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情报生涯 —— 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

有惊无险的插曲

周恩来命我到南京面谈

胡宗南回西安不久，蒋介石晋升他为上将，颁发胜利勋章。他兴高采烈，对我说，决定保荐我去美国留学，要我做准备。中央主管负责人要陈忠经、申健和我继续隐匿党员面目，先去美国留学，回国后的任务届时再说。

1946年4月11日，蒋介石密令胡宗南，决定用5天时间围歼中原解放军李先念部，5月4日发起进攻，5月9日结束战斗。我迅即通知王石坚。后王石坚告我，周恩来先期向马歇尔、徐永昌揭露这一阴谋，予以制止。王石坚说，周恩来一向重视情报，最善于运用情报。5月18日，胡宗南向蒋介石提出《攻略陕北作战计划》，要采取“犁庭扫穴”、直捣延安的闪击行动。我照例迅告王石坚。过了几天，我又告王石坚，蒋介石命胡宗南“暂缓”。我同时告王石坚，我定于6月5日乘班机飞南京，洽办留美手续。5月下旬，王石坚对我说：中央对胡宗南密谋偷袭陕北的计划很重视，现在到了关键时刻，来往电报讲不清楚，周副主席要在你到南京后同你面谈，有人会到你家，对你说“胡公找你”，你就跟他走。——“胡公”是周恩来的代号。

6月10日上午，童小鹏到家里来找我。童小鹏1930年6月参加红军并入党，长征到达陕北后曾任毛泽东的秘书。1936年西安事变后长期跟随周恩来负责秘书兼机要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总理办公室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他说胡公找我要我跟他走。他陪我去梅园新村30号——中共代表团驻地。他说，“秘密线上”的人从来不去那里。有一辆小轿车开来，他要我上车后很自然地躺卧后座，用巴拿马帽盖着脸。汽车开到代表团会客室前，下车时，我向西看，看见院子里有几人正在打排球，其中有一位是清华同学——宋平，他是山东莒县人。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任南京中共代表团周恩来的政治秘书。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中共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

我走进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的会客室，董老迎上来，一面同我握手，一面说：真是光阴似箭，一晃就是八年半。他告诉我，恩来同志很快就回来。他关上门，拉着我坐在沙发上。他说：我一不小心出了事故。7日，我坐马歇尔的专机去延安，研究东北停战问题，前天开了一夜的会，一直开到昨天上午去机场。我没有穿外衣，把小本子放在贴身衬衣的口袋里。我在专机上躺一会儿，一睡就睡得很死。下了飞机，回到梅园新村，发现小本子不见了，肯定是在我睡着的时候颠了出来，溜到马歇尔专机机舱里。小本子上记了几件无关重要的事，唯一重要的是你在南京的住址。按照秘密工作的做法，本来应该记在脑子里，我一时粗心，写在小本子上，还写了一个“熊”，匆匆忙忙下飞机，也没有注意检查，造成严重事故。我已经打电报报告中央，作了初步检讨，请求处分。

我顿时感到震撼，倒不是由于他丢了小本子，而是由于他对这件只有自己一人知道的事，毫不规避，如实报告中央，还作检讨，请求处分。更使我想象不到的是，他是中央最高领导人之一，竟向我这个普通党员和盘托出。他的真挚坦诚的态度和伟大崇高的品德深深震撼了我。我激动地说：请周副主席放心，这是一件小事，我能够应付。万一出问题，也没有什么了我从宣誓入党时起就准备随时牺牲。周恩来庄重地说：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准备随时牺牲，党组织不应该让党员平白牺牲。这个事故是我造成的，我要承担责任，要尽一切努力来挽救，不能一误再误。周恩来说，昨天下午4点多，马歇尔让侍从副官来找我，当面送给我一份机密文件。他把一个用厚纸包装、火漆密封的小盒子交给我，打开一看，里面装的正是我丢掉的小本子。

