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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本该有另一种搞法

2018-1-28 06:48| 发布者: 去伪存真| 查看: 2048| 评论: 3|原作者: 李宪源|来自: david_xy_li@hotmail.com

摘要: 《文革本该有另一种搞法》是李宪源当年的一篇网文。昨天整理历史文件夹时偶尔发现,觉得此文对黄纪苏表达的“文革必然失败论”,或许是早说了10多年的有力反驳意见。
对黄纪苏“文革必然失败论”的另类思考
文革本该有另一种搞法
李宪源
新权威主义旗手萧功秦与前《世界经济导报》大记者张伟国,当年曾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把鄙人“再来一次文革未必是坏事”之说,列为中国必须防范的毛主义卷土重来之灾难性前景。被视为1989年迫使京城开进“拖拉机”事件总策划人之一的“自由派”人士陈子明,又在《今日中国的左派光谱》大作中(该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选入《思潮——中国“新左派”及其影响》一书),以“解剖麻雀”的精神,重点分析批判了本人作为“毛主义中左派”的主要言行。从此以后,鄙人所沾上的“底层文革派”与“毛奴”名声,就成了鄙人在人世间生存的“第二身份”。

以此特殊身份,这些年来对亲身经历过和更多间接了解到的文革往事琢磨越多、思量越深,就越是觉得:以“误伤好人”和“全面内战”广招垢舌与怨恨的文革,毛泽东采用“一哄而起、全面开花”方式启动的文革大业,或许原本可以采取一种不那么容易失控、不一定导致“天下大乱”之局面的形式步骤,以点带面,步步为营,稳打稳扎,逐步推进扩大发展之。

我这样说,或许会有毛左朋友视为一种“大不敬”。但是目睹当今中国反“走资”斗争与建设“和谐社会”最新努力中出现的种种情况,对那些活该受到文革严厉打击的铁杆走资分子和反毛哈美分子及其思想跟班的仇视憎恨文革心态,固然可以忽视不计;但是对邓力群、李重尔、刘国光等党内左翼老同志乃至黄纪苏、房宁等中青年左翼反“走资”大将们至今反感文革的消极态度,不能不使人常作如是想:如果当年文革能够避免“误伤好人、全面内战”这两条,全党全军不出现那种史无前例的全国范围大分裂、大对立甚至大武斗,中国人民即使一心想吃两遍苦、再遭两茬罪,我看也极少这种可能性。

而要避免以上招致党内老左派至今对文革所抱耿耿于怀的上述两大弊端,文革开始时不搞“大呼隆”、不全面出击、不搞分散兵力,而是集中党内数量相当有限的、真正理解领会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精髓和文革意图的中坚分子,选择北京、上海等一两个对全国政治经济局势发展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大城市,重点突破,精心操作,取得经验,培训骨干,逐步推开。这样的话,老田等左翼研究文革人士所判定的“做了大官就要保护大官们利益”的党内“精英阶层”,尽管就总体而言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决心维护广大弱势分散之民众利益的所谓党内“民粹”力量,处于绝对劣势地位;但一旦采用这种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屡战屡胜的经典做法,在某一局部,变劣势为优势地高度集中多倍于对方的优势兵力,就能轻而易举地“各个歼灭敌人”,就不会出现上海“一月革命风暴”席卷全国时,单靠中央文革区区数十人高高在上的有限活动能量,分不清哪个地方是左派真“夺权”、哪个地方是右派假“夺权”、哪个地方是左派内讧乱“夺权”、哪个地方是好人坏人左派一起“抢权”的复杂局面和失控状态。结果呢,为了防止现实的或可能性的“失控”,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刀切”地出动各地军队“支左”;却没有料到同类利益纽带关系而导致军队全面“支右”,“二月逆流”根本颠覆逆转了“一月革命”的大好形势,反而在全国造成了更大规模失控形势,直接导致了军队所扶植的“新保守派”跟中央文革支持的“老造反派”,在1967年夏季破釜沉舟、决一死战的混乱局面。

就本人非常熟悉的无锡家乡文革情形看,“一月革命”时的形势可以说非常之好,全市各行各业造反派已经自觉形成“革命大联合”的事态,并且参照《人民日报》有关外地“夺权”经验的介绍,与受到群众冲击但已经初步认识到文革意义和“资反路线”经验教训的原市委领导班子,难能可贵地排除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之“极左”思潮干扰,遵循“团结两个95%”的中央指示精神,不搞“一锅端”,不是“改朝换代”,而是维持市委机关正常运作,造反派派代表进驻市委实行民主监督的所谓“和平让权、联合办公”温和“夺权”模式。全市工人造反派加班加点不计报酬,坚守岗位“抓革命、促生产”。学生造反派深入工厂企业一起劳动、一起学习讨论中央文件、一起开展斗、批、改。受走资派煽动脱离生产岗位的保守派群众,也逐步醒悟纷纷反戈一击,绝大部分自愿返回原单位上班工作,各行各业和公交战线生产正常秩序井然,市民们政治热情高涨、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在文革初期因为独立思考和看不惯单位领导官僚习气受到迫害打击的无辜受害者们,得到彻底平反昭雪,重新享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应有的个人尊严,一曲“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更觉毛主席亲”的颂歌,常常会使他们热泪盈眶……。是的,没有亲身经历过那个热情燃烧岁月的人,恐怕无法真正领略体会“革命是人民群众盛大节日”的滋味!令人惋惜的是,在上述精力有限、情况不明、防止失控思想指导下,一道“一刀切”的军队加入地方“支左”命令,引发与全国各地几乎步调一致的残酷镇压造反派的无锡“二月逆流”,却在一片“呜呜”鸣叫的抓人警车警笛声中,断送了上述一派大好文革形势……。

