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武汉事件”及其在文革进程中的位置（下）

4．绕不过去也冲不过去的军队问题

武汉出现的事件，令人们立即联想到早在1964年震撼亿万干群的《九评》里，就表述了毛泽东在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方面提出的理论和政策，其中第十二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武装部队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永远保持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军民一致，官兵一致。坚持军官当兵的制度。实行军事民主、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同时，普遍组织和训练民兵，实行全民皆兵的制度。枪杆子要永远掌握在党和人民手里，绝不能让它成为个人野心家的工具”。

第十三条：“人民公安机关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在保卫社会主义成果和人民利益的斗争中，要实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和专门机关相结合的方针，不放过一个坏人，不冤枉一个好人。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可以说，这是毛泽东强调加强党和人民对部队的监督，清洗军队中的坏人和“公检法要彻底革命”、提倡“群众专政”的观念，第一次以公开文献出现。在文革当中，类似的理念以各种文件、社论、讲话形式表达出来。²⁴

武汉事件中部分军人和“武汉公安”的造反，加深了毛泽东有关理念的感性认识，他也从江西问题，和武汉军区支持传统的基干民兵，发生残酷的武斗，意识到武装革命群众的必要。他在事件后，突出地感到部队问题相当严重，一再提出“武装左派”；给江青的信谈到“现在有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军分区以上的干部支持右派”²⁵提出“大量武装左派”“实行群众专政”，他以为“如此左派声威大振，右派气焰就压下去了”²⁶；试图压制他心目中文革运动的右派甚嚣尘上的反攻。

事件发生后，中央在北京紧急研究处理、善后和宣传措施。《王力反思录》（1011、1027页）说：社论从这时候就开始提“军内一小撮”，这把火是林彪点的。他说：过去有三个大军区不听话：北京、武汉、成都，他没有办法。陈再道就是不听话，这回可找到做文章的题目了……康生向毛泽东请示报告后，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同意在报刊上不点王任重、陈再道的名，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提法。……“七二零事件以后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主要是那个‘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以及主席在上海的指示，由汪东兴通知了康生，也通知了总理，康生向关锋传达，进行了布置，总理也向戚本禹传达布置。最令人感动的是：在批斗我的会上，总理说：我们也有责任。江青和林彪却不认账。”王力的认识可作一个参考。问题是，“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并非始于武汉事件，中共中央“5.16通知”早已明白确定了这一点；也不能单纯认为“七.二零事件”后的火是林彪一人点的，系列社论的提法他就难于负具体责任，很快，王力、关锋和具体执笔的林杰，就为武汉事件后两报一刊连篇累牍的宣传攻势的文章和提法——王力为在中央给武汉市的信中加上了“和军内”的字句，将付出政治生命的代价，文革小组的激进文人们，至今也没有脱掉干系²⁷。问题是，在1967年的七（月）下八（月）上短短的半个多月里，从毛泽东到当时所有的中央常委，都不同程度认可了这个提法，大多数文革运动的积极分子和领导干部也视为正常。诚然，这是需要另外研究的大问题。

此前，中央文革的激进文人就按他们理解的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利用解决武汉问题在宣传中大肆宣扬了“揪军内一小撮”，本来武汉事件就引发了左的倾向的抬头，群众性的怀疑一切，冲击各军事机关、部队和对文革不满的领导人，现在有了大家都一时难以怀疑的中央舆论，于是皆向着所谓文革的“第三阶段”奔去。仅仅是对所谓“陈再道似的”人物与顺藤摸瓜的冲击，就可能立即蔓延全国，首当其冲的是原来四方面军的高层干部和各军区领导。文革中在部分人士中一再显露出的所谓“一方面军整四方面军”的暗伤²⁸，完全可能立即变成顶翻文革航船的巨大暗礁。把文革的路线斗争和对军队高级领导的教育，引到山头与宗派与历史恩怨的歧路去，这当然是毛泽东、周恩来绝对不主张的。

