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岳论坛上读到韩东屏教授对于那位美国学生的记述，非常受到触动。美国自从里根上台之后，推行打压劳工的政策，而美国强大的跨国资本还就此开展釜底抽薪式的外包业务，结果是在美国彻底消灭了“工人贵族”。而美国和西方工人贵族的好生活，曾经是改革初期官方媒体向中国民众炫耀西方体制下的富裕发达，据以在民众那里榨取对改开搞事业的政治支持的首要宣传方法。

劳动者的境况变得难于忍受，多数人再怎样努力都毫无价值，人们也不再相互关心，人生变得难于忍受，类似的问题在中国更为严重，类似于美国特朗普所乐道的“绝望底层”塑造（马克思所谓“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正在中国紧锣密鼓地进行中。在绝望时代，回望过去也是一种有价值的批判视野。

一

人的生存需要吃饱穿暖，需要一些物质基础，而获得或者享受物质基础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存在着竞争性的零和博弈关系，你得到了那一份，我就没有了。这往往成为很多人论证“人性自私”的方法论起点。其实，人生存除了最基础的物质需要之外，意义生产网络也十分重要，在很大程度上，人们生存之所需的物质要求，在今天高度技术化的生产体系中间，是很容易满足的，但是，意义生产网络的衰败，对人们所造成的伤害，虽然较不明显，但造成的问题却严重得多。

美不美，山中水，亲不亲，故乡人。这句话流传千古，人们思念家乡和亲人，无论穷达，概莫能外，“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乡愁意味着与故乡和亲人的疏离，那种场景熟悉的意义网络的区隔，成为一种怀念和憧憬的对象。

在物质需要的竞争方面，故乡恐怕也从未免俗，但是，故乡之所以是故乡，亲邻之所以是亲邻，在于那是与城市和工业不同的过去时代的残留传统所笼罩着的故地，是费孝通所说的“礼俗社会”传统还起作用的地方。一个人进了城，哪怕是成功人士，在现代法理社会中间难免成为一个对象，一个工具，一个写入法立法条中间的工具性的主体，被各种在自己能够操控的范围之外冷冰冰地起作用的社会关系总和所改造，人不再是人，而是异化为社会网络的一个节点，要按照外在的规则去行事。

对于古代的陶潜来说，在外做官是“为五斗米折腰”，而回到故乡则是可以“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区别之大，相当于是“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按照卡尔•波兰尼在近代欧洲发现的状况，一个人作为劳动力在市场上受人招雇，在实现了劳动力价值的同时，会损害人的使用价值——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些特性。

二

记得2005年，老田去重庆做文革口述史访谈，在两个星期的时间内，密集地访问了十多位老工人，他们对于国企解体和下岗的体验，经济上的穷困固然是下岗后处境的一个方面，但还不至于无路可走，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赖以确认有意义的生存状况的意义网络，彻底崩溃了。有个重钢的老工人说着说着就留下了眼泪，说以前回到职工宿舍心理就很高兴，耳闻目睹的是“细吹细乐”，现在只有一片死寂，冷得吓人。从前在国企就业，工资并不算高，但足以安身立命，是一个人终生的事业，人们在这里结成同事和邻里关系，象亲戚朋友那样密切往来，有点闲暇和爱好，就学习吹奏乐器和卫同事们表演或者表现自己，这些都是人生意义生产网络的展开样式。到了下岗之后，人们还住在一起，也相互认识，但是，不再往来和相互肯定了，亲戚情话都没有了。了解到这样的体验之后，忽然理解了孔夫子那个极端言论“自古皆有死，人无信不立。” 在政治不平等确立之后，上下之间的信与不信，确实事关重大。

中国近代以来，穷困成为最普遍的社会现象，共产党也没有能力一下子把多数人状况提升很多，但是，共产党每到一处，就能够移风易俗，在没有能力把人均收入大幅度提高的条件下，却每每能够快速地把开支水平降下来，使得贫穷对人们生存体验的损害，最小化了。毛泽东在《兴国调查》中间，农民告诉他说“叼红军的恩典，百物都便宜了。” 各种婚丧嫁娶礼俗方面的非必需开支，大幅度降下来了，使得普通人家也能够按照平均的标准，操办这些事宜。就这样，从前穷人家需要以苟且方式完成的嫁娶事宜，现在也可以正规化了，每一对青年男女的结合，都能够得到乡邻门登门来共同祝福；按照人类学专家对于礼仪的研究，这种很多亲近人士都出席的场合，喜事中到场的贺客，相当于是对婚姻契约的背书或者作保，深蕴功能性的文化内涵。而且，在传统中间娶妻成家，要对祖宗、对家族、对子孙后人担负承诺和责任，传宗接代、家庭和睦、邻里亲厚，个人都有一份责任需要担当起来，在这样的仪式中间，个人是绵绵不息的生命之流中间的一环，这些意象都会出现在婚礼场合的祝词和礼节中间，人们在这样的庄重场合，要恰当地代入进去并在很多人的见证之下，认真地体验一回。

