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建设一个真实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

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福利

詹尤克：让我们回到之前的话题。在毛时代的中国，几乎所有公共服务都是免费提供，或者只收取一个象征性的费用。这多亏了城市的铁饭碗制度和农村的人民公社制度。然而，如今有一些改革派和主流学者批评这种福利，他们说，当时这些福利的水平是相当的低。毛时代中国的社会福利是个什么水平？这些福利真的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吗？

阳和平：恕我做个小修正，不是一切都免费。首先你得是城市居民，这些服务没有涉及农民。有些是免费的，有些需要支付很低的费用。比如，住房并非都是完全免费的，你得支付象征性的房租。教育差不多是免费的，只需要支付书本费，但价格很便宜。

的确，当时的质量没有现在高。但在当时的条件约束下，这个福利体系的收益是巨大的。比如农村建立的“赤脚医生”模式，被世界公认为社会服务的成功典范。

詹尤克：连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都向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推荐……

阳和平：是的，很了不起！赤脚医生的医疗水平当然没有医院高，但当时的医院对于绝大多数农民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鉴于此，谴责赤脚医生水平差，简直是荒唐。你得看看当时的条件限制。我们得问问这些谴责者：有什么可以替代赤脚医生？中国是个工业化进程中的一个贫穷国家。我们从未说过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富有；我们一直都在讲我们是勒紧裤腰带搞建设的。毕竟我们是个穷国。所以这样指责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完全没有依据的。

毛泽东时代的政策影响真的很大。中国的人均寿命大幅度地延长，中国人口寿命的增速在第三世界国家是领先的，在全世界范围来看也是相当快的。出乎我意料的是，即便是在毛泽东时代最恶劣的“三年困难时期”，最高的死亡率是2.5%，这样的死亡率在印度的当期属于“常态”。

有的人为了谴责毛泽东时代，编造出很多谎言。真令人难以置信！在自然科学中，比如物理、化学，我们可以做实验，我们可以做到客观。但是在社会科学中，颠倒黑白比较容易。自身利益会干扰我们的所见所闻，我们都不可避免有所偏颇。但这并不是说完全做不到客观公正，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公开宣扬我们的偏见。不幸的是，像弥尔顿·弗里德曼这样的资本主义辩护士完全受意识形态影响。我就纳闷了，他怎么就热衷于通过“亚洲四小龙”来说明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优越。他完全不提苏联的经验，他只是简单地选取能够支持自己观点的事例。

“三年困难时期”与党内斗争

詹尤克：提一个新的问题：你之前似乎也提到过，西方主流学术界长期以来一直指责毛泽东是个血腥的独裁者，说他为了实现自己的乌托邦理想，不惜大肆屠杀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主流学界通常用大跃进后的“大饥荒”来证明这个观点。你对此如何理解？毛泽东真的是在搞“乌托邦主义”？

阳和平：我不知道“乌托邦”在这里是什么意思。我发现当人们对别人的行为表示不可思议的时候，就说他是“疯了”或在搞“乌托邦”。这是没有什么客观标准的。你怎么定义“乌托邦”？对于他们来说，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乌托邦”，这就是他们给马克思主义打的标签。

“毛泽东屠杀人民。”这句话完全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在党内斗争中，是毛泽东反对处决人，这和很多其他人的想法完全相反。毛泽东是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观点的少数派，因为如果你杀错了人，就无法挽回了。主流学者也总会把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死亡归咎于毛泽东。只要在社会主义里死了人，都是毛泽东的错。这样的说法没完没了，荒唐至极。事实上，你找不到毛泽东要处决党内某个人或者秘密暗杀某个人的任何直接指令。

毛泽东时代最受责备的是“三年困难”时期。那时人们死于饥饿。但是，如果你足够深入地去了解就会发现这恰恰是毛泽东为什么把一些人称为“走资派”的原因。毛泽东在发生灾难之前早就警告过。那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在中国激烈斗争的一部分。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资产阶级不在乎死多少人，就像特朗普一样。他肆无忌惮地下令轰炸叙利亚等国家，完全是为了帝国主义的利益。他们以“民主”和“自由”的名义屠杀人民，做一切事情。中国党内和领导层也有这样的人。为了捍卫他们的官衔和特权，这些官僚不在乎死多少人。“三年困难”的发生正是走资派所致。

起先，在五十年代初，走资派反对合作化。合作化实现之后，他们又把它推向极端，大搞 “共产风”、“浮夸风”。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没有确切的证据，但我的直觉是他们发现在大集体里更容易地从农民那里征集粮食。前面我们谈论了工业化的进程需要从农民那里征粮，那么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农业模式就太难了。但是，一旦合作化了，那么官方就可以很容易地收集到粮食。我看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推行“共产风”的原因。为了更容易地抢夺农民的余粮，他们不在乎农民的生计。我看这是他们对待合作化态度的180度大转弯的起因。

詹尤克：如今的官方历史不会有记载。但实际上，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陶铸……所有这些人也都全心全意支持“共产风”，并煽动“共产风”。

