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所面临的各种巨大变数与风险

二、势与力

东西方科技水平发展的不同，导致东西方生产力水平的落差，理论与实践都显示，“一带一路”需要持续的落差，这就是至关重要的“势”。有了大势，政府因势利导，积极引导，发挥市场调节，这就是不可或缺的“力”。中国要持续保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一定的“势力”，即优势与张力，才会有“一带一路”的持续发展。然而，中国在高新科技尤其是通用科技上的集成式领先不足，中国所拥有更多的是一种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之优势，这种优势恐怕难以持久。中国势与力的不确定性，给“一带一路”的持续性带来变数。

科技生产力领先与否而带来的变数。东西方科技发展水平差异且不断积累(中国丝绸生产技术领先几千年，世所罕见)，导致双方生产力存在较大的持续的持久的落差，中国形成了明显高于西方、中亚西亚相关各方的势能，由此才会产生丝绸之路。古丝绸之路的出现与兴盛是东方(中国)在科技、生产力等方面明显持续高于西方的结果。东方(中国)具有明显的主导性，这样也使中华的和而不同、推己及人的文化文明，对“丝路精神”(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形成产生决定性影响，使得丝绸之路成为和平之路、文明之路。

科技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交易内容、交易渠道与交易成本。当航海技术与手段(指南针、三角帆、大帆船、阿拉伯领航员等)取得突破性进展之后，海上航行的成本显著降低，海上贸易逐渐取代陆上贸易，成为远距离跨境贸易的主渠道。随着中国科技(如种桑养蚕缫丝织锦、烧窑制瓷、种茶烘焙发酵等技术)传播到西方后，中西方的科技生产力差距不断缩小，东西方贸易结构也逐渐发生变化，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已经不再是奇货可居。欧洲生产的丝绸或从近东中东进口的丝绸[1]，虽然质量总体上比不上中国的几大名绣，但是已经构成相当的替代。魏晋南北朝时，中亚、波斯等国家生产的一些丝绸品种已经返销中国西北地区。英国的瓷器烧制能力与水平不断提升，与中国景德镇不相上下，不仅有自己的特色，而且还部分领先。英国在印度殖民地广泛种植茶叶，欧洲需求茶叶可以从南亚次大陆进口，较从中国进口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中国科技停滞，生产力缓慢，使得中国的竞争优势(势能)不断削减，直至几近消失。

当郑和率众驾驭“宝船”七下西洋(永乐三年至宣德八年，即1405--1433年)时，中国领先于世界的科技水平也近乎达到巅峰。随着“宝船弊政”凸显，远洋航行结束，中国的科技创新进而生产力发展也就近乎停滞了。其实，此时的丝绸之路已经名不副实，东西方贸易的主要高附加值货物已经不再是丝绸，而是大黄这样的药物。据俄国档案资料，在1403年至1404年6月间，共有600头驮载中国商品的骆驼到达撒马尔罕城(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附近)，其中可能有100至300头驮载大黄。中国输送到西方的货物，除了大黄、茶叶之外，还有诸如小米、高粱、肉桂、姜黄、生姜、麝香、樟脑等农产品，不再有像样的高附加的工业制造品，很显然中国已经不再先进。14世纪，欧洲文艺复兴逐渐开启，西方科技得到思想解放运动的助力，开始加速发展。到17世纪，伴随牛顿定律、微积分、蒸汽机、光波动学说等系列杰出成果的出现，西方科技出现总喷发，而且一发便不可收。1626年，明将袁崇焕正是使用葡萄牙制造的“红衣大炮”暂时挡住了努尔哈赤的铁蹄。约略推算，时值中国“康乾盛世”，中西方科技进而生产力落差出现了大逆转。

