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则有力地指出——从《宣言》的时代出发——资本主义只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小段插曲。不过，在他们的时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并没有超出英格兰、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一小片区域，以及普鲁士的威斯特伐利亚。在整个欧洲的其他地区，都不存在类似的东西。尽管如此，马克思已经想象到了，“不久之后”社会主义革命就将在欧洲发生。《宣言》的每一行字，都透着这个预期。 马克思当然不知道革命会从哪个国家开始。是英格兰，唯一一个已经属于发达资本主义的国家吗?不。马克思并不认为这是可能的，除非英国的无产阶级把自己从对殖民爱尔兰的支持中解放出来。是法国，这个就资本主义发展程度而言不那么先进，但就其人民的政治成熟程度(这个成熟，是从法国大革命那里继承而来的)而言又比英国更先进的国家吗?也许吧。《巴黎公社》(The Paris Commune, 1871)肯定了他的直觉。出于同样的原因，恩格斯也对“落后的”德国抱很大希望：在这里，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可以互相碰撞(创造出更大的能量)。《宣言》在第五十四页写到了这个： “共产党人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国，因为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因为同17世纪的英国和18世纪的法国相比，德国将在整个欧洲文明更进步的条件下，拥有发展得多的无产阶级去实现这个变革，因而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 这并没有发生：在反动的普鲁士的扭曲下的联合，德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平庸及其懦弱使得民族主义大胜，而人民的抵抗则被边缘化了。在生命的尽头，马克思把他的目光转向俄国的方向，他希望俄国能够走上革命的道路，这点可为他与者维拉∙查苏利奇的通信所证明。 因此，马克思的确有这样的直觉：革命的转变可以从体系的边陲——用后来列宁的语言来说，就是“薄弱环节”——开始。不过，马克思，在他的时代还没有得出这个方向的结论。要等到历史前进到二十世纪，到了列宁和毛那里，共产主义才变得有能力想象一种能“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策略。这个表达不太准确，我更喜欢更迂回的说法：“社会主义过渡的长路上的不平等进步，在一些国家——支配的帝国主义的策略持续、严厉地与这些国家斗争，并把它们孤立了出来——地方化了。” 关于这个问题(即关于向共产主义方向的、朝社会主义的长期历史过渡，和这场运动的普世视野的问题)的讨论，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无产阶级从自在的阶级向自为的阶级的转变、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的条件和影响、在这个长期过渡中农民的地位、反资本主义思想之表达的多样性的问题，我将在下一个章节中讨论所有这些问题。 三马克思比任何人更理解，资本主义有征服世界的使命。他在一个这一征服还远远没有完成的时代，就写到它了。他从头开始思考了这一使命，这一使命的起源，即对美洲的发现，开启了为期三世纪的重商主义，及最终，向资本主义的成熟形式的过渡。 他在《宣言》第十一页写道： “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马克思欢迎这个全球化，这个人类历史上的新现象。《宣言》里无数的段落证明了这点。比如说，在第十页，我们读到了：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 以及在第十三页： “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象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言辞是清晰的。马克思从来不是面向过去，缅怀“美好旧时光”的人。他总在表达一种现代的观点，现代到看起来像是一个欧洲中心主义者。他在这个方向上走的很远。然而，用城市劳动力来取代农村劳动力的野蛮化，对无产阶级来说，不是同样地无用吗?马克思并未忽视伴随资本主义扩张而来的，城市的贫困。 写作《宣言》的马克思是否正确衡量在欧洲本土，甚至，在被殖民的国家里，摧毁农民带来的政治后果?