特别是在看过老田等编写的文革访谈录后,了解到中央文革在四川、湖北、河南等各地造反派面临资反路线疯狂反扑捉襟见肘、无暇应付、四处救火、忙乱不迭的窘迫处境与局面,我才开始理解,张春桥赴锡参加无锡市市革会成立大会过程中,面对军方支持保守派公开挑起会场内武斗、造反派拦车哭诉告状,奉主席之命必须与许世友搞好关系的春桥同志,为何冷若冰霜置之不理的无奈与苦衷。

显而易见,过高估计革命群众和党内文革派的实力,过低估计党内反文革派反扑能量的“全面开花”式文革开局,一开始就蕴含着武汉“陈再道事件”之后,毛泽东突然放弃“两条路线决战”决心而高奏“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冲突”之“和稀泥”论调的起因。尽管凭借当时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在全国军民中的崇高威望,包括无锡市驻军27军政委和硕方空军在内,全国各地纷传大批军队官兵都明确表态坚决站到无产阶级司令部和文革造反派一边来的消息,但是根据老田等左翼文革问题专家的分析,毛泽东终于认识党内左右力量对比悬殊而不得不实行“战略大撤退”的决策,已经不可逆转。其近期和长远后果,就是拥护毛泽东文革路线的党内外干部群众,在“大联合”之后几乎遭到全国性的政治清洗和毁灭性打击。毛逝世之后,清除高层文革核心的行动,因为早已全面清除了打击对象的底层社会政治基础,显得易如反掌。

回顾上述这段惨痛的历史经验教训,不是要证明当代中国左派具有“事后诸葛亮”的聪明懿智,而是作为毛泽东的忠实继承者,不认真总结毛泽东伟大文革实践过程中必然难免的决策失误和经验教训,就不仅有愧于毛左派的称号,而且无法担当起在当今条件下毛泽东所留下的继续革命历史重任。全面地、原封不动地在中国复制另一次文革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是,局部的、采取化整为零形式和“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新颖文革,则不仅是可能的,在某些地方,比如《人民日报》[强国论坛]上,则已经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好几个年头;大鸣大放(网络)大字报大辩论的深度、广度和刀枪剑影的激烈程度,我看比之当年很多文革情景,有过之而无不及。与老文革相比,几个引人注目的不同点:

一是至今几乎没有伤及任何无辜;几年之中,左派批判斗争矛头所向,至今为止,似乎还没有发现哪个好人被误判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派、亲美派、走资派、修正主义派和汉奸卖国贼者。

二是局势没有失控,不需要解放军叔叔加入“支左”;当然也不会发生实际“支右不支左”并把云淡水暖、数学、决战等著名人士投入监狱的情形,更不会扶持思闻、刨根、议宣一干人士,以假云淡、假数学、假决战的面貌,以混淆视听、制造假象、欺骗中央,最终引发向全国各地迅速蔓延的以刀枪甚至坦克大炮代替笔墨键盘的你死我活的“全面内战”。

三是虚拟网络环境与社会现实环境,有选择、有重点、有步骤地相互紧密结合。老文革“斗、批、改”的前后程序变化不大,“斗、批”主要在网络环境进行,“改”的工作,似乎正朝“决策不能受网络舆论左右”叫喊的要害部位有条不紊地开始。

四是明显吸取了老文革“四面出击、遍地开花”的教训。“和谐力量”虽然在数量总体比较上显然处于劣势,但在一个局部地区,一下形成集中进驻几百名“中央特派员”的可观阵容,以形成压倒性的区域性优势。“军队支左”就免了,调换当地“警备区司令”人选却是当机立断。

五是或许被老文革“群众运动”失控闹怕了,几百颗浩浩荡荡的革命种子,不愿深入基层、不敢分散到人民的“土地”中去“扎根串联”、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却一股脑儿住进一家宾馆。中央特派员们似乎依仗人多势众,完全不怕对方狗急跳墙使用一把大火或一颗烈性定时炸弹,制造一个更为骇人听闻的现代“武汉陈再道事件”。