工业革命开启，使得西方科技、生产力迅速领先东方(中国)。西方的纺织技术尤其是棉纺织技术的提升与棉纺业的形成，使得棉织品在欧洲消费者中迅速普及，填补了在毛织品(粗超难耐)与丝织品(奢侈华贵)之间空白，同时也形成了对丝织品的替代。丝绸在东西方贸易中的价值比重与突出地位迅速降低，以丝绸冠名的“丝绸之路”因此不断暗淡。而且，西方借着因科技生产力领先中国的优势，不只是强化对东方的市场竞争优势，而且不断强化在文化、政治乃至军事上的优势，坚船利炮、情报间谍(多以传教士身份)伴随市场开拓与商品贸易协同推进。昔日的和平与文明的丝绸之路，从此逐渐淡出了世人视线，血与火的原始积累、征服与奴役的殖民主义、剥削压迫与垄断操纵的帝国主义隆重登上历史舞台。在东西方之间，因为势力易位，同样的路，因为承载的道不同，其表现与结果便相去甚远，一类是和平与文明，另一类则是血与火。

很显然，科技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了过去几千年东西方贸易形式、内容、结构与渠道，决定了古丝绸之路的兴衰。中国“老三样”(丝绸、茶叶与瓷器)的领先与衰落，决定古丝绸之路的盛衰;今天中国推出的“新三样”(高铁、核电与航天科技)，决定着中国在新丝绸之路的号召力、感召力与主导权;未来，科技生产力的发展，仍将最终决定“一带一路”的进展与盛衰。和平与文明之路的兴盛在于中国科技生产力领先，和平与文明之路的衰减，当然也会在中国科技生产力滞后。

应对NGO能力不足而带来的变数。完成工业化的国家，逐渐进入后工业社会，社会面貌因此都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经过工业化的洗礼，经济富有效率，社会富有秩序(遵循规则，守时守规等)，不同的人们依照一定利益或一定目标组织起来，形成一个个社会组织，包括非政府组织(NGO)、非盈利组织等，这些组织在国内扮演着自我管理如社区管理，监督企业(为自身效率最大化而导致外部不经济，如排污)合法经营与督促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监督政府不作为或乱作为，支持引导政府积极作为，与此同时，也是企业和政府改进自身形象、增加信誉度和美誉度等无形资产的有力工具。

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动力与压力，企业与政府的跨国活动频繁，导致越来越多的NGO产生跟随行动，监督和协助企业、政府在海外的经济社会乃至政治活动，如此NGO的子系统或海外代理纷纷出现。如此，NGO的活动越来越具有国际影响力。更为重要的是，一些西方强权国家，利用NGO积极实施更加有利于母国企业或政府的行动，或者不利于竞争对手(企业或国家)的行动。这样，一些NGO自然成为一些西方强权国家实行维护企业垄断、国家强权、破坏损害竞争对手的工具。随着“走出去”步伐加快，尤其是“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国企业在海外形成并积累了越来越多的利益，但是企业在海外经营经常遭遇东道国各类NGO以各种名义(如环保、民生等)的袭扰，这些NGO背景复杂，背后往往有强权国家、利益集团的影子。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在各类非政府非盈利组织上发展滞后，中国企业与政府缺乏与NGO周旋的相关经验，更没有“以夷制夷”的能耐，因此在境外不时遭遇NGO的袭扰，往往会产生于我企业不利甚至灾难性后果。

情报军事能力不足而带来的变数。近代以来，资产阶级政权建立以及产业革命兴起，西方国家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一路领先，殖民主义大行其道，用资本主义的市场逻辑近乎格式化了整个世界。由此，他们在海外利益拓展与维护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英美等国的基本做法是，企业投资到哪里，国家利益延伸到哪里，安全保障就跟进到哪里。亦即，英镑(美元)流到哪里，英军(美军)与英谍(美谍)就跟进到哪里。企业、军事力量与情报机构三者协同推进，互为犄角，缺一不可。情报机构发现风险，军事力量消除风险。持剑经商，带谍前行，无往不胜。

一段时期以来，中国学界、商界、政界相信“世界是平的”，任何怀揣发财梦想的企业或个人，都可以到广阔的世界舞台，大显身手，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国际市场来发展自己。然而，残酷的现实是，中国的企业发展到哪里，中国的国家利益集中到哪里，哪里往往会生事生乱，不仅给中国企业的正常经营造成麻烦，而且很多最终给中国的利益造成巨大损失，在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乌克兰等国等地的投资很多血本无归，很多法定合约无法生效，很多项目无疾而终。一个个折戟沉沙于海外的案例显示，中国的海外情报搜集能力、军事行动能力不是一般不足，而是远远不够，远远不适应中国国家利益拓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