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东亚地缘战略 —— 底线和极限

[211] [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402页。

[212] [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422页。

[213] 杜鲁门政府内阁中的商业部长亨利·华莱士认为，英国是在把易骗的美国人诱导来替她说话。他说：“英国政策显然就是要刺激美、俄之间的不信任感，因此替第三次世界大战铺路”。转引自[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420页。

[214] “尼克松总统在关岛关于亚洲政策的讲话”，齐涛主编：《世界通史教程教学参考》(现代卷)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4-275页。

[215] [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423页。

[216] 参见《凯南回忆录(1925-1950)》，转引自《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1编第2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5页。

[217] 《乔治•凯南曾被誉为美国“最睿智”的人》，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5-03/21/content_2724794.htm

[218] 转引自[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423页。

[219] [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423页。

[220] 《乔治•凯南曾被誉为美国“最睿智”的人》，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5-03/21/content_2724794.htm。

[221] 资料来源：刘绪贻主编：《美国通史》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3页。

[222] 宿景祥编著：《美国经济统计手册》，时事出版社1992年版，第338页。

[223] 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402-404页。

[224] 资料来源：刘绪贻主编：《美国通史》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3-304页。

[225] 资料来源：转引自沈志华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8、359页。

[226] 1950年、1951年、1952年中国财政总收入分别是56.2亿、133.1亿、183.7亿人民币。转引自董志凯主编：《1949-1952年中国经济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14页。

[227]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67页。

[228] “国务院—参谋长联席会议会谈备忘录”(1953年3月27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877页。

[229] “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为建议双方举行联络组会议事致金日成元帅及彭德怀将军函”(1953年3月31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884页。

[230] “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讨论备忘录”(1953年3月31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885页。

[231]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45次会议讨论备忘录”(1953年3月31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921页。

[232] “国家安全委员会政策声明”(1953年7月7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956-957页。

[233]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56次会议讨论备忘录”(1953年7月23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963页。

[234] “同日本国会访华团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84页。

[235] “杜鲁门总统在7月19日致国会的咨文中指出，他认为，理解我们在朝鲜的军事行动的本质是重要的;应该十分清楚地表明，这一行动是以一项基本的道义原则为基础的。参阅“政策设计室备忘录”(1950年7月22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37页。

[236] “在采取这项政策时，我们应清楚地认识到，一般性的贸易管制不足以对广大中国地区的经济造成严重危害。”“真正判断我们对中国的贸易战的利弊得失的标准不是经济标准，而是军事的、心理的，并且首先是政治的标准。……政治上的重要性在于我们实际上已向自由世界和中国民众宣布，我们正在把他们与现代技术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隔离开来。”“自由世界对苏联集团的贸易”(1951年2月)， 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990、993页。

[237] 1950年11月28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在白宫召开会议上副总统说：除非美国投入比中国更多的兵力，“否则前景十分黯淡”，马歇尔说“这个可能性令人沮丧”，他“不知道答案。我们希望避免卷进朝鲜冲突，我们怎样才能体面地摆脱出来”。1950年12月4日，英国首相与杜鲁门会谈时就朝鲜问题说：“联合国可能会丢面子，特别是在远东丢面子，我们都会丢面子，但是我们必须衡量利弊。”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520、558页。

[238] 1950年3月中央财委的关于《全国财政经济现状》报告中指出：“煤炭、钢、铁、电力等基本工业大都在东北，按原有设备计，我国炼铁能力年为300万吨，东北占71%，炼钢能力为147吨，东北占91%，轧钢能力为70万吨，东北占50%，全国现有发电设备207亿千瓦，东北占30%，各项主要化工如酸等工业，东北比重大，东北资源又比较丰富，目前工业建设的重点应放在东北。”转自引董志凯主编：《1949-1952年中国经济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85页。

[239] 沈志华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7页。

[240] “一场中国出人、苏联出枪并为苏联打的战争，中国不仅付出巨大人力物力的损失，而且还要自己买单。这是一次彻头彻尾的赔本的买卖。” http://www.fhw4.cn/fhbbs/archiver/?tid-2623882.html。

[241] [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443页。

[242] 王绳祖等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868页。

[243] 参见杨奎松著：《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8页。

[244] 参见杨奎松著：《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3页。

[245] “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1949年12月16日)，转引自杨奎松著：《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3页。

[246] “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1949年12月16日)，转引自杨奎松著：《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3-304页。

[247] 参见梁之彦、曾景忠选编：《蒋经国自述》，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页。

