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借一块菜地，翟龙萍和父母在北京生活了14年，其间，家里又迎来了两位妹妹的出生。而这个冬天，她们必须离开北京。

进入11月的第一天，北京初冬的斜阳铺在苇沟大桥附近的菜地里，翟龙萍和母亲蹲在地头，采摘两畦最后的青菜。

菜畦点缀着一些落叶，青黄相间，像一块铺在温榆河畔树林中的地毯。12年以来，它安放了一家人的生存，眼下犹存绿意，却在“疏解非首都功能”的秋风中走到了尽头。

这是翟龙萍在北京的最后日子。一周以前，父亲带着两个妹妹回到山东老家莒县大翟家沟，三姐妹告别了就读的青红蓝打工子弟学校，暂时辍学。父亲赶回老家是因为奶奶重病，母亲和翟龙萍之所以留在北京，是为了和迁离的期限赛跑，抢救一点菜地上最后的收成，清偿赊欠老板的地价和学校的学费。

菜地边是一家人栖身的棚屋，它和附着在路旁的其它种菜人户一样矮小斑驳，眼下和菜地一样朝不保夕，屋顶下空空荡荡，所有的家什和被褥都和邻居一样堆放地头，苫着一张塑料布，以防那些人深夜前来，按照多次警告过的，不由分说扒除房子。 

因为长年放学后下地干活，翟龙萍摘菜的动作和母亲一样熟练，手持制图小刀割去青菜根部相形粗劣的两片叶子，偶尔顺手拈出菜心中的青虫。摘好的菜按大小两类分别装入涂料桶，再装入大筐，晚上过水清洗，隔一两天去十几里外的刘各庄市场发卖。 

苇沟地近首都机场，空中每隔两分钟掠过飞机庞大的身影，轰鸣声就在头顶，却又无比遥远。母女坐着马扎，一点一点向前挪动，看起来注定难以抢救菜地大部分的收成。手指发冷，去年的冻疮开始隐隐作痒，寒潮就要南下，这大约是最后两天的晴朗日子。 

翟龙萍的心情有些矛盾，不知道是想回到同样朝不保夕的学校，再上几天课，还是索性早些回山东老家。老家只是出生之初呆过两年，逢年过节回去过几次，没有现成的课堂，甚至户口都不在当地，相比之下生长于斯的苇沟菜地更为熟悉，眼下却不容逗留。

妈妈的心里感觉更沉。前几天送丈夫和两个闺女走，三妹翟心萍说舍不得这里，妈妈说你作文好，回去写一篇《北京，我的第二故乡》，三妹在车上哭了，妈妈的眼睛也湿了。 

“怎么就不让人呆了。”手上摘着菜，妈妈心头发沉，像菜地打了沉沉的露水。十四年以前夫妻来到北京永定门车站，从此在五环外辗转，一直靠着种菜的手艺生活，最后落脚在这处温榆河畔偏远的菜地，打算在棚屋里把三姐妹养大，一直觉得北京“挺好的”，“像自己的家一样”。眼下却知道，自己是要被立刻赶走的外人。 

作者图｜一家人住在北五环边

眼泪打湿了手背，心里比割菜的手指更冷。老家前途茫茫，眼下的菜地和课堂，却注定要在一阵寒流中飘逝。

青红蓝学校隐身在混杂拥挤的管头村深处，两扇生锈紧闭的铁门背后，没有标识和百度定位，外边的人很难找到这里。 

一座逼仄封闭的大杂院，露着不合时宜的彩钢屋顶，几进破旧的平房墙皮剥落，留着前身一座幼儿园的残存彩绘，就是课堂栖身之处。几乎难以相信，这里能够容下一所九年制学校。

以前的校址要宽敞得多，在半壁店村的大道旁，有敞亮的大门和整齐的校舍，宽阔的操场旁种着高高的行道树，半年前被勒令停用，眼下仍旧闲置，铁栅门上端还保留着“北京青红蓝学校”的标识。

翟龙萍换过好几个学校，从东辛店的百年学校，到天竺学校、金盏学校、育星园学校，都是打工子弟学校，上着上着就关了。五年级那年，爸爸卖菜时看到了青红蓝的招生广告，从此定下来。青红蓝学校比较大，有一些公益组织参与，每年资助翟龙萍五百元学费，三姐妹身上的衣服也有志愿者捐助的。

