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情报生涯 —— 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

胡宗南委任我当他的机要秘书

1938年5月初，胡宗南约我单独谈话。他说：你是一棵幼松，我要把你培养成材，首先要你做革命军人，成为黄埔大家庭的一员。他让我第二天和他同车去西安，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学习。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前身为黄埔军校，校长由蒋介石兼任，第七分校主任由胡宗南兼任。学生都属“黄埔系”。我是第七分校首批学生，按黄埔军校序列，算作第十五期(胡宗南是第一期)。这样我就成了“革命军人”和“黄埔大家庭的一员”，无意中履行了周恩来在武汉大学演讲中提出的“最好受正规的军事训练”，并集体参加了国民党。

1939年3月，我在军校学习期满，胡宗南找我谈话，表示满意。他说：现在的局面比过去大得多，他需要一个既懂军事又懂政治的助手。他在“黄埔大家庭”里选定了我，委派我担任他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我就成了胡宗南的亲信助手。除处理文电和日常事务外，还有一项被胡宗南认为别人不能代替的工作——为他起草讲话稿。胡宗南经常到他主办的军政院校和所属部队作“精神讲话”。我起草的稿子短而精，尽是豪言壮语，最合他的口味。

开始执行特殊任务

1939年12月的一天，我正在办公，门卫报告，有客要见。我出来迎，来人竟是许立群，他1936年入清华大学历史系，1937年2月我在清华介绍他入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我陪他走上附近的城墙，在寒风中长谈。他说，他从重庆去延安，蒋南翔在重庆工作，让他路过西安时找我。我谈了自己的情况，着重告诉他，胡宗南抗日积极，倾向进步，对我很信任，有时还同我一起学习唯物论、辩证法。1941年夏，王石坚从延安到西安长住。我不定期地在陈忠经住所同王石坚交谈。作为周恩来两年半前下的闲棋，布的冷子，我已不闲不冷。因为胡宗南已追随蒋介石进行反共，我的“特殊任务”也随之明确，那就是：搞情报。周恩来正是我党情报工作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延安告急时周恩来到达西安

1943年7月9日，周恩来、邓颖超、林彪等一百余人乘汽车到达西安。当时，延安及整个陕甘宁边区正处于紧急状态。

胡宗南已升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1943年2月，蒋介石亲自审定的《对陕北奸区作战计划》，指令有关部队“于现地掩蔽，作攻势防御”，俟机“转取攻势”时，“先迅速收复囊形地带”，进而“收复陕北地区”。胡宗南按此计划部署兵力。1943年5月2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公开宣布《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声言这是为了适应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便于各国共产党独立处理问题。5月26日，中共中央发表决定，完全同意解散共产国际。蒋介石密电胡宗南，称共产国际解散对共产党是沉重打击，命胡宗南乘此良机，闪击延安，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限6月底完成部署，行动绝对保密。胡宗南预定的进攻日期是7月9日，恰好是周恩来到达西安这一天。我及时将上述情况告知王石坚，他通过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密台迅报延安。7月4日，朱德明电胡宗南，内称：“自驾抵洛川，边境忽呈战争景象。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我兄已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弹粮运输，络绎于途，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当此抗战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必致兵连祸结，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而使日寇坐收渔利，陷国家民族于危亡之境，并极大妨碍英美苏各盟邦之作战任务。”收到这份电报，我送给胡宗南。他看了皱起眉头，说：“这一手，厉害。接着提出两个问题：是谁泄的密?这一仗打不打?”我已有思想准备，不改常态地说，应该查明是谁泄密。从朱德的电报看，“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可能由于“弹粮运输”有所暴露。“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是委座亲自掌握的绝密行动，胡先生只让西安有关人员和参战部队师长以上将领知道，绝不会“道路纷传”。一定有人泄密，透露给共产党。也许有共产党间谍混进来。不查清楚，不好向委座交代。