周恩来说，马歇尔必然让他的亲信把小本子记的内容照了相。这样，你就暴露了。秘密党员一暴露，通常就得撤走，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对你却不能采取通常办法。毛主席说过，你顶几个师。一下子撤掉几个师，我下不了这个决心。我和董老反复研究，马歇尔照了相，会怎么处理?一种可能是，美国现在偏向国民党，他可能送给国民党。要送，只会直接送给蒋介石。蒋介石看到后，一定派人抓你，这又会暴露马歇尔。也有第二种可能，马歇尔不送给蒋介石，免得因小失大。我和董老商量了很久，一致认为有这种可能性，但必须立足于最坏的情况。

周恩来让我在上海找到不引人注意的合适地方住几天，找个借口不出门，如发现我家或王石坚处有异常情况，我即到上海马思南路107号找王炳南，王炳南已作了准备，届时会把我安全地送到苏北解放区。如一切正常，就说明马歇尔未把照的相送给蒋介石，我就可回南京办留美手续。“失踪”太久不利，会使人生疑。办完手续后，还应去西安见胡宗南。董老补充说：恩来同志作了各种设想，同我商量了一个多钟头，最后想出这个办法，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恩来还不放心，问我这会不会有风险?我说他知己知彼，考虑周到，符合实际。周恩来说：既然找你来，就要问你几个问题。马歇尔、蒋介石会给我们留下缓冲时间，你在这里吃便饭，我们边吃边谈，像西方说的那样进行“工作午餐”。

用餐时，周恩来问我：日本投降以来，局部战争不断，你看蒋介石会不会发动全面内战?我列举所知的情况，指出蒋介石早就策划全面内战，军事部署已经完成。蒋介石判明苏联不会干预，确知美国将给予支持。蒋介石抢东北，夺华北，还都南京后，为巩固中枢，要向苏北、中原开刀，发动全面内战为期不远，胡宗南进攻陕北将是最后一招。周恩来说，日本一投降，毛主席、党中央就做了应付全面内战的准备。蒋介石邀毛主席去重庆会谈，你和其他一些同志提供了蒋介石毫无诚意的情报，这和毛主席、党中央的判断相符。签订《双十协定》前后，没有摸清美国的底。我们很了解蒋介石，但不了解美国，我们缺少同美国打交道的经验，以为美国愿做“和事佬”。我们对美国本质的认识，远远不如对蒋介石、国民党本质的认识那样清楚。现在看来，美国从抗战期间的“扶蒋拥共”，转到日本投降以后的“扶蒋压共”，又逐渐转到“扶蒋灭共”。美蒋利用和谈掩盖内战。我们不主动放弃和谈旗帜，同时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已有准备。现在要进一步准备蒋介石在美支持下发动全面内战以后怎样打垮他。

我想直接回西安，不去美国留学。全面内战就要开始，胡宗南进攻陕北只是迟早的问题，我留下来还可以继续起点作用，对党有利。周恩来说，胡宗南保荐你去美国留学，中央也同意，你怎么好说不去?去美国留学，许多人都求之不得，你不求而得，自愿放弃，不合常情，可能还会引起胡宗南的怀疑。我刚才讲，我们对美国了解不多，同美国打交道缺少经验。现在我们没有条件派自己的同志去美国留学，胡宗南代我们“培养”你，得益的是我们。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结局肯定是惨败。如果战争时间长，你回国以后在国民党可以提高地位，更有利于做情报工作。如果战争时间短，你回国以后可以做新中国的外交工作。如果胡宗南主动留下你，你就继续做现在的工作，但你自己绝不要提出不去美国。当前的问题不是这个，而是怎样解决我丢了小本子可能带来的问题，闯过这一关。

临别时，周恩来说，1943年我在西安同你说过，胜利以后再见。今天我重复一遍，胜利以后再见。董老说，我看不是重复，那次说的胜利是抗日战争的胜利，今天说的胜利是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我也说一句：胜利以后再见。