这学期开始，学校流落到眼下的大杂院内，情形变得异样。

没有了操场，上不成体育课，学生只能在过道和以前小朋友的游戏场内活动。连厕所也只是路边的简易棚子，只有男女各两个蹲位，下了课打开一会铁门，轮流去解决。没有冲水，放着两只大桶，校长课间站在校门口，不断大声提醒学生舀水冲厕。 

课堂空间小，回声大，很多时候老师讲的听不清。人心惶惶，座位上的同学越来越少，不断有人离开，以前的五百多个学生只剩下一百多人。老师也走了大半，只剩下几个退休后出门打工的老教师，住在背光狭窄的宿舍里，铺设简陋凌乱，似乎随时准备搬家迁徙。学校最近又接到了迁址通知，被校长“撕巴”下去，铁门不敢径直打开，防止被人举报扰民。

和大多数北京打工子弟学校一样，青红蓝从来没有摆脱过缺乏合法身份的窘境，类似“地下课堂”。眼下在疏解非首都功能的寒潮中，它更像是菜地上空一片随时可能飘零的枯叶。 

这学期报名的时候，三姐妹的爸爸就说先上着，不定什么时候就要离开。翟龙萍把消息告诉了自己最好的朋友，妹妹翟星萍也告诉了同桌，因此前几天姐妹没有出现在课堂上，同学们并不吃惊。倒是校长有点生气，觉得家长没打招呼，欠的学费担心就此作罢。学校的处境朝不保夕，她也去留彷徨。“最近一段，区教委找我谈了三次。” 

在学生们看来，他们处身的这处课堂，最多能够坚持到放寒假，自己和父母也不知道在北京逗留多久。课堂比以往显得闹腾，同学们照旧听课、诵读和嬉笑，不知忧愁，却有些走神，似乎一种无形的东西已经不在这里。

上学的费用并不算少。上初中的翟龙萍和三妹需要一学期2800元学费加书费，上六年级的四妹则需要1800。以前的学校也一直都是“高价”。加上在家乡上技校的大姐，消耗掉了家里多年种菜的大部分收入。 

收费并不足以让青红蓝光景宽绰。随着学生降到不到一百多人，加上迁址的折腾，以前有所盈余的学校开始捉襟见肘。仅仅一年13万的房租，加上老师每月三万多块的工资，已经不堪重负。学校照的是工业电，1.50元一度，只好免除了晚自习，也防止学生下课晚不便回家。  

学校没有食堂，中午学生纷纷走出铁门，到村里买煎饼果子包子吃，没有正式的饭菜。在以前的校园，因为濒临马路出校不安全，翟龙萍姐妹解决的办法是泡方便面，费用同样是每人五块钱。 

村子里不通公交车，学生们放学后需要走两里路到公交站，再搭公交车回家。翟龙萍三姐妹离得远，以前是坐校车，每人一学期四百块钱，现在路程变远，涨到一个月200，只好放弃，改骑自行车。以前种菜人家上学的孩子很多，能够坐满一校车，眼下只剩下一个邻家男孩了。

家里买不起那么多的自行车，爸爸想到了点子，把野外被人破坏抛弃的共享单车修好，作为三姐妹的坐骑。但由于自行上锁，仍旧引起了他人反感，前一段姐妹三人的车锁被人灌入泥土，当天不得不步行回家，走了一个半钟头。爸爸只好找老乡借了一辆旧车，又找到两辆废弃的普通自行车，修理好了给三人骑行。 

三姐妹的学习都不错，四妹翟心玉的英语最好，是课代表。前两天辍学在家，妈妈摘菜累了休息，让四妹拿出英语书朗读了一段。妈妈上过初中，中考成绩不错，因为家庭重男轻女没上成高中，虽然辅导不了女儿们了，还能依稀听懂一点，“觉得她念的很流利”。

在地里摘菜时，翟龙萍接到了同学的电话，她对着听筒说：“我在拔菜，没法上学。”回到老家的两个妹妹，也在电话里告诉妈妈，她们想上学了。

作者图｜一家人在菜地拔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