室的报告应该是写给办公厅，由办公厅再转给主席。我把这话向田家英做了汇报，田家英说，这个就困难了，主席说这个报告是要直接给他的。但是，田家英又怕得罪杨尚昆，就跟我说，那以后就不写书面报告了，用口头报告给主席吧。 秘书室这个时期为毛主席处理来信来访的实践和经验，以及毛主席对于群众来信来访的重视和相关批示，成为了后来党和国家规范化的信访制度的基础。 在为主席处理群众来信期间，我读到了一些列宁关于重视群众来信来访的教导。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政党和国家机关，要保持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就要搞好群众的来信来访工作。他要求共产党员应该把群众的来信来访反映问题，当作“劳动者无报酬地履行国家义务”来对待。列宁自己还曾亲自接待过很多来访者，他的接待室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接待室”。毛主席和列宁一样地重视群众来信来访，早在中央苏区时期，毛主席就写出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提出要实现党的中心任务，就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关心群众疾苦，注意工作方法。我有了为毛主席处理群众来信的许多经历之后，对列宁对待群众来信来访的事迹就更加体会深刻了，为了纪念列宁诞生八十五周年【材料原来说的是列宁逝世二十五周年。列宁是1924 年4 月21 日逝世的，不是“逝世二十五周年”】我在1955 年4 月写了《列宁怎样对待群众来信来访工作》的署名文章，向《人民日报》投稿，《人民日报》居然在4 月22 日（列宁的诞生日）的第3 版登出了。这在当时中南海的工作人员中，是绝无仅有的，大家知道后都比较惊讶。 从为毛主席处理群众来信这个时期开始，我就觉得，我跟主席是心连心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心灵感应这回事，我原来始终相信唯物主义。现在想，心也是有能量的，也许会有感应吧。邓小平重新掌权之后，我在秦城监狱，忽然一天感到我母亲病得厉害，我是和母亲相依为命长大的，对母亲的感情很深，我预感到母亲可能病重了，要离开人世了，就向中央打报告，请党中央开恩，批准我跟母亲见一面。他们没有开恩，晚上我就梦见我母亲死了，第二天我嚎淘大哭。我打小就不为什么难事哭，在监狱也从来不哭的，那天却突然就哭起来了。1986 年我出狱后，看我母亲死时的照片，跟我梦见的好像一模一样。我无语了。我一个17 岁就加入地下党出生入死干革命的人，一点小小的人道主义要求都被拒绝了！自那以后，我就有点相信心灵感应了。我想它可能是像磁场一样的一种波动，波浪会散发出去，而这种波浪就跟电视机一样，有各自的频道，当两个频道频率一样就能彼此接收到。 我的总的体会是，毛泽东对各界来信都很看重，又特别重视工人、农民反映情况和要求解决困难的来信。我是实实在在感受到，毛主席是真心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普通老百姓的疾苦！我之所以一生崇拜毛主席，在秦城被关了18年也不改，到老了还是不改！就是因为毛主席是真关心为老百姓的。周总理也关心，但我感到他总不如毛主席那样关心。当年的政务院比我们秘书室知道的东西多，可是毛主席知情并解决这些问题，都是先有秘书室把群众反映的问题汇报上去才发生的。领导的秘书，尤其党和国家领袖的秘书，其实是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不是领袖或领导的私仆，而是领袖或领导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纽带与桥梁。主席日理万机，根本没有时间、也根本没有必要，亲自一件件详细阅读群众来信。惟其如此，秘书室的作用和价值才显得重要，呈送到主席那里的材料，才要格外及时准确地反映人民群众的真实疾苦和表达出人民群众的真实心声。 注1：黄炎培简介及其给主席的谈解决农民困难的信。 注2：罗荣桓简介 注3：黄敬简介 注4：曹操借王垕人头 注5：三一八惨案 （本章出现的人名很多，事件也很多，以上提出加注的只是其中几 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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