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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是足以摧毁一个国家的核武器

2018-3-6 23:52|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3197| 评论: 0|原作者: 余云辉|来自: 察网

摘要: 如果外国政府和外国央行及其背后的海外跨国经济金融集团控制着一个国家的货币发行权、汇率定价权和资产定价权,那么,这也意味着这个国家政府和企业已经丧失了本国国民财富的分配权、产业发展的主导权和宏观经济的调控权。

余云辉:汇率是足以摧毁一个国家的核武器!

如果外国政府和外国央行及其背后的海外跨国经济金融集团控制着一个国家的货币发行权、汇率定价权和资产定价权,那么,这也意味着这个国家政府和企业已经丧失了本国国民财富的分配权、产业发展的主导权和宏观经济的调控权。

余云辉:汇率是足以摧毁一个国家的核武器!

经历了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中国已经走入由美国及其美元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的深水区。美国已经开始实施针对中国的“屠龙战略”(详见美国威廉.恩道尔的《目标中国:华盛顿的“屠龙”战略》一书)。这里到处是冰山、暗礁与漩涡。中国的经济巨轮是否可能在未来不断变幻的不测风云中触礁、搁浅和沉没,甚至像前苏联一样突然解体?当“顶层设计”成为时髦的话题之际,我们不禁要问:中国经济的顶层在哪里?中国经济顶层的核心内容是什么?谁在控制中国经济的顶层?中国经济顶层控制权是否已经旁落到海外政治经济势力的手中?中国是否正在沦为国际金融殖民地?以美国为首的军政集团把全球围剿重点指向亚太,是否在配合着中国经济顶层控制权的最后争夺?中国军队的后方粮草大营是否已被美国控制?这是事关中国经济社会全局的重大现实问题。

一、 市场经济制度中的“顶层权力”及其内部关系

市场经济制度的顶层权力不同于计划经济制度的顶层权力。计划经济的顶层权力存在于使用价值领域,而市场经济的顶层权力存在于价值领域。

在任何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其经济的顶层权力都是由“货币发行权”、“汇率定价权”和“资产定价权”组成。这三大权力之间相互联系而形成一个相互影响的权力体系,决定着市场体系的广度、深度和功能,主导着经济体系的运行和全社会财富的分配。如果没有顶层权力概念或者不了解顶层权力之间的互动关系,就不可能了解货币、外汇、资本市场、产业资本、政府财政、对外经济等彼此之间复杂的关联关系;如果没有站在市场经济“顶层权力体系”这一制高点进行观察和分析,就不可能制定出系统的、具有前瞻性的宏观经济政策。

基础货币发行对汇率和资产价格有一系列复杂的影响;同时,汇率走势决定着海外热钱的出入、基础货币的松紧、产业资本的兴衰、资本市场的起伏;此外,通过扩张或紧缩股票债券的规模可以影响基础货币发行和汇率趋势。所谓“量化宽松”或“定向紧缩”也是通过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来完成的。

货币发行权属于国家主权。货币发行的目的究竟是为本国企业和居民服务还是为外国政府、外国企业和外国公民服务,由此,可以判定这个国家究竟属于经济独立的主权国家性质还是属于经济附庸的殖民地国家性质。

汇率定价权也是属于国家主权。一国的汇率政策究竟是服务于本国资本和产业还是服务于外国资本和产业,以及汇率定价的主导权究竟是由本国政府掌控还是由外国政府或外国国会控制,由此,可以判定该国是属于经济自主国家还是外国金融殖民地。

资产定价权主要指股票、债券、利率和本国主要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如果某个国家的货币发行权和汇率定价权被外国政府组织和国外央行所控制,那么,该国的资产定价权必然由海外跨国经济金融集团所控制。

如果外国政府和外国央行及其背后的海外跨国经济金融集团控制着一个国家的货币发行权、汇率定价权和资产定价权,那么,这也意味着这个国家政府和企业已经丧失了本国国民财富的分配权、产业发展的主导权和宏观经济的调控权。

丧权必然辱国。这种国家徒有主权国家之名,而无主权国家之实。外国政府和经济金融集团对该国的经济金融政策拥有强大的话语权,对该国核心金融管理部门的领导人之任命具有重大影响力。这种国家往往不停地进行宏观调控,但又表现为进退维谷、调控失效、越调越乱、失控失序的混乱状态。这类国家在经济、军事和外交领域倾向于软弱,一般不会强硬,因为不敢强硬,否则,必然后院起火,经济金融与社会分配领域会突然冒出一系列问题,让国家管理者顾此失彼、焦头烂额。

中国是否属于这一类国家,这需要深入地分析。

二、中国经济的“顶层权力”之一:美国政府控制下的汇率定价权

当中国由计划经济制度转变为市场经济制度之后,中国经济的“顶层权力”也由原来的生产计划权、物资调配权和物价核定权转变为:基础货币发行权、人民币汇率定价权和人民币资产定价权。如果说,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计委主宰着中国经济的命运,那么,在市场经济时期,则由中国央行即人民银行决定着中国经济的兴衰成败。如果美国操纵了中国央行的货币供应量和汇率波动趋势,那么,事实上则是由美国决定着中国经济的命运。如果承认中国目前实行的经济制度是市场经济而不是计划经济,那么,就可以在理论逻辑上找到以下问题的答案:是哪个经济管理部门的失误导致中国经济陷入当前的困境?答案应该是中国央行,是中国央行近十年来错误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导致了中国经济的困境,是中国经济的“顶层权力”被美国和美元剥夺的结果。