照周恩来的指示做

照周恩来指示，我在上海躲了十来天，接到谌筱华的信，内写“王兄康泰，阁府安祥”。这表明一切如常。我回南京办留美手续，在留美手续办好后，应该去看看胡宗南。我于10月初飞到西安。胡宗南对我态度未变，但他的境况大变。一方面，李先念率部突围后，7月初进入陕西，胡宗南派兵堵截围剿，历时两月，以失败告终;另一方面，蒋介石命胡宗南于7月上旬派主力部队整编第一军渡河到山西打通同蒲路北段，遭到解放军痛击。9月下旬，胡宗南赖以起家的第一师改成的整编第一旅中伏被歼，旅长黄正成被俘，使胡宗南大大丢脸。我回西安后，胡宗南正焦思苦虑，力图摆脱困境。10月中旬，他再次向蒋介石提出突袭延安、侵占陕北的作战计划。蒋介石又复电暂缓，命他继续打通同蒲路，攻取长治，与阎锡山的晋军夹击刘伯承率领的解放军。我将这一情况告知王石坚。不久，王石坚对我说，中央对此很重视，延安将进行疏散。11月下旬，胡宗南为我饯行，希望我在美国早点获得学位。我又回到南京。我以为周恩来给我的“特殊任务”至此告一段落，想不到没过多久又有下文。

保卫党中央的情报战

胡宗南：“要比共产党还革命”

1947年1月初，我和谌筱华结婚，证婚人是蒋经国。我和筱华于2月22日去杭州游览。3月1日近午，一个姓王的保密局特务找我，他说收到毛人凤密电，胡长官到南京了，急于见我。3月2日晨，到了下关车站，徐处长领我到胡宗南的临时办公室。胡宗南一见我就说：推迟三个月。要打延安了。打完这一仗，你再走。2月28日蒋总裁急电胡先生来南京，总裁说，美苏英法四国外长内定3月10日在莫斯科开会，已经获得确实情报，马歇尔、莫洛托夫又要重新提出中国问题。总裁当机立断，命令胡先生直捣共产党的老巢延安，选在3月10日四国外长开会的这一天发起进攻。总裁训示，现在剿共，仍要“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胡宗南马上想到把我请回来。胡宗南说，军事进攻和政治进攻同时进行，先准备好传单、布告、宣传品，着重准备一份告陕北民众书，提出施政纲领，“要比共产党还革命”。胡宗南递给我一个公文包，要我倒锁房门，根据公文包里的文件，画一份草图，中午交给他，供总裁参阅，打开公文包，里面装着两份绝密文件，一是蒋介石核准的攻略延安方案;一是陕北共军兵力配置情况，——不用说，我照抄不误。胡宗南对我画的草图表示满意，他要我着手抓“七分政治”，首先起草施政纲领。他说，不用“收复”、“光复”，那不是革命的字眼，要用“解放”，这才是革命的字眼。

胡宗南要我随他回西安后再办三件事：第一，为他置备一架最好的收音机，他每天要亲自收听延安电台的广播;第二，指定几人专事全文抄收新华社播发的关于陕北战况的消息和评论，全部送他阅;第三，由我随带《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精忠说岳传》等小说。我问，带这些干什么?他说，他下达作战命令后，由军、师、旅长执行，由幕僚人员监核，他只需等着看捷报。我想起周恩来在梅园新村对我说的话：如果胡宗南主动留下你，你就继续做现在的工作，你自己绝不要提出不去美国。——尽管胡宗南欲表现出大将风度，但面对蒋介石“又怕又恨又佩服”的周恩来，他毕竟难以匹敌。

