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毛泽东创建的继续革命理论，起始于党的十届八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在重提阶级斗争问题以后，毛泽东首先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运动)。1964年初我参加了“四清”工作队，几乎经历了运动的全过程;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展以后，我回机关参加了文化大革命，奋起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成了造反派头头;以后，到“五七”干校劳动锻炼;改革开放前，我转入大学从事理论研究，课题就是人民公社，而改革开放的私有化变革，首先就是从推行“包产到户”开始，我参与了“包产到户”的理论斗争;离休以后，陆续购买了毛泽东的一些著作，如《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3册、《毛泽东文集》、《毛泽东年谱》等，以及有关毛泽东的一些著作如《忆毛主席》、《十年论战》、《毛泽东传(1893—1949)》、《毛泽东传(1949—1976)》和《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等，对毛泽东建国以后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再学习，并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写了一些批判修正主义和有关世界经济危机、我国经济状况的文章。总之，50多年来，我基本上是在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指引下与修正主义作斗争，虽然没有取得什么成就，但是，斗争的大方向没有变。所以，从我个人的经历，大体上可以看到继续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历程，就像从一滴水中可以看到整个河流的奔腾一样。回顾这段历程，对于一些没有实际经历的年轻人来说，可能会有所启迪;另一方面对于我自己，用继续革命理论重新审视自己的这一段生活，也是一次自我检讨，是认识的再提高。总之，写这样一个资料的目的，是想通过我这个具体人的实践和思维活动，来宣传继续革命理论，这样比直接讲道理可能更便于人们接受和理解。

一、参加“四清”运动

　　新中国建立以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经济建设发展顺利，一路凯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农业合作化的胜利完成，促进了集体劳动的大发展，农村经济关系进入了人民公社阶段。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和人民公社化过程中一度出现的“共产风”、“浮夸风”，造成经济下降，形成“三年困难时期”。这时党的最高层有人对形势出现了“一片黑暗”的估计，认为农业要“包产到户”，毛泽东则认为必须坚持集体经济的道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鲜明地呈现在毛泽东面前，结合国际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经历，他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开辟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参看《毛泽东传(1949—1976)》第1229—1260页、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080—1088页)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召开，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问题时，正是我从青海省调动到天津市计委工作的前后，当时对会议的公报以及有关文件没有深刻的印象，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的开始。

　　1962年底，我从青海省成套局调到天津市计划委员会综合处工作。由于我在大学学习的是国民经济计划专业，在青海没有从事计划工作，到天津市计委以后，希望能够较快地熟悉本专业的业务。

　　1963年底，综合副处长找我谈话，说组织上让我去参加“四清”运动，并且强调说党要在运动中培养一批“五反”“四清”干部。当时不懂什么叫“五四”干部。虽然主观上希望熟悉计划业务，但是，作为党员，服从组织是基本原则，也就欣然服从。从第一批“四清”运动开始参加，直到爆发文化大革命才回机关。

　　1．开始接触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

　　1964年初，我参加了“四清”工作队，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一直转战在天津东郊、南郊。刚入“四清”工作团时是队员，以后担任副队长、队长，最后任指导员。

　　我们工作队刚进村时，还是宣讲《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简称《前十条》)，主要是说明还我国社会存在阶级斗争。当时文件列举的阶级斗争情况共九条，前五条是有关地主、富农和反动分子的复辟破坏活动，后四条是：

　　“(6)在商业上，投机倒把的活动很严重，有些地方，这种活动是很猖狂的。

　　(7)雇工剥削、放高利贷、买卖土地的现象，也发生了。

　　(8)在社会上，除了那些继续搞投机倒把的旧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外，还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靠投机、剥削大发其财。

　　(9)在机关中和集体经济中出现了一批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同地主富农分子勾结一起，为非作歹。这些分子，是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一部分，或者是他们的同盟军。

　　所有这些事实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些事实给我们最深刻的教训是：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阶级斗争，不可忘记无产阶级专政，不可忘记依靠贫农、下中农，不可忘记党的政策，不可忘记党的工作。”