旋即得悉，延安方面通过多种渠道，将朱德的电报广为宣传。胡宗南召集参谋长等有关人员开会，提出“这一仗打不打”的问题。有人主张照打，理由是：委座对“共党”的研判完全正确，不应坐失良机，加之陕北兵力空虚，正规部队只有三五九旅一个旅，连年开荒，已失战力。出动五个军，可迅速歼敌，完成任务。有人则主张暂缓。胡宗南作结论。他说：委座原定闪击、偷袭，不料“共党”采取非正规手段，利用朱德电报大肆张扬……共党早就宣传国军不抗日，只有他们抗日。此时我们进军陕北，将给共党口实，损害委座声誉，美国可能转而支持共党。我们只能停止行动，恢复原态势。他让参谋长据此起草给蒋介石的电报，他核发时，还参照我的意见，作了些修改。

7月7日，蒋介石电复胡宗南，同意。7月8日，胡宗南下令收兵。他获悉周恩来等即将到达西安，准备在小雁塔安排酒会，招待周恩来。他从西安黄埔六期以上将级军官中选了30人，各偕夫人出席作陪，对周恩来以师礼相待，制造友好气氛，多敬酒，最好把周灌醉。

招待酒会于7月10日下午举行。胡宗南要我乘坐他的专用汽车，代表他去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迎接周恩来。周恩来问我：贵姓?我通报了姓名，他紧握一下我的手，领我向门口走，我轻声用英语说：请小心，提防被灌醉。车到小雁塔。胡宗南在会场外等候，向周恩来敬礼，陪周恩来进会场。

周恩来同胡宗南交谈，提出他想了解的问题。王超凡在致欢迎辞时说：在座的黄埔同志先敬周先生三杯酒，欢迎周先生光临西安。请周先生和我们一起，祝领导全国抗战的蒋委员长身体健康，请干第一杯。周恩来举杯起立，他微笑着说：全国抗战的基础是国共两党的合作。蒋委员长是国民党的总裁，为了表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诚意，我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愿意为蒋委员长的健康干杯。各位都是国民党党员，也请各位为毛泽东主席的健康干杯！胡宗南愣了。王超凡和其他作陪者不知所措。周恩来举目四顾，仍然微笑着说：看来各位有为难之处，我不强人所难，这杯敬酒免了罢。他放下酒杯，继续泰然自若地同胡宗南谈话。隔一会儿，十几位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夫人举杯走向周恩来。其中一位说：我们都知道周先生在黄埔军校倡导黄埔精神。为了发扬黄埔精神，我们每人向周先生敬一杯。周恩来风趣地说：我倡导的黄埔精神是什么?谁答得对，我就同谁干杯。她们顿时张口结舌。胡宗南忙说：今天只叙旧谊，不谈政治。周恩来继续和胡宗南谈，既谈政治，又谈军事。接着，十几位将军排成一行，举杯向周恩来走来。领头的说：当年我们在黄埔军校学习，周先生是政治部主任，同我们有师生之谊。作为周先生的弟子，我们每人向老师敬一杯。周恩来说：胡副长官讲，今天不谈政治。这位将军提到我当过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政治部主任不能不谈政治，请问胡副长官：这杯酒该喝不该喝?胡宗南说：他们都是军人，没有政治头脑，酒让他们喝，算是罚酒。他们遵命干杯。不久，又一批夫人走来。有一位说：我们久仰周夫人，我们各敬周夫人一杯酒，表示对她的敬意，祝她康复，回延安一路顺风。我们请求周先生代周夫人分别和我们干一杯。周先生一向尊重妇女，一定会尊重我们的请求。周恩来严肃地说：前几年，延安人民连小米都吃不上。经过自力更生，发展生产，日子比过去好，仍然很艰难。如果让邓颖超同志喝这样好的酒，她会感到于心不安。我尊重妇女，也尊重邓颖超同志的心情。请各位喝酒，我代她喝茶。我们彼此都尊重。他举茶杯碰她们的酒杯，她们喝了酒，他喝了茶。