毛泽东、周恩来事先获悉蒋、胡进攻延安计划

3月2日晚，胡宗南外出。我倒锁房门，细阅攻略延安方案抄件。我细阅后记在脑中，将抄件焚毁，余烬投入抽水马桶冲掉。我找盛文“聊天”。我问他：这次进攻延安，计划周密，我看很快会成功，为什么胡先生让我推迟三个月再出国，难道这一仗要打这样久?盛文苦笑一下，他说，总裁规定这次行动的战略任务是迅速夺取延安，于延安附近包围歼灭陕北共军主力。两个兵团以优势兵力钳形夹击，迅速夺取延安的任务可以完成。但共军惯于运动战、游击战，如陕北共军不以主力守延安，要完成歼灭的任务不是短期的事，三个月能否办到，还很难说。

3月3日上午，我随胡宗南、盛文坐专机回到西安。当晚到王石坚家。我详细讲了以胡宗南进攻延安作战计划及有关情况。我还告他，胡宗南为了保密，决定待部队集结完毕后再下达作战命令，他的军、师、旅长现在还蒙在鼓里。王石坚说：这些情况非常重要，他即报延安。不久，胡宗南获悉整二十九军匆忙从陇东开往洛川途中，被共军阻击，整四十八旅旅长在西华池阵亡;整一军匆忙从山西开往宜川途中，整九十师师长在河津翻车折断右腿。

3月7日，我又找王石坚，告以蒋介石密电胡宗南，进攻日期推迟三天，因美军驻延安军事观察组尚待撤离，但仍命胡宗南在莫斯科会议期间迅速夺取延安，歼灭陕北共军主力。王石坚说：延安来电，已将胡宗南进攻延安作战计划呈报毛主席、周副主席，认为很及时、很得用，想不到你会回来，取得意外收获。我说：我也想不到我会回来，胡宗南更想不到他会通过我再一次向我党中央“送礼”。

3月8日晚，胡宗南秘密离开西安，先乘火车专列到同官(今铜川)，他和我及一名卫士都换上普通士兵的灰布棉军服，于晨光熹微时，9日到洛川后，我按时打开收音机，同胡宗南一起收听延安电台新闻广播。这次广播的内容是3月8日下午4时“延安各界保卫边区、保卫延安动员大会”的新闻。在胡宗南的催促下，工作人员送来与这次大会有关的五则“新华社延安9日电”的抄录油印件，包括大会综合消息。胡宗南让我同他一起看了周恩来和朱德的讲话全文，他认为，从周恩来和朱德的讲话看，共产党毫无准备，和平观念很深，事到临头，开个动员大会也扭转不过来，只剩下几天，来不及坚壁清野，谈不上长期作战。他要攻敌无备，乘虚闪击突袭，迅速拿下延安。

3月10日晚，胡宗南召集整一军及整二十九军的军、师、旅长开会，先举行宣布军官任命的仪式，任命我为机要秘书。随后，他指授蒋介石核准的攻略延安方案，下达作战令，命各军、师、旅并转命所属团、营、连，于3月13日拂晓攻击前进。下达作战命令后，胡宗南果真如他所说，“闲情逸致”起来。然而，保密局给胡宗南配备最新的侦测无限电台方向位置的设备及操作人员，连日侦测，发现山西兴县无线电台最多，由此判断中共首脑部在兴县。并继续侦测判明陕北共产党各级指挥部的位置。

上述新知情况很重要，关系中央安危，但我不能去西安面告王石坚。我只得违反秘密工作常例，白纸黑字写在纸上，封入信封，上写王石坚代名，另写一信给潘裕然，请他对附信勿拆，迅交。然后一并装进第一战区司令部长官专用信封，封好后，上写西安西大街“研究书店”潘裕然经理亲收。潘裕然是服务团旧友，受过胡宗南的政治“培训”，以文职人员获上校军衔，与王石坚有自然联系，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情报工作人员，但知他诚实可靠，他父亲潘家洵是北大名教授，他与陕西省主席祝绍周有亲戚关系。胡宗南部的机要交通员常乘吉普车来往西安、洛川，传送书面文件。我同他们都很熟，他们对我交办事项一向奉命唯谨，我面嘱亲交潘裕然并索收条。虽知也有风险，中间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有可能掉脑袋，但这是我所能采取的唯一办法。