对于任何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其经济“顶层权力”一定是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比如,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美元强弱走势、美元利率与美股走势,难道可以由中国、日本或欧盟来摆布吗?显然不可能。美国完全根据自身经济发展和金融资本套利的需要,制定美国的货币政策并操纵美元的汇率走势,但是,美国拒绝任何国家对其货币与汇率政策的指责。即使是在美国驻军控制之下的日本,其经济顶层权力也不受美国掌控。在美国推出量化宽松政策之后,日本迅速推出“超常量化宽松政策”,使日元快速大幅贬值,同时推高股票市值,防止日本国内财富遭到垃圾美元的洗劫。反观中国,则是一副完全相反的图景。

从2005年7月启动汇率改革的那一刻开始,美国政府和国会就牢牢掌握着人民币汇率的定价权。所谓“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演变为由美国政府和国会及其背后的国际资本所掌控的可预期的、持续升值的汇率制度。美国政府和国会的压力决定着人民币的价格走势和升值节奏。人民币兑美元由“汇改”前的8.11人民币兑1美元,升值到目前的6.20人民币兑1美元。在人民币持续的可预期的升值过程中,美联储打开了垃圾美元的闸门,中国外汇储备由2004年底的6099亿美元快速上升到目前的3.4万亿美元,增长5倍以上。

人民币持续升值吸引了大量热钱涌入中国,造成基础货币的大量投放,稀释了人民币储蓄者的国内购买力,形成了通货膨胀的隐患;大量美元资本涌入中国兑换为人民币,形成高收益的人民币资产,并享受着人民币升值的财富盛宴;与此同时,中国的外汇储备主要投资于美国国债和“两房债券”等低收益资产,形成收益倒挂和财富流失。

人民币升值的产业后果是严重削弱了国内实体经济的竞争力,同时增强了在华跨国产业集团的竞争力。人民币升值有利于在华的跨国产业集团降低进口零配件的成本,提高其产品的在华竞争力,最终抑制中国本土产业的发展;同时,人民币升值造成大批出口导向型实体企业破产倒闭,形成银行坏账。在国内市场,制造业企业面临着跨国公司进口配件的成本优势压力;在国际市场,制造业企业面临着人民币升值所形成的价格压力。最后,国内资本开始从实体经济领域撤离而进入房地产等投机领域,逐步形成了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在实体经济的利税增长乏力的情况下,不可持续的卖地收入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同时,基于土地收入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开始高速运转并大量举债融资。政府官员的任期制、政绩考核制和工程项目的灰色利益链,刺激着各地政府融资平台发债的疯狂。只要本届官员资金到手,哪怕下届政府洪水滔天。这是各地官员的普遍心态。社会资源配置出现严重失衡,经济金融危机随时可能爆发。

中国宏观经济步入进退维谷的困境正是始于汇率改革。尽管中国前方将士守住了军事上的国防大门,但后方的金融经济精英们却以“对外开放”、“与国际接轨”、“迎接经济全球化”、“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名义,向国际金融强盗打开了搬运中国财富的大门。美国政府和国会以难以自圆其说的贸易赤字理由逼迫人民币持续升值,而中国经济管理部门并没有在外资、外贸、外汇、产业结构和财税政策等方面打出一套组合拳来夺回人民币汇率定价权,而是把人民币升值作为美国政要访华和中美战略对话的见面礼,把作为国家主权重要内容的货币定价权用于外交领域的交易。美国舞着一顶汇率操纵国的帽子就吓趴了一群中国金融门户的守卫者。美国操纵着人民币汇率定价权,并利用人民币汇率定价权的指挥棒功能,配合美元热钱的流入或流出,直接影响着中国货币供应量、利率水平、股票指数和其他资产价格。

在国际经济体系中,一国的货币贬值意味着该国经济扩张;一国货币升值意味着该国经济紧缩。美国在汇率问题上对中国步步紧逼而对日本政府大幅贬值日元却网开一面,体现了美国看待对手与友邦的双重标准:即,一方面通过逼迫人民币升值来达到紧缩中国经济的目的,而另一方面则通过放任日元贬值来支持日本的经济扩张,以此来弥补鼓动日本挑衅中国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目前人民币汇率的大踏步升值也意味着中国经济在大踏步地迈向紧缩的死亡之谷。

不过,具有紧缩性质的人民币升值政策与城镇化的扩张刺激政策之组合,可以看出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之间牛头不对马嘴的搭配。这说明中国经济政策的设计者还不了解人民币汇率定价权的内涵、功能以及丧失这一权力的后果。

汇率不是经济金融领域的常规武器,而是足以摧毁一个国家的核武器。这是美国政府和国会紧盯中国人民币汇率、不断施加升值压力的根本原因。“美国不断给中国贴上"汇率操纵国"的标签,向中国施压,迫使人民币升值。此举不只是要削弱中国的出口能力、破坏中国经济安全,更是要让人民币最终成为全球流通货币,致使中国完全开放资本市场,为华尔街巨鳄与其他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市场扫除障碍”(详见《“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评介威廉.恩道尔新作》,作者张方远,台湾《海峡评论》2013-5-1,第269期)。遗憾的是,中国金融界和理论界在“汇改”之初甚至直至现在,尚未认识到汇率定价权属于国家主权、属于经济金融领域的核按钮,尚未意识到中国宏观经济的困境起因于汇率定价权的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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