告辞时，周恩来举杯说：感谢胡副长官盛情款待。我昨天到西安，看到朱德总司令7月4日给胡副长官的电报。里头说，胡副长官已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今天我问胡副长官，这是怎么回事?胡副长官告诉我，那都是谣传。胡副长官说，他没有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意图，他指挥的部队不会采取这样的行动。我听了很高兴，我相信，大家听了都会很高兴。我借这个机会，向胡副长官，向各位将军和夫人，敬一杯酒。希望我们一起努力，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打败日本侵略者，收复南京、上海;收复北平、天津;收复东三省;收复所有被日寇侵占的中国的山河土地，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独立、自由、幸福的强大国家！同意的，请干杯;不同意的，不勉强。说完，他一饮而尽。胡宗南也一饮而尽，所有作陪的人都跟着干了杯。

胡宗南陪周恩来走向他的专车，对周恩来说：我让熊秘书代表我接周先生，也让他代表我送周先生。我上车，坐在周恩来的左侧。途中，周恩来说：刚才我告诉胡副长官，送他延安出版的书报杂志，到七贤庄就让他们找一些，请熊秘书等一会儿，顺便带给胡副长官。他朝司机的背影看着，用左手握一下我的右手。我明白，他有话同我谈。周恩来同我密谈一刻钟，再次紧握我手，说：这几年，你辛苦了。我禁不住流泪。他柔声说：要忍住。我懂得这一语双关。周恩来看看手表，说：有些事要问你，不能超过一刻钟。他问：蒋胡会不会进攻边区?我说：要看全局。1939年蒋介石让胡宗南移驻西安，镇守大西北，给他十六字战略方针：“东御日寇，北制共匪，西防苏俄，内慑回马。”重轻次序是东、北、西、内。苏德战争爆发，去年盛世才投蒋，胡部第三集团军将从甘肃河西进新疆，暂无西顾之忧，其他三方未变。胡宗南想扩军，但国统区缩小，法币贬值，兵源、粮源、财源都缺，扩军办不到。这次蒋介石利用共产国际解散，想改“制”为“剿”，但不敢明目张胆，命胡宗南偷袭闪击，计划已定，大部队尚未就位。朱总发电揭露，“日寇渔利”“妨碍盟邦”两句击中要害，蒋介石、胡宗南只好收兵、否认。这次搞不成，以后更困难。不是不想，是力所不及，势所不能，方针仍会回到“制”。

周恩来问：胡反共坚决不坚决?我说：胡宗南受蒋介石重用，有知遇之恩，基于本身利害，对蒋介石效忠、服从。蒋介石抗日，他拥护;蒋介石反共，他追随。对边区，他构筑了1300里的封锁线，盘查甚紧，多方同我们争夺青年。他同戴笠关系极密，可指挥军统，并自建特务机构，侦察、破坏我党。他在西安设劳动营，关押共产党员、“嫌疑犯”及异己分子，还利用叛徒、托派办反共刊物。但他也有另一面，你1936年9月1日给他的信，他珍藏着，给我看过，对“兄以剿共成名，私心则以兄尚未成民族英雄为憾”很感慨;他反对降日，痛恨汪精卫之流，仍常函候张学良。他要我起草“精神讲话”，着重要求做“革命军人”，鼓舞抗日斗志，强调民族气节，反对贪污腐化，反共调子不突出。这次蒋介石命他闪击边区，虽事机败露，他也可蛮干;但他权衡利害，主动请蒋介石准予罢兵。他的两面性很明显，既想抗日，又要反共。根据形势和所负任务，他在军事上仍将把“东御日寇”放在第一位，“北制共匪”放在第二位。

周恩来看看手表，说：前年蒋南翔回延安，我让他向陈云详细汇报你的情况，我还要向中央主要领导同志讲。你身在虎穴，岗位重要，怎么工作，不需我多讲，我只提几句：对党要忠诚，对敌要狡猾;有所为，有所不为：抓大不抓小，注意战略动向，主要着眼保卫党中央。周恩来又紧握我的手，摇了摇，说：我不送你，胜利后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