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于男工，工伤女工要面对来自父权、家庭、资本和社会的压力。流水线上不经意间的一次工伤正在改变她们的整个人生，她们失去了对未来的掌控。

工伤女工们正在排练话剧《呐喊》。新京报记者王佳慧 摄

►佛山顺德，这座珠三角的工业小城，成千上万的女工正经受着工伤之痛。

在过去的三十年多年，她们如潮水般从各地农村涌向珠三角。她们年轻、细心，有着灵巧的手指；她们撑起了“中国制造”的半边天，让珠三角迅速成长为“世界工厂”。

只是，在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她们付出了伤痕累累的代价。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珠三角地区大量制造业工厂关门倒闭，诸多劳动密集型企业开始向劳动力更为廉价的东南亚地区转移。

从此，中国制造步履维艰，中国经济进入了转型升级的轨道。而工伤女工们开始面临再就业、维权、家庭矛盾等诸多现实难题。

她们意识到，她们失去了对未来的掌控。当年，流水线上不经意间的一次工伤正在改变她们的整个人生。

“看到那个窗子，就想往外跳”

5月18日下午，顺德一家社工中心里，6名工伤女工正在进行话剧《呐喊》的排演。

第六幕，女主角阿秀的儿子带女朋友回家，女孩看到了阿秀残缺的右手，当面要求分手。丈夫埋怨她不该把右手露出来。

“这能怨我吗？我愿意伤成这样吗？”阿秀把手中扫地的扫帚猛摔在了地上。

郑琳是阿秀扮演者，坐在我面前，她把右手深埋进两腿缝隙中，她的右手受了工伤，断了4根，只剩下大拇指。

话剧中的每一幕都是女工亲身经历的情景再现。据该社工中心负责人王林合向剥洋葱介绍，除了排演话剧丰富工伤女工的精神生活外，他们还为工友开展安全培训，提供心理、法律咨询等服务。

20年前，郑琳跟着丈夫从四川内江来到佛山顺德。

起初，她在鞋厂发料7年，拿着一个月几百元的工资。生下儿子后，她到了工资较高的染厂，开磨毛机，一天12个小时两班倒，她可以拿到2000块钱的工资。2010年起，她又接连换了袜子厂、开关厂、冲压厂。她的最后一份工作是做胶桶盖密封圈。

郑琳说，作为妻子她要照顾丈夫和儿子。一次次辗转换地，她是想找一份既能让她扮演好妻子角色，又能减轻家里经济压力的工作。

2015年7月8日凌晨5点，天微亮，郑琳从梦中哭醒。她胸口憋闷，枕套已被打湿了大半。后来，她认为这场梦是个凶兆，暗示着运道从此偏离。

5个小时后，郑琳像以往一样操作着分条机，密密麻麻的刀片飞快运作着，与往常不同的是，她感觉在将海绵条压入机器时十分费力。

郑琳不知道事情如何发生，一瞬间，右手除大拇指外的四根手指全部压入分条机内，她想用左手关掉机器右侧的开环，却摸不到。分条机内的刀片被右手牢牢卡住，机器停止了运转，4根手指没了。

郑琳出事的工厂，是堂妹介绍的。每天下午5点半下班，计时不计件，一个月2200元的底薪，200元的生活费，晚上或周末每加班一个钟头，她可以拿到10.5元。月底，郑琳能拿到3224.6元的薪水。

郑琳一家住在镇上的廉租房里，当地人称为“伸手楼”。两楼之间距离极近，通过窗子，两边伸手即可相握。纵使狭仄闷热，但每月165元的房租让她心安。房子里时常有老鼠出没，为此，郑琳养了一只猫。

这次受伤，她住院52天、3次手术、取出了17根钢针。郑琳躺在病床上，医院6楼手显微外科病房的窗户外装着护栏，“我看到那个窗子，就想往外跳，一点儿都不想活了。”

“轻生厌世是工伤病人，特别是截肢病人中常见的心理状态，”顺德和平外科医院手显微外科一位医生对剥洋葱说，他们作为顺德区专业治疗手创伤的医院，也没有配备心理医师。

“四根手指，要个30万算了吧”

郑琳想维权，可她像大部分女工一样，没有与工厂签订劳动合同，工资条是老板娘用圆珠笔写的。

通过正规的工伤赔偿程序很难。“我们等不起这场持久战。”郑琳对剥洋葱说，“这个过程太耗人了，递交材料审核要很长时间，有了结果老板不服反诉，又要再等。很多人等不起，就草草了了。”另外，她的小儿子即将回老家读书。

因此她选择和老板私了。

而来自四川邓燕和广东本地的黎日连则选择走司法程序。

邓燕一直做冲压工，还自学考取了职业资格证书。虽然女工做冲压很累，但薪水优于其他工种。

2014年5月，邓燕左臂被油压机压住，骨头碎裂，左上臂以下全部被截肢。没了肘关节，她装上了假肢。每每多雨时节，左臂发麻、断处隐痛的感觉一直缠绕着她。

刚从手术室中被推出，邓燕就开始想着做工伤认定。2014年9月，她被佛山顺德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三级伤残。

不过工厂并不认可这个鉴定结果，一纸诉状将顺德区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告上法庭，要求撤销做出的三级工伤认定判决。

另外，在起诉状中，公司认为邓燕所受的伤害是她的自残行为。

邓燕出庭时泣不成声，“他们怎么能为了不赔钱，说我是自残？”

“很多工人都没和工厂签订劳动合同，工资条是老板随意写的。光是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这两块，就非常麻烦。”王林合介绍，当地企业里的一些老板，经验丰富，可以游刃有余地应对工伤事故。

“没有办法，招工时你要求签合同、办保险，老板不招你就是了。为得一份工，工人们不会追究这么多。”王林合说。

工厂、医院、劳动局，很多工伤女工只能不停地在三地兜转。

终于2015年12月，邓燕出事一年零7个月后，法院强制执行，帮她拿到了赔偿款。

黎日连则没那么幸运。6月6日，她的工伤案子将要开庭。电器厂不服仲裁结果，提起上诉。

“赔偿的钱没那么好拿，你要是不私了走劳动仲裁，基本上最后都得闹到法院，搞不好还有个二审。”这一个月，黎日连找律师、社工组织四处咨询。在她看来，这将是场持久硬战。

为了避免在和老板私了过程引起麻烦，郑琳放弃了阿秀这个角色。“我怕话剧演出以后，搞得不好说话了。”郑琳说，她心里其实还挺想演的，因为阿秀就是她自己。

“四根手指，要个30万算了吧。”郑琳对剥洋葱说。

黎日连翻看自己年轻时的照片。新京报记者王佳慧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