阳和平：确实如此。他们是“共产风”的推动者，而毛泽东则是批评他们的人。但毛泽东是少数。合作化后这些人毫不顾及农民的利益使得毛泽东震惊。不过要理解“共产风”还是离不开工业化这个背景。

巧好那时候苏联援助中国建设的156个工业项目逐渐上马。这些项目需要很多的工人。这意味着那时候需要大量的粮食来供给这些工人。所以哪个省份或地区能从农民那里获取更多的粮食，那里的领导就得到上级的称赞，他就像是为中国的工业化做出了更多的贡献。因为所有这些项目都在推进，需要大量的粮食来维持工人的生活。所以，如果你的省份能向国家缴纳更多的粮食，你就是了不起的人！这解释了“共产风”的动机。例如，河南和安徽的领导虚报他们的粮食产量。1958年，各地确实都收获了很多的粮食。这是一个丰收年。但1959年河南、安徽等地发生了自然灾害。所以实际粮食生产下降了。然而地方领导人不承认粮食的欠缺，相反地，他们掩盖实情。他们坚称农民隐藏粮食。猜猜是谁在1959年给党中央写了那封臭名昭著的信，说农民私藏粮食？是赵紫阳！如果农民藏粮，你怎么办？有两种选择：走资派的主张是无论如何，国家必须把粮食征集过来！毛泽东反问为什么农民要藏粮呢？他看出这意味着国家和农民之间产生了矛盾，生产关系出了问题。主张我们不应把公社当作核算单位，因而推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农民生产的粮食由生产队分配。每个生产队有十几户或几十户人家。每个人的努力和他所在集体中获得的粮食有更直接的关联。刘少奇，邓小平，赵紫阳等那时候反而喜欢人民公社的大集体，倾向于这种更简单、更大规模的办法，直接由公社那里可以获得所有农民生产的粮食。实际上，毛泽东警告过他们，说：“如果你这样做，会饿死人的！”我们有毛泽东年谱来证明这一预言。

赵紫阳报告后，许多官员下乡，试图弄清楚农民把粮食藏在了什么地方，他们逼迫、威胁和殴打农民。他们甚至强行拿走了农民的口粮和种子。那是造成“饥荒”的原因。随着饥荒的蔓延，人们开始逃离灾区。不怀好意的地方官员派民兵围追堵截，将这些人赶回到他们的村庄，掩盖事情真相。如果有人写信给党中央，他们就在省会扣押下来。例如在一个村庄里，只剩下四名没有饿死的党员。他们写了一封血信。他们想方设法把它送到河南省外寄给了中央。当党中央下来调查发生的事情时，他们发现情况糟透了，甚至比他们想象的还要糟糕。他们试图立即运送粮食来解决问题。此刻，河南省的吴芝圃下令逮捕成千上万的生产队长，指责他们是“罪犯”。他把责任归咎于基层......

这就是法西斯主义。别看这些人自称为“共产党人”，其实他们就是纯粹的法西斯分子，只是穿着“共产主义”的外衣而已。他们更关心的是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和在党内的地位，并不在乎有多少人为此丧生。这就是帝国主义一贯的做法。为了资本的利润，他们会殊死拼搏。

此后，毛泽东意识到这些人在党内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三年困难”之后，猜猜他们主张如何克服困难？包产到户！先是1950年代初期，他们反对合作化，后来他们力推“共产风”，饥荒发生后，他们又主张包产到户，责怪合作化！这就是“走资派”！毛泽东看到了资产阶级就在党内。他们倒打一耙，把饿死人的罪过栽赃于毛泽东。因饥饿而死人最多的是河南、安徽和四川。但四川的饥荒并不是由于灾害造成的。相反地，四川是丰收了的。邓小平是四川人。据说是邓小平命令当时四川的李景泉把粮食调运出去的。李景泉起先担心四川粮食调运出去太多，农民就会饿死，邓小平据说声称他宁愿四川山沟里的人饿死也不能让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人饿死！原本是这些人推行的政策导致了1959-1961年间的巨大困难，但是为了掩盖自己的丑恶，他们宁愿让四川人民承受饥饿和死亡！看了邓小平后来的表现，我相信他是干得出这种事的。这是关于饥荒的真相。死亡最多的地方也是1958年“浮夸风”刮的最厉害的地方，而不是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地方。事实上，自然灾害影响了其他一些省份，其他一些地方更糟。但那里的人们并没有饿死。

我那时在陕西。有些地方遭了大灾，但是我们没有饥荒。当然，营养不良。没有足够的食物，我都经历过。我记得河南人来到西安逃荒，到了我成长的草滩农场。多年后，我们听到了这样一个故事：当年去北京开会的陕西省领导听其他省份的报告都说是大幅度地，甚至成倍地提高了他们那里的粮食产量，说他们省可以给国家提供多少多少吨的粮食。事实上，陕西的粮食生产可能只增加了2%-5%。情况看起来很糟糕！陕西省的那个去开会的领导很着急，打电话给留在西安的省委书记，反映其他人都是如此遥遥领先！我们却如此落后！请示我们应该怎么办？即使在如此巨大的压力下，省领导只让上调了10％左右的增长。这就是陕西如何避免饥荒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