作为主持军队工作的副统帅，林彪也并未就希望与驱使各个军区瘫痪和主官垮台。他在1967年元月至八月，对于军队与文革运动关系的态度，可能与其他老帅没有太多分歧。尽管他对“武装左派”的意见不好公开表示不满，但对普遍的抢枪浪潮极为担忧与不满，他口述了给毛泽东的信²⁹，认为情况比较严重，急需采取一些严厉措施，甚至让中央文革的秀才们帮忙修改。看来，他并没有希望自毁长城。不过，亲历者张秘书注意到：“林彪在1967年之夏的表现前后判若两人……过了‘八一’，他又恢复少言寡语、闷闷不乐的状态”。

毛泽东没有同意林的看法，毛认为抢枪情况并不严重；江西形势严峻时，周恩来曾主持一个参加者极少的所谓紧急军委扩大会，起草并发出制止江西抢枪的电报（显然此举是林彪知晓和赞同的），散会后人们刚从京西宾馆回到近在咫尺的钓鱼台，戚本禹就告诉他们：毛泽东在上海对该电文的批示已经传到，仍然认为为什么军分区已经给保守派授枪，我们就不能武装左派？³⁰过来人都知道，甚至到巡视大江南北时，毛还多次轻松地从积极方面看夏秋的“全面内战”。

在文革的初年，从事革命造反的普通群众，实际上很难理解老军人心理，尽管大家学习了几年解放军也崇拜拥戴解放军。笔者通过连队生活，耳闻目睹，才开始明白军人这个群体与工人、学生、干部的基本不同。他们的相互情感，融灌着兄弟生死情怀，没有参加过战争的战士尚且如此，更不要讲经历过战争、共趟血海的生还者。造反民众用简单的概念化的“支左”或“支右”来观察和要求、追求军人，其实严重地忽视了军人的本质就是军人；多数军人已经很不熟悉地方与社会——更不懂得毛的文革究竟要做什么。他们用特有的视角来打量彼此，革命战争历史与客观存在的山头——这中国革命特有的时空情愫，或许决定着他们在文革里的特殊心理与行为。在地方党政领导通通靠边时，毛泽东试图依靠军队来维系党的组织功能和政府权力。但是，17年来，部队再也不简单是战争年代的战斗队、工作队，他正逐渐成为掌握国家权力后的一个稳定秩序的重要工具工具，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尽管在1960年代，部队的革命化政治色彩越来越浓厚，但也实在难以奉行文革政治的复杂功能，即当时所期望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功能。一方面要继续立新功支持文革造反（反对现存秩序），一方面又得维系枪杆子打下的政权秩序、坚守专政工具的职能，并且卷入政治纷争。革命战争的荣誉萦绕心中，不论是哪种老军人，都认为当然是政权的合法掌持者，绝对意识不到，自己也和党政干部一样，有一个是否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问题。两难的局面，终于演成毛泽东文革理念和实践的悖论，出现了历史的悲剧。

陈再道是最先可能被群众打倒的大军区司令员，按照先前运动的惯例，仅仅是顶撞毛、周，放任部队造次和严重失职的错误，就可以点名打倒了，况且中央权威面临了事件的极大羞辱，需要修复。各派系、山头的老军人（决非仅仅原四方面军的），正满怀同情——忧心忡忡地看着这只跳出来——群众可恣意宰来吓鸡的“猴”，担心出现“倒军”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许世友逃进老家深山躲避造反，黄永胜在总理的一再训诫下，也正准备丢弃保守派把屁股“坐过来”³¹。诸军区和军事机关纷纷遭到冲击，包括保守派群众的冲击。