我将在谈到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部署的不平等特征的时候回到这些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中，也不知道资本主义的世界部署，并非他们想象的那样一种，也即，同质化的那一种，这样的部署给被征服的东方以摆脱历史给它的桎梏，并变成符合西方国家的意象的“文明”民族——也即，工业化国家——的机会。马克思的后期文本对印度的殖民化的呈现，很少有令人心安的。但马克思后来也改变了自己的想法。这些间接的提及，而非得到系统阐述的论证，见证了殖民征服的破坏效果。马克思逐渐意识到我所谓的“不平等的发展”，也就是说，对支配的中心与被支配的边陲之间的反差的系统建构，以及，随之而来的这样一种不可能：边陲是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全球化(事实上，它在性质上就是帝国主义的)框架内，靠资本主义的工具，“赶上”中心的。 在这方面我说过，如果在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中，“赶上来”是可能的话，那么，就没有什么政治的、社会的或意识形态的力量，能够与资本主义匹敌了。 关于中国的“开放”问题，《宣言》的马克思在第十二页写道： “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 我们知道，中国并不是这样开放的：迫使中国开放的，是英国海军的加农炮。中国的产品经常比西方的更有竞争力。我们还知道，使英国能够成功支配印度的，并非英国更加先进的工业(再一次地，印度的织物比英国的质量更好)。相反，是对印度的支配(以及对印度工业的有组织的破坏)，给了英国在二十一世纪资本主义体系中的霸权地位。 不过，更老年的马克思也学会了如何摆脱自己年轻时的欧洲中心主义。就世界的演化而言，马克思知道如何改变自己的看法。
巴黎公社 因此，在1848年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想象了这样一种强可能性：一场、或多场社会主义革命是可能在他们时代的欧洲发生的，这些革命将正面，资本主义不过是历史上的一段简短的插曲。事实很快就证明，他是对的。《巴黎公社》(1871)就是第一场社会主义革命。不过，它也是最后一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完成的革命。随着第二国际的建立，恩格斯并没有失去对新的革命进步(特别是在德国)的希望。但历史证明，他错了。但1914年第二国际的背叛，也不应让任何人感到奇怪。除他们的改革主义偏移外，当时欧洲工人党与他们的资产阶级的扩张主义的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政治的结盟也表明，这些个党，也不预期从第二国际那里得到什么。世界转变的前线移向了东方，先是在1917年移向俄国，然后，又移到了中国。当然马克思没有“预言”到这点;但他后来的文本允许我们假设，很可能，他也不会为俄国革命而感到惊奇。 另一方面，关于中国，马克思认为，即将发生的，是资产阶级革命。在欧洲联军干涉(作为对义和团的回应)后，马克思提醒他的读者，下一次欧洲军队试图进入中国的时候，他们会震惊于他们将读到的前线标识：“注意，你正在进入中华资产阶级共和国！”孙中上领导的，发动1911年革命的国民党，也像马克思一样，想象过宣告成立中华(资产阶级)共和国。但孙既没有在击败旧制度(旧制度的军阀四处割据)上取得成功，也没有在赶走帝国主义势力，特别是摆脱日本的支配上取得成功。蒋介石的国民党在路线上的偏移，肯定了列宁和毛的看法：真正的资产阶级革命不再可能了，我们的时代，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正如1917年的俄国二月革命没有未来，因为它不能战胜旧制度，因此它呼唤十月革命那样，中国的1911年革命，也在呼唤毛主义的共产党人的革命，只有后者才能回应(人民对)解放——民族的、和社会的解放——的期盼。 因此，在巴黎公社后，开启第二次社会主义革命的，是俄国，这个资本主义体系的“薄弱环节”。然而，俄国的十月，并没有得到欧洲工人运动的支持，反倒成为了其斗争对象。罗莎·卢森堡用严厉的言辞来表述了欧洲工人运动在道路上的偏移。她说到他们的“无效”，说到了“德国无产阶级实现其历史使命的无能”，说到了“背叛”(Luxemburg, 2017: 10: 59)。 至于我，我则提出了对发达的西方的工人阶级的这一倒退的分析——他们通过强调资本主义的世界扩张的帝国主义特征的巨大威力，以及与之相关的整个社会(而不仅仅是其资产阶级)因此而从它们的支配地位获得的巨大好处，而放弃了二十一世纪的革命传统。我因此而认为，在我对1917年十月革命的普世重要性的解读中，用一整章的篇幅(我的《1917年十月革命。一个世纪后》, 2017的第四章《从1917年到2017年的革命与反革命》)来分析导致欧洲工人阶级否弃他们的历史使命——用罗莎·卢森堡的话来说——的发展。读者可参阅这个文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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