今天，打工成为青年人的谋生首选，婚嫁关系的确立往往在礼俗圈之外完成，传统的义务和权利关系写入不规范，亲邻不再是婚姻关系成立的见证和保人，家庭关系极度不稳定且家庭作为传统的人口再生产凭借，也变得极其脆弱和不完善了。古谚语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这是说家庭关系的维系和矛盾调解，公权力或者法理社会的规则是无力介入的，而礼俗社会传统的崩解，相当于家庭制度丧失了一个维系的制度性力量，这是极其致命的破坏，而且看起来还是不可逆的。

三

许多人都说到传统与现代的两分法过于绝对，传统未必就低于或者不如现代，建设现代的法理社会，未必就一定要把礼俗社会的一切彻底摧毁。说这些显得很公正的持平之论，但到底是否能够做到，让现代社会兼容传统，却鲜有实例，即便是有这样的成功例子，也往往被知识界极尽诟病。毛时代的单位制中间，除了从革命年代军队里实践的政治和经济平等关系带进城市和工厂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单位制的稳定就业（实际上是禁止管理权侵犯就业权），在根本上重建了一个遍布城乡的熟人社会，一个青年以学徒工身份进入工厂，只要不涉及刑事犯罪，基本上一辈子就在这里度过了，在这个新形成的熟人社会中间，舆论评价成为人们选择行为自律的关键要素。在人们自发地完成对礼俗社会的重建之后，上下级、车间里的同事，逐步地形成一个密切往来的圈子。在工厂和其他单位内部，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是同时存在和起作用的。

在这样的礼俗社会重建之外，国家政策和法令，工厂内部管理中间的上下级关系也还存在，但是，反而要受到礼俗社会规则的调节，后果是：法理社会的规矩淹没在礼俗社会的传统中间。权力和不平等依然存在，但是，权力现在主要地是以充满着人情味的方式来行使的，一个车间主任的管理工作中间，很大一部分是下班之后去走访职工的家庭，和他们的亲属拉话增进感情，在这样的过程中间解决一些沟通或者工作协调问题，发展到后来，当面批评下属的错误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管理方式，因为这没有考虑到下属的面子和心理抵触情绪。文革期间猛烈批判刘邓路线，内容之一就是僵硬的管理方式——管卡压罚。

有一副古代对联说“国事每同家事办，小臣更比大臣劳”，毛时代的单位中间，面对面的管理和管理权的行使，受到成员资格的强硬制约（管理人员手里没有开除员工和扣工资的权力），因此，权力的行使大多数时候只能够选择各种最不为下属讨厌的方式，等到文革起来之后，管理权的软化和柔化就更进一步了。曾经担任过军委副主席的张震，文革期间曾经在武钢参加劳动，有次应车间主任要求去与一个工作消极的青工“结对子”（或者称为“一帮一、一对红”），帮助他解决劳动动力不足的问题，结果了解到这个青年工人谈恋爱受挫有点怀疑人生了，张震就各种开导他，甚至还想方设法给他重新介绍对象，最终完满解决了这个问题。邓小平否定文革的时候，很多工人没有大的反感，因为经过文革群众运动的批判之后，干部已经比从前好了很大一截子，相当多的老工人对此感到满意，主观认识跌入那种“无事件境界”——文革变得可有可无了。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有一个看法，他认为毛时代的公社和单位，是把传统的宗族互助传统，上升到了国家制度层面。在单位制重建了熟人社会之外，工人们自己开始了恢复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些象征性的生产过程，只要不再是雇佣劳动者，他们将会自发地进行意义网络的重建并主动介入意义生产过程，而单位制内部的管理权，将被要求不得破坏此种意义生产网络，而是反过来强化其意义生产样式。在这样的条件下，劳动光荣而且有意义，不再是需要时刻逃离的奴隶般的奴役，意义生产网络不是外在赋予和输入的，而是需要劳动者自身的体认和主动参与，重钢工人怀念的“细吹细乐”，不是买几件乐器送给他们就自然会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