可是毛泽东经过冷静慎重考虑，很快决定将武汉事件作为“严重政治错误”处理，称陈为“你们要打倒”的同志。这时，对事件真相和背景的调查、审查都刚刚开始，事件是否有何严重背景？并未弄清。但是，毛对事件有个基本判断，绝对不愿把自己统帅的军队置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边，轻易地依靠激愤的民众去搞臭搞倒一个又一个刚烈的老军人；也不愿意有人利用陈再道的错误打破政治平衡。周恩来出面，首先阻止了对原四方面军同志的可能伤害，保护了业已靠边的开国将帅。被造反学生抄家的徐向前与徐海东³²，立刻得到周的关照。毛、周迅速地制止了对原四方面军的领导的怀疑与冲击——文革滑向宗派斗争痼疾的可能，进而保护了彭绍辉、许世友和韩先楚等。³³明白人都清楚，这个武汉事件，在文化革命冠冕堂皇的词语背后隐含着三十多年前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干部的芥蒂暗伤。

如何正确处理与安抚军队对文革的疑惧、集体怠工和反抗，毛泽东主席选择了极大的让步和迂回，显示了他深谙中国政治历史和现实的伟大战略家胸怀。

诚然，亲身经历过那段历史的军队领导干部和革命群众，未必每个人都深沉地意识到军队和群众产生芥蒂乃至冲突的历史悲剧，那是想在不同范畴和层次上，保卫我们这个政权和江山的群体间，发生的悲剧。总有些人，在历史的当年，或者在几十年之后，把文革里的群体与个人，分别戴上所谓“拥军派”、“反军派”帽子，对于革命干部、群众来说，这种划分极不科学，也不严肃，“拥军”和“反军”对于革命群众来说，只是一个表面现象，而非事情的本质。当事人的糊涂基本上是无知加偏见，后事者的跟进抨击，基本上是无知加蓄意。偏见比无知距真理更远。按这样“物以类聚”，在文革运动里是不是也能够划分出一个“拥党派”和“反党派”来！？

但是由于运动触犯了军队“众怒”，文革的出轨已成事实，路线斗争中倾向性的回潮、反复，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国外学者迈斯纳公正指出：“极左的领导人便大张旗鼓地对军队的革命性表示过怀疑，造反的群众也对军队发动人身攻击，这样，军队也面临着这样的危险，那把党弄得四分五裂、使群众运动分裂为许许多多互相交战的派别的政治分歧也要被强加于军队之上，内战的幽灵不详地越来越逼进了……为武汉事件和极左领导人的激烈讲话所鼓动起来的情绪给8月的新的极左行为火上加油，攻击的矛头主要指向中央国家机关……到8月底，中国看来已徘徊在无政府的边缘。毛泽东在结束了对各省的‘视察’后返回北京，他此时认识到，如果继续进行作为一场建立在群众首创精神基础上的运动的文化大革命，势必会冒使全国陷于大规模的并且可能是致命的内战的危险。他选择了秩序，实际上，他是选择了结束文化大革命”。³⁴

周恩来亲自处理武汉问题，也最早对7、8月出现的“揪军内一小撮”和抢枪风潮产生强烈的忧虑。8月中旬以来，他连续告诫群众：“不要以为武汉军队出了个陈再道，青海出赵永夫，内蒙王逸伦，就对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发生了怀疑。整个军队，就那么少数几个人”。“现在到处抓陈再道。就象前些时期到处抓谭震林一样这是不对的”；“‘7.20事件’以后这个浪潮不正常，对形势的根本估计都不对。什么‘全国处于反革命复辟的前夕’、‘武装夺取政权’，完全不对”。

到8月中下旬之际，周恩来已经对中央处理“7.20事件”——后续的负面问题和全国形势变异，形成了系统的相反意见，并在各种场合向群众公开表述。但是，在“武装左派”的问题上，他十分谨慎地与毛泽东保持一致，没有轻易去怀疑这个提法 ³⁵。这点从8月10日中央批发的处理江西、湖南问题的文件中就可以看出来。