[248] 引自梅孜编译：《美国总统国情咨文选编》，时事出版社1994年版，第154页。

[249] 刘绪贻 李存训著：《美国通史》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7页。

[250] “斯大林完全可以预见到，在朝鲜半岛出现的武装冲突，无论其结局如何，都将保证苏联在远东设定的战略目标——获得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因为在战争胜利的情况下，苏联就会控制整个朝鲜半岛，仁川、釜山或其他南朝鲜的港口将可以替代旅顺口和大连港，作为苏联太平洋舰队的基地。” 沈志华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21页。

[251] 1897年3月20日，时任俄财政部办公室主任、中东铁路和华俄道胜银行董事会董事P.M. 罗曼诺夫向维特提交的备忘录，提出将控制朝鲜作为优先的战略选择，他写道：“我认为，朝鲜对我们来说是至为重要的。北满对我们的重要性，仅仅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通往辽东或朝鲜的捷径。但是，在最近的将来中国人不会允许我们将我们的铁路修到辽东半岛的某个港口，因为他们了解，这样做将把北京置于我们的掌握之中;但在另一方面，他们不会强烈反对我们的铁路线从伯都讷经过吉林到达朝鲜一个港口，因为这会防止日本攫夺朝鲜。但是为了取得朝鲜的同意，我们首先必须具有影响朝鲜财政事务的力量。在这方面我们一定不要犹豫，即使是要作出财政牺牲，也不要犹豫。(转引自[美]安德鲁·马洛泽莫夫著，商务印书馆翻译组译：《俄国的远东政策1881-1904》，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101页。)

[252] 1945年夏，蒋经国随宋子文赴苏联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据蒋经国回忆，他与斯大林谈话完毕出来的时候，斯大林的秘书问蒋经国：“你有几年没有到莫斯科来了，你有什么新的发现?”蒋说：“1931年，我也在这个地方看见过史大林，现在办公室的一切，都和从前一样，只有一点不同：从前史大林的书桌的背后，是挂一张列宁站立在坦克车上面，号召人民暴动的油画，这次却不见了，换了另外一幅彼得大帝的画像。”这个秘书听了笑一笑地说：“当然是新的，此一时，彼一时。” 参见梁之彦、曾景忠选编：《蒋经国自述》，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110页。

[253] 1945年夏，蒋经国就外蒙问题与斯大林谈判时表明中国已与苏联签订了“友好条约”，因而不会攻击苏联;即使想，中国也没有这个力量。斯大林回答说：“我可以告诉你，条约是靠不住的。再则，你还有一个错误，你说，中国没有力量侵略俄国，今天可以讲这话;但是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 参见梁之彦、曾景忠选编：《蒋经国自述》，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112页。

[254] “英国外交部备忘录”(1949年8月19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87页。

[255] “英国外交部备忘录”(1949年8月19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88页。

[256] “英国外交部备忘录”(1949年8月19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89页。

[257] 联合国大会1951年5月18日第330次全体会议上以唱名的表决方式通过，47票赞成，0票反对，8票弃权(阿富汗、缅甸、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瑞典和叙利亚)，另有5国未参加表决(白俄罗斯、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乌克兰和苏联)。

[258] “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的正式名字是“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 (Co-Ordinating Committee for Export Control) ，是1949年11月在美国的提议下秘密成立的，因其总部设在巴黎，通常被称为“巴黎统筹委员会”。巴统有17个成员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葡萄牙、西班牙、加拿大、希腊、土耳其、日本和澳大利亚。巴统是冷战的产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发达工业国家在国际贸易领域中纠集起来的一个非官方的国际机构，其宗旨是限制成员国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战略物资和高技术。列入禁运清单的有军事武器装备、尖端技术产品和稀有物资等三大类上万种产品。被巴统列为禁运对象的不仅有社会主义国家，还包括一些民族主义国家，总数共约30个。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和科技水平的提高，西方国家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不断突破巴统的禁运限制，巴统不得不缩小其管制范围。1990年，巴统大幅度放宽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禁运项目由成立初期的400个减少到120个，1991年中又减少三分之二。受其禁运的国家也越来越少。 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加上巴统的禁运措施与世界经济科技领域的激烈竞争形势也不相适应，一些西方国家又把巴统作为相互进行贸易战的工具。巴统会员国的高级官员1993年11月在荷兰举行会议，一致认为巴统“已经失去继续存在的理由”。1994年4月1日，巴统正式宣告解散。

[259]“第500(五)号决议”，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005页。

[260] 该法内容详见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007-10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