　　我们这些经历过“敲锣打鼓”实现公私合营、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来人，那时只晓得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是资本主义，要反对、斗争，但是，没有想到我国社会还存在复辟资本主义的可能性，更不可能想象五十多年后，雇工剥削成为了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不仅外资、私资企业雇佣工人，连国有企业为了赚钱，也大量使用派遣工，实际上就是实行雇佣制度。一些工人给资本家干活，连工资也讨不到，居然有总理给工人讨薪的“美谈”;时至今日，一些农民工的讨薪问题还没有解决，就是说工人出卖了劳动力商品，资本家竟然连工资都不给;另一方面，“老板”却成为我国一个庞大的阶级。据“2015年10月15日，胡润研究院发布《胡润百富榜》，61岁的王健林及其家族以2200亿财富超过马云及其家族1450亿元，成为中国首富。”对于这样的经济制度，走资派居然敢说是社会主义，虽然加了个“特色”的帽子。实际上这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不过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

　　“四清”时，投机倒把还是我们清查的对象。五十多年后，我国到处是“证券交易所”，党和政府就提倡倒卖倒买股票、提倡投机倒把，不仅一般市民积极参与股票买卖，而且共产党员、国家公务员也一样参与，还美其名曰：“资本市场”。《共产党宣言》提出“消灭私有制”，而“特色”中国共产党竟然提倡发展“资本市场”，依靠资本家发展经济?!

　　至于贪污盗窃那更是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不仅共产党总书记的“大内总管”(办公厅主任)是贪污犯，两个军委副主席是买官卖官的贪污犯，连共产党中央常委会主管政法的书记也是贪污犯，这些还只是已经揭发出来了的，没有被揭发的就不知道有多少了?1952年“三反”运动时，毛主席下令枪毙刘青山、张子善，那时我在四川省委党校工作，省委召开省级机关大会，当场抓捕贪污分子，那时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在青海物资局、成套局工作，机关干部每人每月24斤粮食定量，还要抽出三斤支援困难地区，就是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也没有听说有多少贪污分子;1963年，我刚到天津市计划委员会不久，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指示》，机关组织“领导干部‘洗手洗澡’”，综合处我担任记录。正处长原来是天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因为平价买了一些内部销售的高档香烟，几次检讨，最后勉强“下了楼”;“四清”运动最后经历的一个村，我任队长、指导员，这个队就没有查出一个贪污犯，“四清”分团领导担心我们村的运动搞得不彻底，还专门派干部下来检查，看到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敢于揭发问题，才承认基本完成任务。而现在共产党的党委竟出现所谓的“塌方式”的腐败，这与毛泽东时期干部队伍的廉洁，有天地之别。官僚们的腐败发展到这种严重程度，在当时是想象不出来的!事实表明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性的理论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主要危险的论断，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揭示了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确实是高瞻远瞩、远见卓识。

　　我经历“四清”运动的过程，正是党内高层、主要是中央激烈斗争的阶段，也是毛泽东提出“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创建继续革命理论发展的重要时期。

　　当时天津市成立了“四清”总团，下辖分团，每个分团进驻一个公社;每个分团下设一些工作队，进驻各大队，工作队基本上是一个独立战斗单位。我们分团进驻东郊荒草坨公社，我们工作队进入李明庄大队。按照计划是搞完一个公社“四清”全过程，再进入下一个公社。但是，荒草坨公社还没有搞完，市“四清”总团就把全市工作队员集中到南郊双港公社，实行“大兵团”作战。这期间中央又颁布了“二十三”条，即《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我们还听了王光美在抚宁县桃园大队蹲点的《桃园经验》录音等。在“大兵团”作战期间，我在李楼大队工作队。李楼大队社员人数不多，而工作队员却不少，到处都看见穿着干部服的工作队员进进出出，社员都比较紧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不久，工作队又重新分开，我们东郊分团又回东郊，在李明庄继续搞完“四清”运动。当时，我根本想象不到“四清”运动的这种变动，是党中央内部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之间进行的激烈斗争。