在文革司令部里，小组长陈伯达毕竟是老派激进文人，他的观点某种意义上与总理相近，也不至于发疯到同意乱抢枪。后来陈与他儿子回忆：“1967年夏天，全国很多地方发生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我提出应当收缴群众组织的武器，却遭到江青的反对。她反过来提出要‘文攻武卫’。我的收缴武器的意见就落了空”。³⁶

从更深层的更“历史”的意义上看，革命的军队在新政权成立和巩固之后，势必有一个向政治制度化、军事职业化的过渡，对于依靠枪杆子获得的中国革命政权，更有一个如何处理革命军队、将领与党和国家关系的重大问题。将帅老同志，都和其他非军事工作的党政领导一样，有一个从光荣的革命者到称职的国家管理者的身份转换问题，有一个通常理解的、第一层面——革命战争夺权的合法性，到第二层面——真正代表人民掌权——取得深刻彻底合法性的问题。这就是毛泽东的文革初衷，意在红色政权长治久安的根本问题，而不是简单打倒几个人。在文革以前一些军队内部以及军队与党和国家关系问题上的分歧，可以看成在如何保证军队继续革命化（又不能太政治化甚至超越政党、国家），争取军队现代化、军事管理制度化、实际生活中军队国家管理的进程里不可避免的正常探索和思想斗争。文革前的一些不愉快——甚至悲剧事件，文革中的军队集体和个人的悲剧，文革以后依然存在的分歧、冲突及其化解，都是我们这样的革命政党和革命军队，在探索政权建设与体制取向，以及实现军队现代化的道路中不可避免的系列阵痛，是漫长的分娩。

文革里，毛泽东看到军队不适应文革的政治（但又太政治化），特别是看到军队可能被社会波拿巴主义利用（或者说社会法西斯）的苗头，他想起了大革命国共合作阶段的“武装工农”，依然是在前述宏大的历史政治背景下的思考与探索。经历过北伐战争的林彪，当然不愿意他参与创建的工农军队的将领，成为新政体新制度下的“反动军官”，成为对立面，被文革的造反民众推翻。群众中仅有极少的先觉人物，明白主席为什么早就说我们这个政权要变成法西斯是可能的，也敏感地联想到俄国“二月革命”后两个政权并存局面，联想到大革命中北伐军反动军官背叛革命的教训，强烈地要求将人民解放军置于党和毛主席的绝对领导下。在“武汉事件”中，他们面对独立师打出毛泽东语录“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号召军队造反，针锋相对打出毛的另一原则“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

因而，从另一个方面讲，歌曲《我是一个兵》，大致反映了文革前国家、社会与军队的一个非常谐和状态。由于文革爆发，在1967年的实际政治生活里（包括以后），人们发现歌曲浪漫的表述“来自老百姓”、“爱国爱人民”似乎正在淡化和消逝。就像革命政权来自人民却要高于人民一样，军队来自人民，必然也要高于人民！！

由于历史发展不以任何人意志为转移，武汉问题在军队问题上爆发，毛泽东、激进文人，和他们支持鼓动的激进群众对军队的要求，与恪守传统秩序的军队的心理、思想发生冲突。问题似乎是最彻底地解决了（林与周都这样说过），却有完全相反的连锁反应，并造成严重后果。以上陈述说明这“解决”，仍煮的一锅政治夹生饭。1967年以后，涉及军队的种种问题依然不少，毛泽东就再不叫群众介入了。

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右倾抵制和左倾的盲动，交织在一起，掩盖了问题的实质。事件后的左倾与反左，1978年事件的平反，使文革的支持者与反对者都瞢了，人们不敢说“武汉事件”里陈再道将军和部队一个不字。人们忘了军队悲剧性的错误，忘了去总结军队干预政治、带政代党的严重教训，不愿意承认部队违抗军纪党纪的教训，更不愿去思考历史与后继的社会波拿巴主义问题。³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