六是中央特派员队伍接受秘密投诉检举揭发的工作,显然天天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但是怎样在检举揭发人士中发现培养建设“和谐社会”的新生力量,如何在反腐败斗争中造就抵御制约腐败势力泛滥成灾的群众性民主监督机制方面,显然尚未提入议事日程。

由于以上六点情况的存在,新旧文革差别之大,使人都不敢认定目前正在中国特定范围和地区进行的重大政治经济斗争,是否具有现代文革的性质。在我这样一个“底层文革派”看来,如果要把本来可以采取的另一种文革形式转变为一场现实的、既切实可行又能
获得包括上述党内老左派和思想界新左派在内绝大多数中国人普遍支持盼望的文革,或许需要满足以下几个基本条件:

一、必须确保社会和经济运行的基本稳定,不打乱全国人民正常生活秩序。

二、不允许出现老文革时期社会民众分裂为数量大致相近的对立派别。

三、在继续实行“缩小打击面、扩大团结教育面”的一贯方针基础上,进一步强调新文革“宁可漏走三个坏人、决不误伤一个好人”的新政策。

四、明确文革斗争是求取社会和谐的必要手段,既反对抹煞阶级斗争客观存在的追求虚假和谐,又反对忘记追求社会主义和谐目标的“为斗争而斗争”。

五、按照在革命大风大浪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要求,从追索全民流失资产和清算经济犯罪走资分子的网络斗争和实际斗争中,精心选拔确保中共吐故纳新能力和各级组织活力的培养对象。必须深刻吸取老文革对选拔文革新生力量不慎重、选拔之后又缺乏足够政治关怀与有力保护的惨痛教训。

确保上述与老文革原始规定差别不大之五大要求的关键,是决不“四面出击、遍地开花”,使在权力结构中数量处于劣势的走社力量进一步分散化、零星化而遭受各个击破与威逼利诱、策反收买。必须使新文革的主导力量与依靠对象,高度集中在适当的地点、选择适当的时间、确定容易削弱孤立的适当对象,收拢五指,形成拳头,干脆利落速决速战重点打击局部孤立分散弱小之敌。只有组织发动者可以调动支配的力量绰绰有余而非捉襟见肘,才有可能精心策划组织好每一个斗争的阶段性目标与任务,才能既敢放手发动群众,又不怕走资派采取“打着红旗反红旗”惯用伎俩,接过革命口号,以“和谐”名义破坏“和谐”,以“清算”号召破坏“清算”,拉拢蒙蔽不明真相群众建立大规模对立政治派别,重演老文革“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大打全国性“混水战、拉锯战”的局面。

最最重要的是,每清除一批贪官污吏与“化公为私”的经济犯罪,就必须培养选拔一批具有群众威望和广泛民意基础的基层斗争骨干成员,充实地方党政权力机构,一个战役接一个战役地、一个地区扩展到另一个地区地、逐步加强扩展工农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空间与范围,从而以这种波浪式逐步推进方式不断加强权力决策与底层民众意见交流渠道和荟萃机制的做法,形成资本主义国家根本无法比拟的国家施政能力和社会稳定程度。

当然了,以上这些建议或许只是本作者一厢情愿的想法。中央派出特派员队伍整肃地方的动机,跟毛泽东当年发动文革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动机,或许完全不是一回事。本文这样说,无非是驳斥黄纪苏一类同情左翼人士坚执认为“文革无法重复”之结论,恰如其分地指出:现代最高当政者如果真想再搞一次文革,只要策略上更加谨慎,战术上有所改进,不仅完全可行,而且能比毛泽东搞出一个更好结果来的!到底是不能,还是不为?这个需要分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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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去伪存真 2018-1-29 04:46
远望东方: 虽然说避免"误伤好人"不易做到,但是避免"全面内战"本应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可是却根本就没去做!
“全面内战”是反文革力量挑起的,毛的错误是低估了这股力量,一旦引发了他们的疯狂反扑,那就只有决战或退让两种可能性。据有关文章披露,毛去武汉前就是打算亲临一线观看武汉造反派跟“百万雄师”决战的,但“陈再道事件”后面对面广量大的“军内走资派”反扑,采取了退却的方针。或许,退却本身就为避免加剧全面内战形势吧。但其长远后果,就是导致了中央文革所依靠的底层文革力量被全面清算和掏空,也决定了他们自己在1976年10月被彻底清算的结局。
引用 远望东方 2018-1-29 01:20
虽然说避免"误伤好人"不易做到,但是避免"全面内战"本应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可是却根本就没去做!
引用 去伪存真 2018-1-29 00:36
此文是我在2006年9月从david_xy_li@hotmail.com收到的,前天整理旧文件夹时发现的,凭记忆这应该是李宪源当时在网上流传的作品吧。我在摘要中对此有所说明,并指出对文中某些观点不能苟同,比如把当年北京“派出中央特派员”的做法跟文革做类比等。不知审核时为何删掉这些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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