　　按照薄一波的说法：“……在这段时间，毛主席与刘少奇同志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分歧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当时的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二是运动的搞法。”(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第1128页)

　　第一个分歧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而刘少奇则认为是“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等;毛泽东认为主要矛盾是广大劳动群众与党内走资派的矛盾，而刘少奇则反对。毛泽东在回答斯诺的问话中说：“那就早啰。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斯诺问：你是不是在那时感到必须进行一场革命的?毛泽东说：嗯。”(《毛泽东年谱》第六卷第357页)可见，正是在这个阶段，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科学概念;并且揭示了在共产党执政的条件下，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危险是党内走资派;这时在毛泽东那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已经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概念，而是有实实在在的具体目标。提出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广大群众的矛盾的观点，正是继续革命理论的核心，是“王冠上的宝石”。

　　当时，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主要分歧是有没有走资派的问题;以后的文化大革命全过程也是围绕着这个矛盾发展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邓小平等极力否定的也是存在与不存在走资派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册第316页)改革开放几十年来，走资派就是在否认存在走资派的前提下，猖狂地引进外资，发展私营经济，把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改造成为资本主义的国有经济，使资本主义雇佣劳动成为我国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制度;如今左派争论的焦点，还是围绕着这个主要矛盾问题：一些人认为，现在条件已经发生变化，主要矛盾已不再是走资派与广大劳动群众的矛盾，我国社会已经不存在走资派了，而另一部分人也否认当前存在走资派，只主张反对腐败，反对资本主义的现象等;广大群众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至今没有形成巨大的物质力量，也是因为认识还停留在复辟资本主义的一些现象上，没有上升到继续革命理论的高度，没有认识到主要矛盾是广大革命群众与党内走资派的矛盾等。可见，毛泽东提出主要矛盾是广大劳动群众与走资派的矛盾，具有何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是指导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进行战斗的灯塔。

　　但是，正如薄一波所说：“对于中央领导层的这些分歧，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是不知道的。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新提法，当时并没有引起大家普遍和足够的重视。”(《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34页)作为“四清”工作队的成员，作为一个共产党的党员，那时我以为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过是指村党支部书记、公社党委一级的干部，怎么也不可能想象、也不敢想党中央最高领导层也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党内高层就有走资派，更没有理解这是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的规律，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到新阶段的标志。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特别是经历改革开放几十年的事实证明，才逐渐地理解毛泽东关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危险论断的科学性，彻底信服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愿意为学习、宣传和捍卫这个科学的革命理论而斗争，所以，我后期写的反对修正主义的文章和行动，一直围绕着这一斗争目标，尽量不偏离这个大方向。

　　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特别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危险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论断，是在“四清”运动的过程中创立的，在这个理论指引下，我逐渐由不自觉到慢慢自觉，斗争了五十多年。

　　第二个分歧就是运动的搞法。

　　毛泽东主张充分发动群众，而刘少奇主张“扎根串连”，从而产生对立。

　　“1965年1月3日晚，毛主席在一个小型会议上不点名地批评了少奇同志。他说‘四清’工作队集中大批人员，是搞‘人海战术’;学习文件四十天不进村，是搞‘繁琐哲学’……不依靠群众，扎根串连，结果‘冷冷清清’”。(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32页)虽然我们直接经历了工作队员大批集中，搞“人海战术”，以后又恢复原来的规模，但是，并不理解这两者变化的分歧所在。直至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又出现了刘少奇依靠工作队镇压学生和毛主席放手发动群众起来造反，才逐渐体会两者的本质区别。从我自己参加“四清”、文化大革命以及后来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深深体会到只有在实际斗争中，才能够真正学会继续革命理论，也才能够改变自己的世界观，只靠读书，不可能深刻领会革命理论的精神实质，也不可能真正改变世界观，这正是毛泽东《实践论》的基本思想。所以，毛泽东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在反对走资派的斗争中学习、锻炼，逐步消灭专职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区别，才能够达到最终消灭国家机器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